1946年，鲁迅先生辞世的第十年。一封跨越海峡的信函，预示着五四精神的火种即将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播撒。
这是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给老友许寿裳的信：
“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
免试“上岸”，但绝不躺平
鲁迅、陈仪与许寿裳，三位因浙江官费留学而结缘于日本的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不仅共赴求知之旅，更缔结了跨越岁月的深厚友谊。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后，矢志去“日本化”的陈仪，自然而然想到了有丰富教育经验的挚友许寿裳，视其为引领台湾省编译馆参与“再中国化”重建的最佳人选。
与陈仪的官运亨通不同，性情孤介的许寿裳职场碰壁，正在为六口之家的生计愁苦。
“兄的待遇，每月合国币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九十元，住宅可供给。”
还是陈仪懂他。这第二封信，纾解了最现实的生计待遇问题，也唤醒了许寿裳沉寂已久的启蒙理想。
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飞抵台湾。在一个多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面向公众郑重阐述：
“台湾的教育，向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本馆的使命，就要供应这种需要的读物。”
这是对台湾省编译馆旨趣与工作设想的界定，更是对台湾教育革新与民族认同重建的一次重要呼吁。
小女儿许世玮后来回忆，父亲在任时勤勉不辍，夜晚仍频繁外出商议工作：
“有时回家时气鼓鼓地，脸色也不好看，我便知道工作不顺利。他在家里有时还发些牢骚，说人手不够，工作难做，编译馆内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动手，连贴邮票、发信都是自己干。”
遍寻星星之火以燎原
即便如此，许寿裳仍频繁向大陆的亲友“安利”台湾的种种美好。在他看来，光复之后的台湾是很宜居的，适合举家迁来定居。
“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
“米类、薪碳、水电、果物均廉。”
当然，还有他和挚友鲁迅的理想。许世玮在《忆先父许寿裳》一文中提及父亲来台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
为了远离当时大陆纷飞的战火，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李何林等大陆文人应邀纷至沓来。同时，许寿裳邀请台湾本土学者杨云萍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短短10个月，台湾省编译馆印行图书20多种，正在计划进行中的出版稿件则多达三百多万字。
同时，许寿裳始终为宣扬鲁迅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奔走，他的5回演讲中有2回关于鲁迅，37篇著作中有16篇关于鲁迅；1947年“二二八事件”直接波及到编译馆的正常运作，许寿裳有感而发：“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荼毒全部肃清……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意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
斯人已逝，炬火永续
1947年5月16日，随着陈仪的”人走茶凉”，政府一声令下，编译馆随即被裁撤。职务遭罢免后，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之邀出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尽心擘划系务，又与台静农、李霁野、李何林等一众故友潜心投入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
但象牙塔也并没有挡住外界的风刀霜剑。许寿裳于次年遭遇不明歹徒的暴行，身死台北的寓所，留下一个至今仍真相未明的悬案，和文化重建的未竟之业。白色恐怖之下，同仁相继离散。1948年夏，台静农临危受命，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一职。
“阿里苍苍，对学府之讲堂；登峰造极，日知月无忘。不倦不厌，教学相得彰；光被大众，充塞乎八荒。”如许寿裳为台湾大学撰写的首篇校歌歌词所愿，台静农与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在两岸分隔的苍茫岁月里并肩而立，坚守台湾的自由灯塔，培育文化新苗，悄然延续着鲁迅与许寿裳的进步火种。
六集人文纪录片
《两岸家书》第三集
半百青春不留白
来源：东南卫视、海博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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