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哈罗从苏联柏林大使馆那里收到了一台苏联提供的便携式电台，以及使用说明书和密码。然而，还没来得及对哈罗进行培训，设定联络方式，战争就爆发了。

10月，德军中央集团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一名代号“肯特”的苏联间谍从比利时境内抵达了柏林。“肯特”的真名叫古列维奇，是苏联情报机构长期布置在比利时境内的“暗桩”，公开身份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10月30日，古列维奇终于和哈罗在柏林会面，双方商定了无线电发报的时间，和使用的波段，哈罗口头汇报了收集的重要情报，包括下一阶段德军的主攻方向是高加索地区，而非首都莫斯科，同时，德军面临着严重的后勤物资短缺问题，尤其是燃料；不仅如此，德军的人力资源也将近枯竭，军用飞机的产量也因为遭遇瓶颈，无法大幅度提升，等等，这些信息被古列维奇用隐形墨水记录在了一张信纸上，最终会变成一段段密码，通过电台发送回莫斯科总部。

向莫斯科发报的任务，哈罗就交给了汉斯·科皮。在每个月的几个固定日子里，科皮都会带着这台发报机，在深夜来到柏林帝国大街一栋建筑的阁楼上发报。大约每隔十五分钟，科皮就要暂停一下，这不仅是为了休息自己酸疼的手指，也是一种有效的反侦察手段。

哈罗和利伯塔斯还尝试发送匿名传单，来揭露纳粹德国的罪行，以及战争面临失败的真相，唤起德国民众。1942年1月，他们就合力撰写了一份传单，名为《对德国未来的担忧，在民众中蔓延》。在这封公开信里，哈罗向同胞们发出了呼吁：延长战争的时日，只会带来新的苦难和牺牲，战争每多打一天，最终所有人共同付出的代价，就增加一分。另外，利伯塔斯也利用自己在国家文化影视中心工作的便利，收集了大量前线德军施暴的材料。基于这些材料，利伯塔斯执笔撰写了许多封匿名信，寄送给前线士兵和军人家属，告诉收信人，他们的同僚和家人，在前线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行。5月，哈罗离开了柏林，表面上是去度假，实际上，他是想和一位名叫格登劳茨的朋友会面。格登劳茨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德国国内外都有丰富的人脉。此时，美国已经通过了租借法案，正在通过北大西洋，向苏联和英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物资，支持它们与纳粹德国作战。但是，哈罗圈子里有一位年轻的无线电监听与破译专家，海尔曼，他告诉哈罗，德国海军已经掌握了破译英国海军密码的能力，正在派遣潜艇乃至水面军舰，对运输物资的船队进行伏击。于是，为了尽快把这条消息提供给英国情报部门，哈罗就想拜托格登劳茨，利用他的人脉，与英国驻外机构搭上线。

哈罗和格登劳茨见面后不久的6月30日，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在布鲁塞尔发动了一次突击行动，古列维奇的助手，兼电报员文策尔不幸被捕。文策尔曾试图自杀，以保住组织的秘密，但不幸失败。在持续的野蛮拷打下，文策尔终于坚持不住，招供自己和古列维奇的关系，以及关键的密码破译手册。于是，哈罗一家的地址，以及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已经暴露。

哈罗和利伯塔斯，身世显赫，家族和纳粹高层还有交情，在柏林过着舒适而自由的生活，压根不像是苏联间谍；所以，保安局科普科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纳粹密码专家在8月底经过技术手段确认哈罗以及妻子利伯塔斯是间谍。于是，科普科决定展开抓捕行动。8月31日，在密码破译机关工作的海尔曼，试图给哈罗的办公室打电话报警；然而遗憾的是，哈罗当时并没有接到，失去了逃跑的最后机会。这些所谓“嫌疑犯”的口供送到了盖世太保头子缪勒，甚至戈林、戈培尔和希特勒手里。这些纳粹高层感到了震惊：在第三帝国的首都，居然发展出这样一个庞大的阴谋组织，他们用无线电向苏联发送绝密情报，散发反纳粹传单，还在不断扩大规模招募新成员，简直是骇人听闻。

为了杀一儆百，法庭决定，对哈罗等四名主犯处以绞刑，而利伯塔斯等其他五名从犯则被处以斩首。

12月22日深夜，哈罗等人被押解到了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进行处决。哈罗早就知道自己难逃一死，所以显得格外镇定，在11月的某个时候，哈罗已经写好了自己的绝命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唯有最终的真理

能为望穿一切的目光所见

而那纯洁无瑕的乐趣，会骄傲地化作生命的喜悦。

本来，这首诗会和哈罗的生命一样消逝，但出于同情和钦佩，监狱杂工施塔克答应哈罗，会把这首诗秘密藏匿在监狱的墙壁里，并在战后交给哈罗的父母，最终，施塔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约定。

同样，利伯塔斯也在临刑前，给自己的父母和哈罗分别写了诀别信和告别诗。一位神父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这首短诗带进了哈罗的牢房，这是利伯塔斯对于哈罗最后的告白：我爱你胜过生命，付出的代价至高，我再无他物奉献，现在你已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