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父子囚禁了近半个世纪。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大量记者蜂拥而至，有记者问他，在你的这一生中，有没
有最佩服的人？当这个问题一经问出，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说出3个名字。
作为民国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一生孤傲风流，鲜少有人能入得了他的眼，那么能让他佩服的3个人分别是谁呢？
张学良佩服的第一个人是周恩来，在接受采访再谈西安事变时，张学良表示“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1936年在蒋介石错误的引领下，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在日军来袭的时候，实行“不抵抗政策”，而这也让中国的东三省被日本侵略者侵占。
在看到富饶的东三省变成人间炼狱般的存在，张学良幡然醒悟。在中共地下党员爱国将领的引导下，张学良逐渐开始联共抗日。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驾驶飞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进行了谈判。两人一直从4号的晚上聊到了5号凌晨，在这场会谈中双方对军用地图、东征红军的战果以及各种疑问进行了协商。随后张学良表示，希望中央能派可以代表中央的全权代表和他进一步会谈。所以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周恩来和张学良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至此，也拉开了周恩来和张学良这两位伟人近40年的友谊。
在会谈开始之初，两人经过一番寒暄，都被对方的人格魅力感化，谈话的氛围逐渐融洽起来。
随后周恩来表示当前中共红军在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方面给养困难，希望能得到张学良的资助。对此张学良当即应允，并表示可以给中共及红军送1100万发弹药。
4月10号凌晨，张学良将一本《申报》60周年出版印制的中国第一本精确地等高投影彩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考虑到中国红军在此时正是用钱的时候，张学良告诉周恩来，自己愿意以个人名义出资，为中共捐赠5万块大洋。再后来，张学良还多次让自己的粮秣处长用汽车运送物资给中国红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和中共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此后就一直在为中国抗日事业奔走。可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逼蒋抗日”，蒋介石依旧一意孤行。迫于无奈张学良和杨虎城只能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放弃“不抵抗政策”。并致电邀请中共，到西安一起协商救国大事。
在蒋介石被扣留期间，对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大量党派，恨不得将蒋介石就此死去，所以众人纷纷高呼要张学良杀死蒋介石。
12月16日周恩来抵达西安，和张学良再次相见。在处置蒋介石的事情上，周恩来和张学良进行了促膝长谈。周恩来先是肯定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方针，随后表示尽管蒋介石被扣留，可他毕竟还是有很大势力在的，在当下这个复杂的时局，对蒋介石处理的问题需要更加谨慎。
所以这次事变的未来将会有两种走向，一种是说服蒋介石，和大家一起团结起来抗日，另一种是蒋介石决绝和我们谈判，那么这将会给日本将中国吞并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说服蒋介石一致抗
日，并且只要他同意，我们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
在各方势力都在为自己方面的利益做打算的时刻，只有周恩来从大局的角度告诉张学良，在当下抗日才是中国的首要事宜，蒋介石是可恨，但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就可以放了他。
对于周恩来的深明大义，张学良表示“周先生是正人君子，他心里装的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他是我最佩服的人。”
但在25号时变故突生，张学良担心出现意外，和杨虎城一起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坐上了飞机。因为太匆忙，还没告诉周恩来就离开了。所以当周恩来从别人处知道这件事时已经为时已晚，而这也成为了周总理一生的心病。每次国共谈判之时，周总理都会提出要国民党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1949年，这时候的国民党政权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摇摇欲坠。在国共谈判之时，总理再次提出了要国民党释放杨虎城和张学良的要求，但最后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1960年，得知张学铭要到香港探亲的周总理，专程在西花厅宴
请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其夫人。在这次小聚中，周总理向张学铭透露了自己对张学良的牵挂，所以总理写了几句话，请求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但因为彼时的政治情况险峻复杂。所以这封信辗转了30余年，才送到张学良手中。当张学良读完“为国珍重，修心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只有16个字的信时，有些欣喜，随后问转达信件的阎明光“这是不是周先生说的？”在得到肯定时，张学良心中的喜悦更是无法压抑。
1975年12月20日，为国家操劳了一生的周总理，此时已在弥留之际。当总理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第二个佩服的人是自己的父亲张作霖，作为一个出身贫苦农家，靠自己一路走来的张作霖，说是白手起家也不为过，而像张作霖一样出身的人有千千万，但是能和张作霖一样，一步一步地爬到军阀的位置，雄踞东北，成为中国最大的军阀的人却寥寥无几。但对于自己的父亲，张学良的评价却只是“有雄才，无大略。”。
