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传人、齐良芷弟子、齐白石书画院院长、国家注册一级书画鉴定师-汤发周先生说张大千的人物画,在其一生的绘画作品中,论数量虽不及山水画,但论造诣、成就足可与山水画相提并论,同样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张大千在七十四岁写的《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说:“予画幼承母训,稍长从仲兄善子学人马故实。"可知他自幼承家学习人物画,这为他后来研习人物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大千在“从仲兄善子”之后,礼佛敦煌之前的人物画主要师承何人呢?他自己曾说:“顾长康画,世已无传。吴道子、阎立本间有刻本,尚可想象典型。李龙眠、赵欧波、唐子畏、仇实甫、张大风、华秋岳皆一家骨肉,面目虽异,神理自同。故画人物,当从此入,不得强分派别也。”事实证明,张大千在这段时间内确曾学过上述几位古人。如他在三十七岁作《听松图》,题道:“自宋以来写人物者往往失之板刻,惟松雪翁、钱舜举能以闲逸之笔出之,遂旷绝古今,后来唐子畏、仇十父及吾家上元老人得二公一支半体,此后三百年来遂无作者。予此幅欲从上元老人上窥二公,惜腕力学识皆有所未逮,为可恨耳!”张大千的人物画题材很广,有嫔妃、闺秀、侍女、村妇、仙女、女郎、顽童、婴幼、高士、圣贤、帝王、诸神、释道、画像、戏剧人物等。因仕女画、戏剧人物画于另文详述,故这里只谈仕女、戏剧人物画之外的人物画。张大千自拜曾熙、李瑞清二师后,虽将主要精力放在书法上,但在绘画方面也并非一味研习山水画,人物画也不乏有之。张大千中年以后的人物画不仅渐多,而且进入佳境,尤其敦煌礼佛之后,人物线条、造型等为之一变,达到鼎盛时期。进入老年后，他因目力不及，不能再画细笔，出现了以减笔画为主的人物画。纵观张大千一生的人物画的发展和演变，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早期:
张大千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的人物画多见于山水画之中，可以看出所画高士取法于张大风、石涛(图三五、三六)，所画佛像有金冬心遗韵,未完全跳出樊篱。明、清两代画佛像高手，除清代金冬心外，尚有明代的丁云鹏。对此，张大千说:“我觉得明代绘画佛像的名家丁云鹏的艺事不行,因为他画人物的线条交代不清楚，其关键是勾勒不行。”此时张大千人物画的主要特点:一是均为写意，区别在于有小写意和大写意。二是线条柔美，不太富于质感。由于张大千的人物画功底深厚，所以他的肖像画形神兼备。他的肖像画可分为两类:一为自画像，一为为他人造像。为他人造像有约二十七岁作的《董文敏公像》、三十二岁作的《徐志摩像》、三十五岁作的《晏辉廷像》、五十六岁作的《先奉政公遗像》等。

二、中期:
张大千的人物画在他赴敦煌之前,已于三十多岁时发生了明显变化,大有唐、宋遗风。待到他临摹了敦煌壁画后,人物画风基本定型(图三七、三八)。在这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张大千的人物画达到巅峰时期,细笔佳作接连不断,如四十六岁作的《宋人觅句图》、四十七岁作的《仿南唐顾闳中斗鸡图》、四十八岁作的《文会图》、五十三岁作的《临流遐思图》、《子猷爱竹图》(图三九)、六十一岁作的《乔松二老》和四十多岁作的《停琴听阮图》等工笔画的人物衣纹均细如蚕丝,可谓铁线。人物形态端庄清秀,堪称一绝。直到张大千六十岁左右,因眼疾才不能再画细笔。这一时期人物画的特点主要有四点: 一、细笔设色人物画居多;二、白描人物画不断推出,如四十三岁作的《仿李龙眠白描三高图》、五十二岁作的《白描九歌图》和《白描东坡拄杖图》、《白描玉川评茶图》、《白描松石老子图》、《白描拨阮图》等,水平之高,令人赞叹不己。三、在工笔人物画大行其道的同时,写意人物画也偶尔有之。四、技法全面。他于五十八岁作有《黄山观瀑图》,图中站前五分面、身着黄袍者为张善子,站后七分面、身着蓝袍者为张大千自己。该图衣纹行笔有力、线条劲练,顿挫中有流畅、洒脱,此法显然是近学戴进,远师刘松年、李唐,属南宋院体的典型风格。另外,张大千画人物画与山水画一样,在师古方面不囿于古人笔法。他于四十三岁作有《松石老子图》,该图人物线条虽近白描,但折笔处为方折。尽管他题有“追其(赵松雪)意”,仍有别于赵孟。

三、晚期:
张大千于五十九岁患眼疾后,工笔、白描作品不能再画。他在六十岁作的《松下遐思图》中题道:“惜目障未能白描耳。”张大千在此期不乏人物画,画风既不同于中期,也明显有别于早期,人物画多作减笔,是在追求另一种境界(图四O)。张大千在《松下掠影》中题道:“此画当不减梁楷其庶几乎?"张大千在《减笔人物》中的题诗,更能看出他对梁楷人物画的态度,诗曰:“休夸减笔梁疯子,带挂宫门一酒狂。我是四川石居士,瓦盆盛醋任教尝。梁疯子未必有此,呵呵!大千先生狂态大作矣。”可见张大千在晚期的人物画中寻求超越梁楷、法常的新路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