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党内领导干部，曾经在日本、苏联、美国等多个国家留学，他喜欢文学创作和翻译，如果没有闹革命，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诗人。
在红军长征之前，张闻天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党内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遵义会议后，他接替博古成为中共总负责人，主导党内重大事务，可谓权倾一时。
但在1938年之后，张闻天的职务却越来越低，这是为何？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苏南汇，6岁上学时，教学先生见他聪明伶俐，对他十分喜爱，用“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为他改名为“闻天”。
17岁时，张闻天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曾担任编辑和国文教员，时常宣传革命思想，在董亦湘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1月，张闻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了保密起见，校方要求入苏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都要起一个俄文名字。
张闻天便起了一个长长的俄文名，由于这名字叫起来实在不方便，大家用最后两个音节称呼他，叫他“洛甫”。
张闻天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毕业时被学校留校工作，进入了列宁主义研究组，给学生们授课。
1928年9月，组织决定选送张闻天进入苏联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继续学习，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之外，不仅要在中山大学给学生授课，还要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分工作，生活过得忙碌而充实。
回到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瑞金，参与党内工作。
1934年1月15日，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担任总负责人。
张闻天的文化水平极高，在此期间，曾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他的权力和影响力相当于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
福建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愿意和红军反蒋抗日，这时红军正遭遇第五次围剿，毛主席提议对十九路军进行援助，张闻天也主张和十九路军合作，遭到博古等人的反对。
博古对军事不擅长，很多军事策略都交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决定。
张闻天提醒道：“咱们中国的事，不应该全听李德的，应该按中国的实际情况。”
博古对张闻天的提醒嗤之以鼻，分岐慢慢公开化，两人还在一次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受到了排挤，他和毛主席的职务都受到了调动。
这样一来，张闻天被排除了中央高层，毛主席也没有了具体的军事权力。
在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的五次大规模围剿斗争中，前四次都在毛主席军事策略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到了第五次时，老蒋集结了100万兵力，有50万人进攻中央苏区，并采用了持久战、堡垒战等新的作战方针，这时红军主力只有8万多人，还有赤卫队等群众武装。
博古、李德等人放弃了“诱敌深入”等战略，而是主张打消耗战，提出分离作战的方针，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加上王明的错误路线，没能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红军长征途中，张闻天和毛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分在一个纵队。
张闻天在笔记中写道：“长征出发前，我曾和毛主席坦诚地交流，怀疑中央当时的决定，他要求我和王稼祥跟他住到一起。”
长征开始时，毛主席由于长期患疟疾，一病就是几个月，身体非常虚弱，有时只能被抬在担架上赶路。
王稼祥在一次空袭中受了重伤，也疼得无法动弹，也只能被抬在担架上。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幕，两副担架时常靠在一起，毛主席和王稼祥侃侃而谈，在一旁骑马的张闻天就在他们旁边，不停地和两人交换意见。
到了晚上，红军在行军途中安营扎寨，燃起了篝火，三个人就呆在篝火旁边聊天。
那一段时间，红军是迷茫的，像是笼罩着一层愁云惨雾，几人弹精竭虑地思考和讨论着红军的未来，讨论第5次反围剿的惨痛教训，经过多日的交流，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观点。
或许没有三人的朝夕相处，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这个重要会议将决定红军生死攸关的命运。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地点位于遵义老城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厅，参会者共有20人。
会议主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作了总结报告，周总理则作了军事报告，表述这次失误是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
张闻天按照路上和王稼祥和毛主席讨论的内容，认真列举了事实，认为这次战役导致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批评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
张闻天的发言清晰而有条理，博古露出紧张的表情，两人的发言针锋相对。
毛主席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分析了这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并仔细阐述各种军事战略方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此次会议后，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总负责人，博古很快把重要文件和资料转交给了张闻天。
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主持“新三人团”，相当于军事指挥小组，拿回党内军事大权，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多年后，毛主席回忆：“如果没有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位同志，从左的路线分离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1937年12月9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在此后，他的职务却慢慢降了下来。
1938年5月，中央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后，张闻天兼任院长，几个月后，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推举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虽然毛主席没同意，但张闻天“主动让贤”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已在慢慢交接各种事务。
张闻天还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的窑洞转移到杨家岭毛主席居住地，精力都放在了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文化工作上。
1939年，张闻天几次提出，不再担任党内总负责，却没有被大家采纳，经过一年多的过渡和移交后，除了负责马列学院的工作外，张闻天还担任《共产党人》和《解放》两份刊物的总负责，他很喜欢这个工作，认为从事文化宣传及干部教育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发展东北，张闻天成为最早派往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曾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被任命为联合国首席代表，但由于我国联合国席位暂未恢复，因此没有履职，被派往苏联担任驻苏大使，回国后又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从中央总负责人到副部长，张闻天无论从事什么职务，都兢兢业业，没有任何怨言。
毛主席曾对干部谈起张闻天：“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听闻后笑了：“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张闻天对名利和职位并不看重，对家属也要求严格，不愿用自己的身份给子女特殊照顾。
张闻天曾严厉地说：“党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亲属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权利！”
1956年，政府机关要精简，小女儿张引娣在机关当打字员，第一批被精简了下来，后来她在上海自行车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都是工人身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刚中学毕业，便被张闻天安排去天津茶淀农场劳动。
两年后，张虹生要去北京考大学，他发现很久没有学习，外语有些不稳当，想着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想让他去外语学院打打招呼。
张闻天严厉地说道：“有本事就去上，没本事就不要去。”
张虹生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时，条件十分艰苦，很多人得了肝炎，张虹生也染上肝炎，给父母写信想回北京治疗。
张闻天回信写道：“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完全可以在当地治疗，治不好慢慢来。”
张虹生在新疆呆了15年，后来娶妻生子也在新疆，多年后，直到父亲张闻天去世，才被调回了江苏南京。
张闻天对自己的子女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让人不得不心生敬意。
张闻天的一生淡泊名利，几次“主动让贤”，品格谦逊而低调，他对文化教育工作又非常热衷和热爱，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
198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张闻天的名字和毛主席一起，被列入为中国革命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杰出领导人。
《共产党员》：张闻天的家风家教 2023-09-15
《群众》：清风沁人张闻天 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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