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地名的追根寻源与正本清源|东南|丰台|地名志|村名|聚落|顺天府志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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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明清部分文献尤其是今人编辑的地名志中，关于北京丰台区花园村、高立庄、分钟寺、凤凰嘴、玉泉营、鹅凤营、看丹村、野各庄、怪村、丰台等地名的语源问题，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解说。依据元明以来的地方志、古地图、墓志、诗文集以及实地调查资料，借助于文献追踪、地图对照、地理考察、语言分析以及综合研究等途径，对上述地名的语词来源与变迁过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追寻和纠谬。

关键词：北京地名；丰台；语源

经历了漫长岁月沿用至今的地名，在当代被视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地名保护的前提之一，就是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范要求，切实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消除以往由于文献记载缺失或理解错误所造成的以讹传讹，这就是地名的追根寻源与正本清源。这项工作对于深入挖掘、准确判定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制定符合实际的保护方案，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我们在从事丰台区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的过程中，广泛进行了追寻和清理地名语源的研究，纠正了多种文献的相关错误。这个过程涉及的几类典型问题以及我们选择的解决方法，对于其它地区的同类研究不无参考意义。

一

文献追踪：寻找地名语源的基本途径

追溯地名的起源和变迁，除了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外，最可靠的依据无疑是各类文字材料。考古发掘提供的线索，对于乡村小地名显得更为重要。1985年在永定门外西罗园出土的《唐陶氏夫人墓志》，记载墓主在大和元年（827）“葬于会川乡从善村”；永定门外邓村出土的《唐敬延祚墓志》，注明中和三年（883）二月十一日“葬于蓟县界会川乡邓村里之原”。它们不仅证实了两地在唐代的聚落名称以及由县、乡、里、村构成的地方区划系统，还显示出“邓村”之名迄今至少已沿用了一千一百多年。同样地，辨析地名语源的谬误也要以尽可能丰富的文献作为基本的途径。

丰台南苑乡的“花园”，1980年之前称作“花园村”。明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称：“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曰廉园。花园村之名起此”。野云廉公即元代名臣廉希宪，字善甫，号野云。在“廉园”之外，他还有更著名的园林“万柳堂”。但是，自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直至当代的多种文献都把二者误作一处，将“万柳堂”定位在“廉园”即今丰台区“花园村”一带，1991年还在附近派生命名了“万柳园”、“万柳桥”。实际上，《长安客话》在前后相接的“钓鱼台”与“万柳堂”两条中早已明确指出：“平则门外迤南十里花园村，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时，郡人王郁隐此，作台池上，假钓为乐。至今人呼其地为钓鱼台”；“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由此证实，廉希宪的万柳堂位于今海淀区玉渊潭西北侧的西钓鱼台一带，附近至今仍在的“花园村”与时人赞誉“号为京城第一，名花几万本”的“廉园”无关，两个“花园村”也不能混为一谈。

花乡西南的“高立庄”，《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以下简称《地名志》）称，该村在遭受瘟疫、灾害后“逐渐搬到村西高地，易名高立庄”。但是，明嘉靖年间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已经记录了“俱坐在新城外”即全部位于南城之外的“高丽庄”等村落，古今地名对应的地点完全一致。我们注意到，北京顺义西北有“高丽营”，因为唐代内徙的高丽人在此定居而得名。丰台这个“高丽庄”的语源，在元代苏天爵《元故亚中大夫河南府路总管韩公神道碑铭并序》中找到了直接证据。韩永，字贞甫，是居住在元大都的高丽人，曾担任宫廷侍卫与河南府路总管等职，“复号至元之二年三月壬申，······韩公以疾终于洛阳官舍，享年五十有二。是岁五月戊申，载其丧归。七月己酉，葬宛平县高丽庄之原”。所谓“复号至元之二年”，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再次采用“至元”年号的元顺帝至元二年，即公元1336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高丽人韩永去世后，从洛阳运到“宛平县高丽庄”安葬，表明这个地方此前已称“高丽庄”，而且显然是因为高丽人在此聚居而得名。这样，我们可以说，历史上作为高丽人聚居之地的“高丽庄”，至少在元代已经形成并如此命名，《地名志》关于“高立庄”语源的叙述则是误信传说或望文生义。

