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毛主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1月17日以前，蒋是进攻的，我是防守的；1月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皖南事变后，国内政坛一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大多都转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势力（中间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第三方政治势力，希望“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作为第三方势力的代表章伯钧当时曾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第三方势力的意见当时代表了民众的呼声，蒋介石接下里就“作秀”顺从民意，邀请毛先生重庆谈判、商讨和平建国。
在当时的重庆，共有3份影响力大的报纸，一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有一份就是立场中立的《大公报》。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是王芸生。
王芸生是我国现代卓越的新闻工作者、无党派爱国人士。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8月29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由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我们高兴，我们庆慰，我们谨以胜利中国言论界一份子的资格，敬表一些高兴与庆慰之忱。”
在重庆，毛泽东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上，毛泽东握着王芸生的手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
9月5日，毛泽东、王若飞等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见王芸生、孔昭恺、王文彬三人，征求对国事的意见，并留他们共进晚餐。
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设宴招待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晚七时许，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应邀赴宴，宾主愉快畅谈，祝愿和谈早日取得成果。毛泽东挥毫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赠送给了《大公报》。
席间，王芸生提起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毛泽东笑笑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毛泽东平白的话语明明白白地揭示了蒋介石毫无统一诚意的事实。
毛泽东后来回到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谈及“另起炉灶”一事，他说：“我对王芸生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妒灶之意。’王芸生听了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
作为当时的第三方势力的代表，《大公报》也是主张“统一优先”的，“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
重庆谈判的初期，《大公报》曾连发多篇社评，批评内战。到1945年11月20日，《大公报》开始直接发表社评《质中共》：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文中还这样说：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
第三方势力的如此观点，倒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国民党，更多地是表达人民的厌战情绪。但这种观点暴露出第三方势力中的某些人“以书生之心度强人之腹”的一厢情愿。
让中共放弃武力？提出这种建议之前，是不是得先考察一下中共是怎么开始和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呢？当年蒋某人发动的“四一二”，汪某人发动的“七一五”，第三方的政治势力没有切身体会不知道，但对于中共而言，那可是没齿难忘的血的教训啊！
所以中共对于第三方政治势力的幼稚观点也不客气，1945年1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驳大公报》：无论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都是在“国家”、“中央”、“合法”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人民便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报》的作者先生！你们要在人民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血的教训，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
这场笔战，字字句句“见血”、直逼中国“真问题”；然墨迹未干，血案遂起。1946年2月10日晨，重庆发生一起残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三方势力）的“较场口血案”，让他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理解了中共的坚持。
等到1946年6月内战爆发时，蒋某人的“假民主、真内战”的心思暴露于天下，其“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心思破灭，越来越多的第三方政治势力对国民党的希望随着烽火的点燃而熄灭，主动站到了中共这一边。
1946年春，王芸生由重庆到上海。他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接收搜刮民财等罪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这些言论深遭蒋介石嫉恨。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右派报纸纷纷围攻《大公报》，以至王芸生不能正常地工作生活，陷人了彷徨苦闷之中，他对个人与《大公报》的前途感到茫然。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和沪局，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王芸生是受邀者之一。经过深思熟虑，王芸生对告知他这一消息的《大公报》专职社评委员、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说：“甚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
于是，王芸生指定在天津、重庆、香港的《大公报》人员到上海举行会议，决定由香港《大公报》首先表态，逐步转到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彻底反对国民党政权。
11月5日，王芸生夫妇乘飞机离开上海，经台湾抵达香港。1949年2月27日又与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等一起坐船北上，3月18日到达北平。他把北上沿途见闻及自己对往事的检讨写成了《我到解放区来》，发表在4月10日天津《进步日报》上。
文中说：“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的。”
上海解放前不久，周恩来告诉王芸生，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要他随军南下，继续主持《大公报》。5月27日，他随三野部队进入上海，出任上海大公报馆社长兼总编辑。
6月17日，王芸生撰写了《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今后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
9月21日至30日，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又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52年2月9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资产阶级有没有曾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的文章，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中看到了此文，于2月12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写了封信：“请将王芸生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第二天《人民日报》随即转载了此文。
建国初期，上海《大公报》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猛增，日销16万份，以后逐渐减少，全靠政府借款维持。经过再三考虑，王芸生向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报社情况，请示如何处理。
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并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报纸由中宣部领导，成为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性报纸。当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建国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王芸生劝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一事。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
他还强调指出：这是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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