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的青年失业率，这还是“不包含在校生的结果”。
7月，注定不是平淡的一月。
除了信贷数据创下历史新低，显示实体经济活力不足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担忧之外，青年就业也出现了问题。
今年7月青年失业率上升至17.1%，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很高，毕竟去年差不多同期，国内青年失业率高达21.3%，刷新了历史新高。
但考虑到今天的青年失业率是把“在校学生”排除在外的新统计方法，因此这一次17.1%的青年失业率，其问题并不低于去年同期青年失业率新高的时候。
而在今年6月份，我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还只有13.2%，到了七月升至17.1%，这个数字已经很能够说明今天年轻人就业的不易。
毕业虽易，就业却难。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人口太多”，就可以搪塞过去的。
从6月到7月，青年失业率的上升，当然离不开毕业季的影响。
按照统计局的说法，这一轮青年失业率上升，是因为毕业季来临，大量毕业生冲击就业市场而带来的短暂效应。
事实上也的确可以这么理解。
按照晚点财经的统计来看，每年的六七月前后，由于毕业季的影响，都会导致我国青年失业率走高，这是季节性的因素导致的。
但要仅仅只是季节性的因素，这件事还不那么棘手。
除了季节性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变量在于：我们的就业市场，是真的出现了萎缩，或者说已经难以承担起每年毕业上千万的大学生了。
就业市场的变化，始于2020年，始于新冠病毒。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青年失业率还在10%以下，同年我国新增就业1352万人，而当年高校毕业生还只有834万，可以说，就业市场的增量，是完全可以覆盖掉毕业生的增量的。
但到了2020年，我国青年失业率就已经上升到了13%，那一年新冠病毒的影响可以说非常大，各种经济数据的下滑，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即新冠病毒。
到了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从这一年开始，新冠病毒的影响开始减退，但就业市场的萎缩，却仍然在持续。
2022年，我国青年失业率上升到了16.7%，新增就业人数也来到了1206万人，有意思的是，自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我国的新增就业人数就打破了连续七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的记录。
从新冠病毒开始，就业市场的增量，就已经在放缓，甚至是开始下降。
和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我国的青年失业率也是非常严重的；在韩国，青年失业率只有6.5%，哪怕是日本，青年失业率也仅仅只有4.7%，和我们相比，差距非常悬殊。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单纯的因为人多吗？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还只有874万，一直到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才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从今天高中生乃至大学生的数量来看，未来十年时间里，我国的高校毕业生数量，都会保持在一个千万人的规模。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但仅仅是人多，还不足以说明青年就业问题。
今天的就业市场不景气，这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一点，和传统的中年人相比，青年人至少在职场中是更吃香的，他们有年龄优势、体力优势、没有成家带来的压力，最重要的是相对便宜。
但即便是这样，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这说明了问题出在用人端，即企业上面。
企业端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闭潮，或缩减人力、投资，反过来导致就业市场的萎缩，叠加高校毕业生每年上涨，共同造成了我国的青年就业问题。
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对比，我国的青年失业率也几乎是最严重的。
美国的青年失业率较高，但也只有9.1%；日本韩国则更低，一个在4.7%，一个在6.5%；欧盟要严重一些，6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4.4%，但对比起来，我们依然更高。
青年就业难，问题出在企业身上，但企业之所以采取缩减规模的措施，最终又是因为整个宏观层面消费不足导致的。
过去我们依赖出口，大量的制造业工厂提供了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这是年轻人工作的主要行业之一，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进厂，同时我们的内需又不足，消费降级，企业也只能跟着降本增效，在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今天国内青年失业率的走高。
而毕业季，则是暂时放大了这一现象，即便不是毕业季，我们的青年失业率在过去一年，也基本上维持在两位数以上，这说明就业市场的疲软，已经隐隐有常态化的趋势。
要想解决就业难，就得解决企业端的问题和消费端的问题。
例如为企业减负、为消费者创收，双管齐下，才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困难。
早在今年5月，高层就曾说道必须将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列为“首要任务”。8月16日，高层也呼吁“听得见、听得进”企业的呼声，并“真正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只有企业好过了，对未来开始有信心了，才会投资扩产，增加社会面的新增就业岗位，但如果消费持续疲软的话，那么企业也很难对未来具备持续的信心。
因此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今年7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月；除了青年失业率再次升高之外，7月份的新建住宅价格也出现了连续13个月的下跌，且创下九年以来最大跌幅，另外银行贷款需求也出现了近20年来的首次萎缩。
在房价下跌持续令国内家庭资产财富缩水的背景下，预期中的消费升级，也很难来到；房价跌跌不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只能够为企业减负和增加收入，去刺激人们的消费意愿。
但最终的效果如何，短期内，不管是企业减负还是增加收入，都很难看到及时性的效果，这些措施的最终，都必定指向了长期主义。
青年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当大量的闲散青年无事可做的时候，就会产生社会问题。
因此，就业不仅仅意味着给一个人带来收入维持温饱，它更是一个社会运行稳定的必要基石。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也是就业；只有消费开始回升了，人们不再把钱存进银行了，货币才能够流通，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才能够被盘活。
更进一步，青年还代表着一个经济体的未来和希望；只有青年对未来有信心，整个经济体的信心才能够维持，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一旦青年人失去了对个人就业、收入的信心，那么整个群体就可能会陷入日本社会学家大前研一口中的“低欲望社会”。
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极力去避免的。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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