二

地图对照：清理沿革过程的可靠依据

地图是一定时期的地名总登记处，不论是近现代精确测量的地图还是历史上精度较差的示意性地图，在清理地名的沿革过程、解决地名定位问题时，都是弥足珍贵的可靠依据。

谐音改换地名用字，通常会掩盖其真实语源，有时甚至引起一连串的误解。位于永定门东南的南苑乡“分中寺”（或作“分钟寺”），《地名志》称“因地处分中寺而得名，······原有寺庙名‘粉妆寺’。清代皇帝到南苑狩猎，帝后及妃等随行在此休息，梳洗打扮，故名‘粉妆寺’，后取其谐音为分中寺”。且不说后妃是否会跟随皇帝打猎或中途“梳洗打扮”，由永定门到南苑也绝无舍弃直行却绕道东南之理，寺名中既无地理特点又无佛家色彩的“粉妆”二字也俗气得令人怀疑。遍查清代与民国的多种文献，都不见关于“分钟寺”的只言片语。

（光绪）《顺天府志》第2册所附《大兴县图》上，“北小红门”与“张家庄”以北、“四道口”与“枣林儿”以西，有村落称“坟庄子”；在1947年刊行的《北平市城郊地图》上，同一位置的村落已注记为“分钟寺”，与当今地图上的名称、定位完全吻合。这个过程启示我们：（1）“分钟寺”是地名用字谐音变换的结果，其间应当存在着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坟庄子→粉妆寺→分钟寺”，即“fén zhuāng zi→fěn zhuāng sì→fēn zhōng sì”的演变过程，推进这种演变的是大众的约定俗成。（2）源于看坟人居住之地的“坟庄子”既不雅观又显得晦气重重，自然会影响本地居民的心理状态。地名用字的谐音变换，反映了他们对地名语词含义及其感情色彩的关注，所谓“粉妆寺”的说法应当就是这个时期刻意杜撰的。（3）谐音变换后的“分钟寺”，容易使习惯了“顾名思义”的后来者以为它派生于某一寺院之名，《地名志》就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出现了错误。（4）从（光绪）《顺天府志》的“坟庄子”到《北平市城郊地图》上的“分钟寺”，这个转变过程显然发生在民国年间。

三

地理考察：探索地名语源的重要臂助

在以文献资料和语言分析为主的前提下，考察地名所指区域的地理环境并进行历史地理的追溯，往往可以成为探索地名语源的重要臂助。关于卢沟桥乡“凤凰嘴”名称起源的研究，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案例。

由于考古学界证实凤凰嘴一带是金中都的西南角，《地名志》于是写道：“凤凰嘴金代成村。古金中都城西南角设有便门，称凤凰嘴，以后即以凤凰嘴为村名”。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金中都西南角开过一座便门，自然也不存在以“凤凰嘴”为名的事情。考古工作者以今天的“凤凰嘴”定位金代城墙，并不等于它在金代就已存在，这是无须讨论的常识。记载明清宛平县众多村落的《宛平县志》和（光绪）《顺天府志》等从未提到“凤凰嘴”，直到民国《北平市城郊地图》才标出了它。考虑到村落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资料调查与地图制作的缓慢、民国历时比较短暂等因素，“凤凰嘴”形成与命名的年代应在清朝后期，并且由于规模较小而未能载入文献之中。

从“凤凰嘴”的语词含义分析，当地应有某种总体轮廓像凤凰的地物，而村落恰好位于这只凤凰的嘴部附近，这样才能以“凤凰嘴”作为村名。考察村落的地理环境，有可能构成凤凰形态的地物只有河流水系。我们注意到，环绕凤凰嘴四周的“前泥洼”、“后泥洼”、“水头庄”、“柳村”、“万泉寺”等，都是在多水环境中形成的村落，历史上这里的泉水极为丰富。明《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引《图经志书》称：“百泉溪在宛平县西南十里旧城丽泽关南，平地有泉三十余穴，东南流入大兴县境，通柳河村”。《大明一统志》与此略有差异：“平地有泉十余穴，汇而成溪，东南流入柳村河”。除了泉水的数量不同之外，两部文献交待的众泉归宿完全一致，“柳河村”、“柳村河”分别是今天的“柳村”以及流经村北的凉水河的上游河段。明代的“百泉溪”，位于今水头庄、凤凰嘴、柳村一带，凤凰嘴以西约0.7公里的“水头庄”则是凉水河的发源地，而这些泉水至少在清代已有“凤泉”之称。《日下旧闻考》记载：“凉水河在宛平县南，由水头庄泉发源，东流入南苑内”；乾隆三十九年《御制凉水河作》：“凉水出凤泉，玉泉个别路。源出京西南，分流东南注······”。其下注释说：“凉水河出右安门西南凤泉，东流经万泉寺，分为二支······”。由此证明，水头庄一带的几十处泉水，最晚在乾隆时期已有“凤泉”之名。

