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军智投稿，伊河生活整理】
我1970年入伍，1976年奉命到上海出差，出了上海火车站发现粮票不见了，我先
后进了4家饭店，答复都是没粮票不卖饭，当我正饥肠辘辘发愁时，一位老伯悄悄问我：你是外来的吧！
我看了一眼老伯，发现老人并没恶意，这时老伯接着又说：在上海没粮票是买不到饭吃的。你到老城隍庙即园商场那边，那里有私下卖粮票的，后来，我摸到了老城隍庙，买了粮票解决了吃饭问题。
作为一名从农村入伍的军人，尽管到部队当兵、提干当排长、干事已经5年了，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营区里，吃的是部队食堂饭，像这样深切体会粮票直接关系吃饭的，还是头一次。
新中国成立的第4个年头，我出生在中原一个小村庄，那时农村生产队人口并不多，作为小麦的主产区，庄稼完全靠天收，风调雨顺时，小麦产量就会高一点，遇上干旱就会减产。
即便是主产小麦，但那时的产量并不高（一亩地大约只有1百多斤），缴公粮后，再扣除当种子用的，大队所剩的小麦不多了，到过年时，按工分给各家各户分一点小麦，记得我们家经常吃的是二合一面（小麦面和玉米面，或小麦面和红薯面）做成的馒头。
那时因为在农村，农民不发粮票（我到部队以后才知道粮票），吃的用的，全靠一年的工分折换成粮食和少量的钱。
那时我太小，对钱和粮票的认识并不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年底生产队分红后，爷爷和父亲他们把发的粮食领回来后，然后关上门，在屋里数钱，那钱看着怪厚一摞，但大都是1毛2毛的小面额，1元2元甚至5元很少，数好钱后，爷爷就把钱用小毛巾包起来，放到箱底，这钱，平时没人敢动。
1969年我大哥结婚，婚前大哥想要一辆自行车，但当时我们家弄不来自行车票，爱面子的父亲出去借自行车票，但是，农村人家，谁家会有自行车票，父亲出去借了好几家，也没借来，为此，大哥还不高兴。
结婚那天，酒席是在我们家门前空地上办的，当时来的亲戚包括全村的人，一共坐了28桌，一看来这么多人吃饭，父亲红光满面，按照我们这一片的习俗，主家办事来的客人多，是这家人缘好的体现。
但到了晚上，客人都走了，父亲和大哥他们翻看着礼薄，两个姑、一个舅上的礼
都是20元，村里人有的人家上3毛、5毛，上1元的不多，总共收到礼金173元5角1分，我当时听到礼金总数时纳闷，谁来上礼还上1分钱啊？
然而，让我们一家感到奇怪的是，在礼金后面，还收到了5斤的全国粮票，7斤的河南省粮票，许昌市的5斤粮票，当时我尽管已17岁了，但不清楚这些粮票往哪用？
后来回想这事自嘲地笑了，这也难怪，那时的我从没出过远门，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而且还是上午去上午回到家里，从没在外面吃过饭，自然不知道粮票的作用了。
但我知道当时其他票很有用处，布票、猪肉票、火柴票、鸡蛋票、肥皂票、自行车票......供销社就收这些票，没有布票，还真的买不到布；没有火柴票，人家就不卖你火柴。当时，弟弟在学校上学，他有盏煤油灯，我曾跑到供销社给他买过煤油，好像煤油没要票。
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前后40年的时间里，几代中国人经历过一个“票证时代”，涉及生产和生产领域的许多方面，购买时都需要相应的票证，道理和原因很简单，因为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偿还外债，那时的中国粮食不够吃，各类物资极度短缺。
但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上饭，各领域能正常运转，防止囤积居奇，搞乱生活和生活，同时也体现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国不得不实行票证制度，按计划发放票证。
1970年12月16日，我穿上绿军装到了部队，记得我到部队的第九天，新兵连司务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6元津贴，说实话，我看着手里4张1元、1张2元的钱，我愣了许久，心里也很激动，长这么大，我头一次拿这么多的钱，以前在家，我几乎见不到钱，即便父母让我去买盐，也只给2毛，剩余的钱回来我就上交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一天训练休息时，旁边一起训练的女兵聊天，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女兵说，她和家里写信，说到连队给她发6.75元津贴的事，我们是6元，她们为何比我们多7毛5呢？
新兵下连后的一天，司务长到县城军粮站去拉粮食，连队派我和另外2名战士一起出公差，帮助装卸粮食，接到任务我十分高兴，终于可以坐着军车上街了，而且，司务长说，军粮站在县城的西边，我们去军粮站，不仅要跑30多公里的山
