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军智投稿,伊河生活整理】
我1970年入伍,1976年奉命到上海出差,出了上海火车站发现粮票不见了,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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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了4家饭店,答复都是没粮票不卖饭,当我正饥肠辘辘发愁时,一位老伯悄悄问我:你是外来的吧!
我看了一眼老伯,发现老人并没恶意,这时老伯接着又说:在上海没粮票是买不到饭吃的。你到老城隍庙即园商场那边,那里有私下卖粮票的,后来,我摸到了老城隍庙,买了粮票解决了吃饭问题。
作为一名从农村入伍的军人,尽管到部队当兵、提干当排长、干事已经5年了,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营区里,吃的是部队食堂饭,像这样深切体会粮票直接关系吃饭的,还是头一次。
新中国成立的第4个年头,我出生在中原一个小村庄,那时农村生产队人口并不多,作为小麦的主产区,庄稼完全靠天收,风调雨顺时,小麦产量就会高一点,遇上干旱就会减产。
即便是主产小麦,但那时的产量并不高(一亩地大约只有1百多斤),缴公粮后,再扣除当种子用的,大队所剩的小麦不多了,到过年时,按工分给各家各户分一点小麦,记得我们家经常吃的是二合一面(小麦面和玉米面,或小麦面和红薯面)做成的馒头。
那时因为在农村,农民不发粮票(我到部队以后才知道粮票),吃的用的,全靠一年的工分折换成粮食和少量的钱。
那时我太小,对钱和粮票的认识并不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年底生产队分红后,爷爷和父亲他们把发的粮食领回来后,然后关上门,在屋里数钱,那钱看着怪厚一摞,但大都是1毛2毛的小面额,1元2元甚至5元很少,数好钱后,爷爷就把钱用小毛巾包起来,放到箱底,这钱,平时没人敢动。
1969年我大哥结婚,婚前大哥想要一辆自行车,但当时我们家弄不来自行车票,爱面子的父亲出去借自行车票,但是,农村人家,谁家会有自行车票,父亲出去借了好几家,也没借来,为此,大哥还不高兴。
结婚那天,酒席是在我们家门前空地上办的,当时来的亲戚包括全村的人,一共坐了28桌,一看来这么多人吃饭,父亲红光满面,按照我们这一片的习俗,主家办事来的客人多,是这家人缘好的体现。
但到了晚上,客人都走了,父亲和大哥他们翻看着礼薄,两个姑、一个舅上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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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20元,村里人有的人家上3毛、5毛,上1元的不多,总共收到礼金173元5角1分,我当时听到礼金总数时纳闷,谁来上礼还上1分钱啊?
然而,让我们一家感到奇怪的是,在礼金后面,还收到了5斤的全国粮票,7斤的河南省粮票,许昌市的5斤粮票,当时我尽管已17岁了,但不清楚这些粮票往哪用?
后来回想这事自嘲地笑了,这也难怪,那时的我从没出过远门,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而且还是上午去上午回到家里,从没在外面吃过饭,自然不知道粮票的作用了。
但我知道当时其他票很有用处,布票、猪肉票、火柴票、鸡蛋票、肥皂票、自行车票......供销社就收这些票,没有布票,还真的买不到布;没有火柴票,人家就不卖你火柴。当时,弟弟在学校上学,他有盏煤油灯,我曾跑到供销社给他买过煤油,好像煤油没要票。
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前后40年的时间里,几代中国人经历过一个“票证时代”,涉及生产和生产领域的许多方面,购买时都需要相应的票证,道理和原因很简单,因为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偿还外债,那时的中国粮食不够吃,各类物资极度短缺。
但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上饭,各领域能正常运转,防止囤积居奇,搞乱生活和生活,同时也体现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国不得不实行票证制度,按计划发放票证。
1970年12月16日,我穿上绿军装到了部队,记得我到部队的第九天,新兵连司务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6元津贴,说实话,我看着手里4张1元、1张2元的钱,我愣了许久,心里也很激动,长这么大,我头一次拿这么多的钱,以前在家,我几乎见不到钱,即便父母让我去买盐,也只给2毛,剩余的钱回来我就上交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一天训练休息时,旁边一起训练的女兵聊天,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女兵说,她和家里写信,说到连队给她发6.75元津贴的事,我们是6元,她们为何比我们多7毛5呢?