因为在张学良看来，父亲最让人佩服的一点，不是因为他是如何从最底层的农民成为最大的军阀的。而是在中国沦陷之时，张作霖的“硬骨头”让苏联和日本人都吃了不少亏。所以张学良表示“我最佩服父亲的是，对于苏联日本软硬不吃。”
张作霖
在张作霖的一生中有很多他和日本人斗智斗勇的事迹，比如1925年张作霖签订了《满蒙条约》，而日本人则是想要借着这一条约，在拥有吉会线、开海线、长洮线、洮热线、吉海线这五条贯穿东北的线路的修筑权后，将东北的交通路线占为己有，并将东北的粮食和兵力控制在手中。深谙这一点的张作霖知道这件事的危害之大，但因为当时郭松龄马上就要打到自己的老家了，所以张作霖只好拿起笔在合约上签了字。
可张作霖做出这样的举动，不过是想借助日本的帮助，而让东北落入日本的手中这点是他十分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拿了日本人的好处后，对于铁路一事张作霖并不认账。甚至在芳泽谦吉第二次带来的“满蒙铁路计划书”时
，张作霖也没有妥协，只是在这份文件上签了一个“阅”字就打发了他们。对于气急败坏找上门来的日本人，满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要求，张作霖的回应则是“老子是土匪，土匪的话你也信。就算因为这件事掉脑袋，我也不会做让祖祖辈辈都抬不起头来的事”。
而这一行为让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计划被彻底打乱，这也引得日本人对张作霖恨得牙痒痒。所以在1925年6月，张作霖在乘坐火车回奉天的路上，行至皇姑屯时，张作霖被日本人蓄意埋下的炸弹炸死。而在死亡来临之时，张作霖交代的依旧是让张学良跟着国家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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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张学良心中，自己的父亲或许没有大谋的军阀，也做过很多坏事。但在国家存亡的时候，他却拥有着中国人的气节。因此，或许是受到耳濡目染，张学良才会在看到中国领土一点一点被日本人蚕食之时，父亲给他留下的爱国之火才会被中共地下党和爱国将士点燃。所以他才会在蒋介石一意孤行
的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时候，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将蒋介石扣留，只为让蒋介石拿起枪和全国的同胞一起抗日。
张作霖
在张学良心中佩服的第三个人是毛主席，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张学良和毛主席的并不是很熟悉，也没有接触过。但他陆陆续续听到过毛主席事迹，对于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和胆识都十分敬佩。
在他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红军被迫转移。在这一万里长征的行程中，中国红军进行了380多次战斗，而且营以上干部有430多个人因此牺牲，物资急缺，还要预防国民党的突袭。可尽管如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这些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中国红军们，却依旧意志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长征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红军历经了14个省，24条河，还要过草地翻雪山，直到1936年10月才结束。想到这里张学良异常感叹的说“都是带兵的
，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所以尽管张学良没有见过毛主席，但同样有领军经历的他，在听到毛主席带领着中国红军，两万五千里的战略战役壮举后十分佩服。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病逝。对于张学良这个人，后世的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就是个纨绔子弟，只是继承了他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如果是他父亲张作霖在，日军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入关。也有人说他确实是个爱国将领，如果不是他的帮助，中共很难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但对于张学良的功过是非，我们不能只是以一个事件对他进行概括。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对张学良的众多评价，我想借刘大年先生对张学良评价来结尾，对于张汉卿先生的评价有三个基本准则：
第一个是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是出于个人的目的，还是出于为国家的考虑进行的？
第二，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时候，张汉卿和杨虎城发起的西安事变，当今人们对张汉卿在这件事中的评价是高了，还是低了？
第三，西安事变这件事，是只有杨虎城和张汉卿能发起的，还是别人也能做到？
通过这三点进行衡量张汉卿这个人，自会得出结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张汉卿能抛开个人生死，从国家大义角度考虑到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更何况，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张学良为了让国家能得到统一，放弃了称王的机会，主动“易帜”。在知晓新四军困难的时候，多次伸手支援，为抗日的新四军资助了几万套军服及银元武器。将东北残部组建成义勇军抗日，在东北境内消灭了18万日军，在1929年被蒋介石欺骗的情况下，依旧独自对抗着苏联打响中东路抗战。所以我们当今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张学良也有一份功劳。而就是这些贡献，足以让每一个国人放下手中的键盘，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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