经过地理环境的考察与地名语词含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由水头庄一带涌出的数十处泉水，在顺着地势向东南汇聚途中形成了一条条小溪。它们的宏观形态如同凤凰身上的一根根羽毛，而源头所有泉溪构成的图案看起来就像一只惟妙惟肖的凤凰，这些清泉因此获得了“凤泉”这个充满想像力的美称。众溪归一的位置凉水河的发端恰似这只凤凰向东南突出的嘴部，在它北侧形成的村落随之以这个形象的比喻命名为“凤凰嘴”。

四

语言分析：阐释音义变迁的必备工具

地名首先是语言的产物，文字则是记录语音、语义的载体。地名在充当社会交际的媒介时，语音是稳定性最强的要素，记录语音的用字往往只是求其大概，再加上汉语同音字众多的影响，同音或近音的异写就在所难免。倘若在较长时段内再发生递相转折，古今语音的相似性或许还比较明显，地名的写法就可能迥然不同。当文化程度和美学追求的提高使人们开始关注地名的语义和色彩时，通常趋向于从质朴直白变为雅致含蓄的依音改字，造成的地名异写更加多样化，原本能够通过字面反映出来的地理特点、社会背景也就大打折扣乃至踪影渺茫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文字的分析对于阐释地名音义及其变迁就显得越发重要。

花乡东北的玉泉营以泉水为名。元代迺贤《读金太祖武元皇帝平辽碑》题下注，该碑“在南城（引者按：即金中都旧城）丰宜门外”，其地相当于今右安门外菜户营以南。与他同时的宋褧《沙岱拜扫》称：“循宜泉桥北少东，一园内有金太祖武元皇帝碑”，这座桥梁显然在平辽碑西南不远。今天的菜户营以南一公里恰有“玉泉营”，民国年间曾有人到村西南拓写平辽碑，位置、地物、名称都与元代准确对应，足证“玉泉”是元代“宜泉”的一音之转。宋褧《寒食拜扫盘桓南城亲友家，书所闻见俚歌十首》注释又说：“宜泉地卑泥泞，四时不干”，显示出“宜泉”已是地片乃至聚落之名，“宜泉桥”或许派生于同名的聚落。从地名语音推断，“宜泉”转变为“玉泉”的年代应不晚于明朝。

卢沟桥乡东南的“鹅凤营”，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作“鸡鹅房”，《宛署杂记》亦称“县之西南，出彰义门曰鸡鹅坊”。“房”与“坊”是同音异写。明代此地是孵化鸡、鸭、鹅等家禽的作坊，这个悠久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80年以后。从“鸡鹅房”变为“鹅凤营”，大约发生在盛行谐音改字的清末民初时期。从语音和词义来看，“鹅凤”是“鹅房”的近音异写；省掉“鸡鹅房”的“鸡”（与明代“打靛厂”后被省为“靛厂”一样），把“房”字谐音转化为不知比“鸡”高贵多少倍的“凤”，符合求雅脱俗的社会心理；再补上由驻军营地渐变为村落通名之一的“营”，就完成了从“鸡鹅房”到“鹅凤营”的演化过程，而历史的痕迹依然不能完全抹掉。