新兵下连后的一天,司务长到县城军粮站去拉粮食,连队派我和另外2名战士一起出公差,帮助装卸粮食,接到任务我十分高兴,终于可以坐着军车上街了,而且,司务长说,军粮站在县城的西边,我们去军粮站,不仅要跑30多公里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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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还要从主街道从东往西,穿越整个县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看县城美景了……
在军粮站,我们跟在司务长的后面,他到一个窗口办买粮手续,意外地发现司务长手里的是军粮票,我这才知道,我们军人吃的粮食也是要粮票的,而且,司务长手里的军用粮票面额大的惊人,是一千斤,司务长说,他那里还有更大面额的。
后来我一想也对,部队伙食单位,至少是按连设置的,一个连队那么多的人,远比一个家庭人口多得多,如果面额还是5斤,那连队食堂买一次粮食往往按吨算,司务长还不得抱一摞军用粮票?
我们连是高炮连队,训练任务重,我作为1炮手,刻苦训练,后来,在全营一炮手实操比赛中,我深吸一口气,摇动水平方向机,炮身连转11圈(炮身转一圈是360度,虽然有液压助力传动,但炮身有几吨重,连续不间断旋转11圈,不经过艰苦的训练,没有练就非同一般的臂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凭这一条,我夺得了全团第一。
后来,我们连续三年参加军区高炮部队实弹打靶比武,我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1973年9月提干当排长,1975年调任团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
当时,我接到机关通知很纳闷,我是军事干部,为何到政治处当组织干事,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当排长时,团政治处主任到基层蹲点,他听到过我两次工作汇报,主任感到我汇报工作的思路清晰,口头表达能力也不错,尤其是他看到我写的汇报稿后,他对我们指导员说,你们这个凌排长素质还不错……
1976年4月,主任安排我到上海出差,临出门前,同事提醒,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差,钱和粮票可是一定要带好的,因此,出发前我专门领了10斤粮票(5公斤一张),我考虑当时我们军人的定量是每个月48斤,那一天就是1斤6两,我出差一个星期,这些票粮应该够用了。
然而,没想到我刚从上海火车站出来,却傻眼了。
原来,我出发时想到,钱和粮票不能放在一个口袋里,防备一起丢失,这也是同事提醒过的。
我出了上海火车站后,去了一次厕所,整理衣服时,有意摸装钱和粮票的口袋,发现钱还在,但装粮票的口袋却空空如也。
我连忙翻遍了所有口袋,依然一无所有,我当时头就有点懵,这粮票是在哪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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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自己穿着军装,小偷敢直接上手偷我的?但粮票确实就这样不见了。
此时已是中午12点了,早上在火车上我没吃饭,想着等下车后一起解决,此时肚子早已闹意见了,我顺着饭店较多的街道走着,看到一家饭店,我进去一问,一碗面条2两半粮票,一个馒头1两粮票,连一根油条也要半两粮票!我说有钱没粮票能吃饭吗,服务员说,对不起,没粮票吃不成饭。
我不相信,于是又换了一家,可是服务员说,吃饭必须要粮票。我一连进了4家饭店,家家都要粮票,此时,我的汗流了下来,在上海街头,有钱吃不成饭,别提有多尴尬了。
就在这时,旁边一位在树下休息的五、六十岁的老伯,看到我这个军人接连从几个饭店出来,样子有点沮丧,就已经猜到了八、九分。
老伯悄悄走过来对我说:你是外地来的吧,在上海,没粮票是买不到饭的!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老伯,老伯又说道,你可以到老城隍庙即园商场那边去看看,那里有私下卖粮票的,一斤1毛4,你少买几斤,够用就行,买多了会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的。我连忙谢过老伯,匆匆赶到老城隍庙。
然而,买粮票的过程,真像当年地下党接头,进入城隍庙前,我换了便装。一个卖粮票的看我这个陌生人东张西望,走过来悄悄问,要粮票不?我连忙点点头,随后,我们匆匆完成了交易。
我花了1元7毛钱,买了10斤上海粮票。离开城隍庙,我匆匆走到一家小饭店,要了一份在肉丝面,1毛4一碗,我三下五去二就解决了战斗。
有了这10斤粮票,总算解决了在上海的吃饭问题。
因为有了这次的切身体会,我之后对粮票极为重视,探亲的时候,我专门把积攒的28斤全国粮票留到了家里,以备不时之需。家里后来拿着这些粮票购买粮食,还买了油。
但没想到,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和开放搞活,一夜之间,粮票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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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了流通市场,至今我家的抽屉里,还有一百多公斤全国粮票。
粮票,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看到它,每一个过来人都会有太多的感慨,有的甚至更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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