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是“双罚制”，意味着公司与主要责任人员同时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被追责的系大股东、实控人的情况下，才可能保证在这场刑事追责中，单位的利益与被追究个人责任的实控人、大股东个人利益完全一致。在被追究责任高管的系职业经理人、公司员工的被告人情况下，在这场刑事官司中，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甚至可能发生根本冲突。在这类案件中，从公司的立场来看，就不应该将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诉讼代表、辩护人都交给受到追究的高管或者员工来安排；反过来，涉案高管或员工，不应将辩护人的聘请全权交给公司安排。
博弈的法律根据：单位往往更容易通过与个人行为“切割”，得到单位不构成犯罪的结果；构成单位犯罪，对个人而言往往量刑更轻
单位构成犯罪，除了构成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以外，还需要额外多出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
一是行为能够体现单位意志。司法实践中，要求必须是能够代表公司意志的个人（如实控人、董事长等）或集体决策（如董事会、股东会等），才能形成单位的意志。
二是必须以单位的名义实施。
三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违法所得归于单位。
在很多单位涉嫌犯罪的案件中，行为往往是中底层单位员工或高管个人决定，并没有形成单位的意志。或者利益结构十分复杂，违法所得或收益，对公司及涉案者个人都有好处。在各类非典型的所谓“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原本就有极大可能性不构成犯罪，而是个人行为导致的个人犯罪。
对于个人而言，同一行为单位犯罪往往比个人犯罪刑罚更为轻缓。从个人角度来说，在没有特殊利益纠葛的情况下，不可能希望把单位犯罪变更为个人犯罪。
中大型企业往往更容易最终选择单位与个人切割的辩护策略
对小微企业来说，人比公司重要，公司就是个“壳”，去了旧壳换新壳没什么大不了。从根本上来说，这类公司主要是靠实控人的个人渠道和个人方法获得商业机会。
但对某些中大型企业来说，公司已经在相应领域有了一定的商誉，公司在相应领域获取了门槛较高的资质，一旦构成犯罪，就意味着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意味很多大型招投标项目无法参与，商誉或资质作为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就会极速贬值，甚至一文不值。
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往往公司并没有与个人切割的必要。对于中大型企业来说，却是必然。
中大型企业涉刑，个人与单位辩护权的博弈
对于这类企业来说，放弃辩护权往往会导致可能存在单位“个人犯罪、单位背锅”的情形，辩护权的缺失导致单位被错判。
例如，某大型企业职业经理人个人向审计署某特派办领导行贿，钱款来自个人、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在检察机关将该案错误定性为公司单位行贿、该总经理是直接责任人。该公司太过信任职业经理人，将诉讼代表、辩护人的选任全部交给了该总经理，最终单位被判单位行贿，丧失了参与大型招投标项目资格后，单位回头想申诉，通过自己聘请的律师翻看案卷，才知道原本就有不构成单位犯罪的诸多理由。但已经错过了一审二审这样的诉讼机会，申诉想翻案，难度又太大。
对于单位有意切割责任的个人来说，如果将辩护权交给单位请的律师手上，在面对单位提出不构成单位犯罪而是个人犯罪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踏实地相信，一定会稳稳地站在自己立场？这是个问题。
作者：丁慧敏律师，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课外指导老师。
协助张明楷教授整理法学畅销书《刑法的私塾》；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人民法院报》《人民检察》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擅长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曾在某省监委案件审理室工作，担任过几十起厅局级领导案件审理负责人、反腐败协调小组联络人。执业以来曾代理过十余起职务犯罪案件，数起案件取得了个罪重罪不起诉、远低于量刑建议判处、涉案款物依法返还等辩护效果。
办理多起诈骗类、非法集资类、骗取贷款类、侵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类、走私类罪等重大案件（多起撤案、不起诉、不定罪），及上亿数额的民刑交叉类案件（作为民事案件被告实现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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