花乡以西的“看丹村”，明《永乐大典》抄本《顺天府志》引洪武《图经志书》记载：桑乾河入宛平县境后“出卢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冲决漫散，遂分而为三”。从地名产生的一般规律看，“看丹口”应当源于“看丹村”，村落的形成与命名至少始于元代。在明代《宛署杂记》里，出现了三种读音相近的名称：（1）风台村（今丰台）“又二里曰看滩村”，大有把河滩风景一览无余的意味；（2）芦沟河“入宛平县境，出芦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派”；（3）“新圆通寺在堪滩村，正德二年宛人李光德等建”。在这三种地名用字中，足以引发人们对云霞灿烂、鲜花盛开等火红景象产生丰富遐想的“看丹”，逐渐取代了其它写实性的地名用字。《地名志》说“至清初已改称看丹”，比历史文献反映出的年代至少晚了300年以上。

五

综合研究：解决地名疑难的最佳手段

关于地名形成演变的追溯以及音、形、义诸要素的阐释，涉及语言、地理、历史等众多学科领域。地方志等各类文献的征引比较，不同年代多种地图的对照，民间传说与俗词源的合理解释，考古发掘实物的佐证等等，是经常被融会在一起的研究手段。由此形成的解决地名疑难的综合途径，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得最普遍也最有效。

王佐镇西南的“野各庄”，不见于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府志》、光绪十五年（1889）《良乡县志》以及1924年《良乡县志》专门叙述村落的各卷文字中，可见其规模之小、人口之少。它虽以北方常见的“×各庄”形式构成，但姓氏中却没有“野”字。不过，（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二》记载的良乡县桥梁，有“野谷庄桥，城北九里，亦名雅河桥”。桥名派生于旁边的村落，“野谷庄”无疑是“野各庄”的前身。尤为重要的是，在（光绪）《良乡县志》附图上有“野各庄”，1924年《良乡县志》所附《京兆良乡县地图》与1936年《河北省良乡县地方实际情况调查报告书》所附《良乡县新舆图》中，都注记为“小野漳”。1939年出版的《河北省良乡县事情》附图上标作“小野漳”，正文列出的却是“野各庄”；从文献、地图、语词音义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看到：（1）（光绪）《顺天府志》中的“野谷庄桥”，是目前所见涉及“野各庄”村落发展与名称变迁的最早史料，而“谷”与“各”都是用轻声读出、被弱化处理的“家”字的古音；（2）“野各庄”的形成与命名应在清末或更早一些，因其位于良乡县最北边界的荒野中，被周边的人们稍带戏谑地称之为“野各庄”；（3）由于村落的规模微不足道，尽管测绘人员必须把这个地物画在图上，地方志编纂者在文字描述方面却经常忽略它；（4）“野各庄”的“各”字在口语中常被弱化处理，急读时则被省略，当地方言又把地名中的“庄”读作zhāng或zhǎng，前面再冠以形容词“小”，因而产生了“小野漳”这个别名，大约在1949年之后统一为“野各庄”。（5）另一别名“掖骨庄”是“野谷庄”的同音异写，与之相关的“孟良盗骨”故事具有民间文学的价值。

王佐镇西南的“怪村”，以奇特的地名用字引人注目。《地名志》称：“原为仙坨村。村西原有小河从北向南流经，河中生长一种不知其名的紫色草，当地因以为怪，而有怪草之称，遂名怪草村，简称怪村”。但是，从“仙坨村”到“怪草村”或“怪村”，与地名语音在民众约定俗成中渐变的普遍规律完全不符；带有几分浪漫传奇色彩的“仙坨”，也绝无被“怪草”取代的道理。我们根据（光绪）《顺天府志》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良乡县志》，康熙三年（1664）与1928年纂修《房山县志》的记载，参考多种地图，辅以关于政区界线变迁的历史考察，研究证明：（1）在今“怪村”的位置上，原有良乡县“怪坨村”与房山县“仙坨村”，它们至少在明代后期就已出现，分属两县却仅以一条街道为界，形态上与一个村落并无不同。“坨”字或作“陀”、“它”，但三者的音义相同。（2）“怪坨村”与“仙坨村”在地理位置和地名语义上都彼此对称，命名依据可能出于某种民间传说或对地物形态的联想。当它们逐渐接近而被视为一个村落时，两个原名共有的“坨”（“陀”、“它”）字首先被省略，“怪”字又比语义相近的“仙”读音响亮、富于谐趣和独特性，导致人们在约定俗成中选择了从“怪坨村”简化而来的“怪村”。（3）从 1936年《良乡县新舆图》注记“怪陀村”推断，以“怪村”取代“怪陀村”和“仙坨村”，应在民国后期乃至1949年之后。