路，还要从主街道从东往西，穿越整个县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看县城美景了……
在军粮站，我们跟在司务长的后面，他到一个窗口办买粮手续，意外地发现司务长手里的是军粮票，我这才知道，我们军人吃的粮食也是要粮票的，而且，司务长手里的军用粮票面额大的惊人，是一千斤，司务长说，他那里还有更大面额的。
后来我一想也对，部队伙食单位，至少是按连设置的，一个连队那么多的人，远比一个家庭人口多得多，如果面额还是5斤，那连队食堂买一次粮食往往按吨算，司务长还不得抱一摞军用粮票？
我们连是高炮连队，训练任务重，我作为1炮手，刻苦训练，后来，在全营一炮手实操比赛中，我深吸一口气，摇动水平方向机，炮身连转11圈（炮身转一圈是360度，虽然有液压助力传动，但炮身有几吨重，连续不间断旋转11圈，不经过艰苦的训练，没有练就非同一般的臂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凭这一条，我夺得了全团第一。
后来，我们连续三年参加军区高炮部队实弹打靶比武，我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1973年9月提干当排长，1975年调任团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
当时，我接到机关通知很纳闷，我是军事干部，为何到政治处当组织干事，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当排长时，团政治处主任到基层蹲点，他听到过我两次工作汇报，主任感到我汇报工作的思路清晰，口头表达能力也不错，尤其是他看到我写的汇报稿后，他对我们指导员说，你们这个凌排长素质还不错……
1976年4月，主任安排我到上海出差，临出门前，同事提醒，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差，钱和粮票可是一定要带好的，因此，出发前我专门领了10斤粮票（5公斤一张），我考虑当时我们军人的定量是每个月48斤，那一天就是1斤6两，我出差一个星期，这些票粮应该够用了。
然而，没想到我刚从上海火车站出来，却傻眼了。
原来，我出发时想到，钱和粮票不能放在一个口袋里，防备一起丢失，这也是同事提醒过的。
我出了上海火车站后，去了一次厕所，整理衣服时，有意摸装钱和粮票的口袋，发现钱还在，但装粮票的口袋却空空如也。
我连忙翻遍了所有口袋，依然一无所有，我当时头就有点懵，这粮票是在哪丢的
呢，自己穿着军装，小偷敢直接上手偷我的？但粮票确实就这样不见了。
此时已是中午12点了，早上在火车上我没吃饭，想着等下车后一起解决，此时肚子早已闹意见了，我顺着饭店较多的街道走着，看到一家饭店，我进去一问，一碗面条2两半粮票，一个馒头1两粮票，连一根油条也要半两粮票！我说有钱没粮票能吃饭吗，服务员说，对不起，没粮票吃不成饭。
我不相信，于是又换了一家，可是服务员说，吃饭必须要粮票。我一连进了4家饭店，家家都要粮票，此时，我的汗流了下来，在上海街头，有钱吃不成饭，别提有多尴尬了。
就在这时，旁边一位在树下休息的五、六十岁的老伯，看到我这个军人接连从几个饭店出来，样子有点沮丧，就已经猜到了八、九分。
老伯悄悄走过来对我说：你是外地来的吧，在上海，没粮票是买不到饭的！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老伯，老伯又说道，你可以到老城隍庙即园商场那边去看看，那里有私下卖粮票的，一斤1毛4，你少买几斤，够用就行，买多了会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的。我连忙谢过老伯，匆匆赶到老城隍庙。
然而，买粮票的过程，真像当年地下党接头，进入城隍庙前，我换了便装。一个卖粮票的看我这个陌生人东张西望，走过来悄悄问，要粮票不？我连忙点点头，随后，我们匆匆完成了交易。
我花了1元7毛钱，买了10斤上海粮票。离开城隍庙，我匆匆走到一家小饭店，要了一份在肉丝面，1毛4一碗，我三下五去二就解决了战斗。
有了这10斤粮票，总算解决了在上海的吃饭问题。
因为有了这次的切身体会，我之后对粮票极为重视，探亲的时候，我专门把积攒的28斤全国粮票留到了家里，以备不时之需。家里后来拿着这些粮票购买粮食，还买了油。
但没想到，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和开放搞活，一夜之间，粮票竟然
退出了流通市场，至今我家的抽屉里，还有一百多公斤全国粮票。
粮票，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看到它，每一个过来人都会有太多的感慨，有的甚至更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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