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大浪淘沙的过程，经历了无数拍打冲刷，如果没有异常坚定的意志注定没办法走到最后。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邓国清，他红军时期担任过师长，走过艰难的长征且在长征首次大捷中立下大功。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九死一生都淌过来了，到延安后反而产生动摇，接连两次脱离部队，第二次更是直接投靠国军当上了对方的少将，最终，他就迎来最严重的结局。
那，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功劳突出的老红军走出了令人痛恨的一步呢？
邓国清1908年出生于湖南，早年在旧军队中当兵，因为作战勇猛，还担任过连长。但他性子很暴躁，经常与人起冲突，当上连长不久便因刑事罪被逮捕入狱，直到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才顺手将他救了出来。
考虑到自己除了打仗没其他特长，别的国军部队也不会要自己，邓国清便选择加入红军，成为红三军团中的一员。
他的确有些作战天赋，几战打下来就受到了首长的关注，被提拔为团长。1932年3月，邓国清成为新编的红20师师长，同年6月改任红19师师长。
在那个年代，红军有一套很透明的晋升机制，邓国清能在这么早的时间当上师级干部，功劳和能力肯定不差。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红军虽然取得胜利，但自身的伤亡也很大，部队就在大湖坪进行整编，邓国清调任由红五军第二师缩编的红四师第11团团长。
1934年10月，邓国清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他的搭档政委是张爱萍，政治部主任是王平，后来张爱萍调走，王平接任政委。张、王都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邓国清能跟他们并列，可见当时的地位，而在长征中，红11团也是相当亮眼的。
最初的征程，红军伤亡惨重，基本上败多胜少，在这样的背景下，部队士气低落，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上下都认为，迫切需要一场能称得上大捷的胜利来鼓舞全军前进。
1935年2月，红三军团终于在娄山关痛击敌人，毛主席激动地挥笔写下《忆秦娥·娄山关》，大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此战邓国清和张爱萍率第十一团远出娄山关西翼，由小水田经混于场直插高坪大桥，截断板桥、遵义之间的联系，成功断敌后路。
激战一日后，王家烈驻守娄山、板桥一线的4个团，大部被歼，残部逃回遵义城。不论后来的事迹，至少在长征途中，邓国清还是有功的。
邓国清第一次动摇，是因为部队番号。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曾合编为陕甘支队，但后来红一军团恢复了，红三军团却没有。
虽然邓国清职务等级没变，但他的心里很不舒服。而且他对陕北的生活也不习惯，作为一个南方人，他比较喜欢吃大米，但陕北条件不好，能吃一顿小米都算难得，经常还要饿肚子。
邓国清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内心就开始产生动摇，时常说一些丧气话。对于这些思想变化，政工干部王平关注到了，之后王平就不让邓国清再单独带队，每次行军也是让邓国清在前，自己率部在后跟随监视。
有一天行至半夜，王平去各支部队视察时发现邓国清还没睡，就狐疑地询问缘由。邓国清推托这是在等王平商议事情，两人聊了一阵，王平没察觉有什么不妥，心想着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便先回去睡了。
次日，王平去叫邓国清起床，但没见着人，询问警卫员得知邓国清一夜没睡，天刚亮却突然动身说要去一连看看。
这异常的举动让王平心道“不好”，连忙给一连打电话，结果却听到说团长根本没去。王平随即又让各方面上报情况，得到的消息是团长从供给处要了一百块大洋，之后就不见踪影。王平没办法，只好向中央汇报邓国清开小差回家了。
一百块大洋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关键看怎么用。或许是先前压抑太久，邓国清“报复性”消费，几个月就将钱挥霍一空。
正当他苦思出路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展开合作的消息传遍国内，邓国清就跑到南京，去找正在谈判的叶剑英请求归队。
叶帅考虑到组织各方面正缺人才，开小差不像叛变那么恶劣，就批准他回延安学习，希望他改造后能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
邓国清也知道自己有“前科”，就特意表现得非常积极，成功蒙蔽了所有人。毕业之后，组织就将他调到山东，协助罗荣桓打开局面。让人没想到的是，邓国清到山东战斗一段时间，竟再一次离队了，这次不是回家，而是叛变。
他被特务策反，成为军统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后又担任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高参、参谋长。
这些职务看起来不低，但实质上却没有什么权力。你今天可以背叛他，明天也可能背叛我，所以叛徒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军统给邓国清的也都是些闲职，主要起到一个象征作用。
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他虽然是国民党政府交警总局高参、军衔为陆军少将，但根本没有带兵和露脸的机会。
这种身份，自然也没办法混上去台湾的船票，邓国清就改名换姓躲藏了一段时间。不过还是没用，被人给认了出来，最终经公审后枪毙。
邓国清的经历说不可惜吧，也可惜，毕竟跟他搭档过的张爱萍、王平都成了开国上将，如果他一直坚定留在革命队伍内，要成为将军应该也不是难事。说可惜吧，又不可惜，毕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长征那么难他都走过来了，却在拥有稳固根据地时发生了思想变化，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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