“丰台”的语源及其所指地点的变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清乾隆年间《日下旧闻考》列出了朱彝尊、朱昆田、乾隆帝的观点。朱彝尊推测以金中都的丰宜门和拜郊台得名；乾隆帝从丰台是京城养花之地、元人园亭众多出发，认为“丰盖取蕃庑之义，台则指亭台而言耳”。从地域命名和演变的一般规律考察，他们将两个不同类型的事物及其名称联系起来再造新名，既不合常规也过于牵强。朱彝尊之子朱昆田提出，丰台可能出于元代的“远风台之遗址”。尽管《日下旧闻考》称其“似俱涉傅会矣”，此说却最接近真实的词源。至于稍后的钱泳以为从拜郊台、丰宜门、远风台三者取名之说，由于他把金、元两朝的建筑混在一起作为命名依据，在地名语源与命名朝代上都显得笼统和杂乱，因此无需置评。

远风台的主人是元朝初期的官员韩通甫、韩君美兄弟。曾任监察御史等职的名臣王恽，至元十五年（1278）四月作《远风台记》，叙述了它的来龙去脉。将这篇文章描述的情形与现代地理对照，这座建筑在金中都丰宜门西南四五里，相当于今玉泉营以西、郑王坟到于家胡同一带。远风台作为士大夫游乐聚会的观景胜地与地理标志，为后来在附近形成的村落提供了命名的参照物。语词清新隽永的“远风台”一名，既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推崇，也在普通民众之间流布。《永乐大典》抄本《顺天府志》征引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说：“韩御史，先世禹城人，因乱及此，城南风台为之别墅，诸老有诗”。由此可以断定，至少在元朝末年，“远风台”已在一定场合下简化为“风台”。与此同时或稍晚些，“风台”已被更符合民众期盼丰盈或丰收心愿的“丰台”代替，这一点可以从明代墓志中得到证明。《锦衣卫千户安君墓志铭》记载，安顺在弘治九年（1496）“正月十八日葬大兴县东湖社丰台村”。2006年6月出土于葛家村附近的钦天监正李华的墓志，称其葬在“东湖社丰台村祖茔之次”。李华出生于永乐二十年（1422），其“祖茔”以及它在附近依傍的聚落，理应在元朝某个时候就存在。出土这块墓志的葛家村，在今于家胡同以西约3里、丰台以东约5里，初步显示出“丰台”所指的地域已经开始了由东向西、由点到面的迁移过程。万历年间《宛署杂记》里的“风台村”，位置已与今“丰台街道”即原“丰台镇”高度契合。在明末以后，“丰台”更多地是以泛指多个村落的区片名称出现。清康熙年间方苞称“丰台去京城十里而近”，他到达的“王氏园”在今王家胡同一带。乾隆年间吴长元说“丰台在右安门外十八里”，道光年间麟庆却说“丰台在右安门外八里，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这两处记载看似相差十里之远实际上却并不矛盾：前者应是就“丰台”这个地片离城最远的界线而言；后者与方苞所述的地点一样，是“丰台”所指范围内离城最近的距离，其间分布的“前后十八村”以“丰台”统称，表明它已从明代前期指代单个聚落扩展到泛指一个面积广大的区片。作为聚落的“丰台”长期处在同名地片的影响之下，清末兴修铁路之后，这里迅速崛起为交通枢纽，后来又成为“丰台镇”与“丰台区”的政府所在地。

丰台地名与其它地名一样，除了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使用之外，对于维系地域文脉、传承历史文化尤其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地名语义的解释，沿革过程的清理，历史文化价值的阐发，都必须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支撑，广泛进行地名的追根溯源与正本清源，纠正以往出现的谬误。文献追踪、地图对照、地理考察、语言分析以及将各种方法融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是各有功用又互为补充的通用方法，关于丰台地名的上述探索应不失其示例作用。

作者：孙冬虎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选稿：耿曈

编辑：宋柄燃

校对：贺雨婷

审订：耿曈

责编：王玉凤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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