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边境接壤、风俗相近的邻国，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曾经走过了一段曲折变化的道路——从上世纪50年代起，胡志明曾经高度评价两国在抗法、抗美之战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称之为“同志加兄弟”；但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领域的暗流冲突逐步加剧，最终甚至刀兵相向。
越南高层人物中不乏与中国渊源深远、立场上较为亲华的人物，这些人在对越反击战之后，也各自书写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黄文欢：离开越南的亲华派代表
要说到越南政坛的亲华代表人物，黄文欢是个不可能被忽略的名字：他曾经多年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甚至还坐过国民党的牢；
越南建国后，他长期担任驻华大使并兼任驻朝鲜和蒙古大使；他谙熟中国文化、能写汉诗，从1979年不得不离开越南后一直居住于中国，最终也在中国逝世。
他于1905年生于越南义安省（现名义静省），不到二十岁便投身反法革命活动。1926年，他参加了胡志明在中国举办的革命培训班，并于1930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今越南共产党）。
从1935年到1942年期间，他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也是由于这段经历，他与中国的渊源颇深，一直以来也致力于促成加深两国的友好关系。
1979年，因与黎笋等人的政见分歧难以调和，黄文欢借着治病的机会辗转去了北京。该事件当年曾经激起轩然大波，由于黄文欢在越南国内、党内都具备不低的威望，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离开祖国，一时间越南的“团结”受到了内外双重的质疑。
抵达北京后，黄文欢曾经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并将自己写好的《致越南全国同胞书》公开散发。这封书信认为，黎笋一伙的行为破坏了越南解放战争获得胜利的良好局面，使得全国人民再度沦为奴隶、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
至于自身，黄文欢表示自己被黎笋一伙横加了各种各样的罪名，甚至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离开越南的一大原因。
在中国的诸多城市和地区中，柳州与黄文欢的渊源最为深厚。早年从事革命事业时，胡志明、黄文欢等人曾得到李济深等人支持，在当时对越南革命者较为安全的柳州团结越南各派力量，为越南解放事业多方奔走。
黄文欢最后一次到柳州是1989年的事，此时距离他病逝于北京，已经只剩下两年左右的时间。这次柳州之行，黄文欢欣然命笔，为鱼峰公园的崖壁题写了“山水有情”的书法，以此纪念两国友谊的源远流长。
1991年，黄文欢在北京病逝，墓地设于八宝山，石碑上用中越双语刻上了墓主姓名、生卒年月以及“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字样。
武元甲：“奠边府之虎”
身为越南最著名的将领，武元甲因其成名之战而被称为“奠边府之虎”。而武元甲本人从参加革命开始便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并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秘闻。
1940年前后，胡志明曾经有计划要派武元甲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学校去学习。这个计划最终因日军的进攻方向而未能实现，但后来武元甲直面法国军队压力之时，他还是从陈赓等人的身上直接学到了成为将领的许多必要知识。
多年之后，武元甲回忆陈赓，仍然称赞对方“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
和黎笋等人不同，武元甲力主走与中国和睦的道路。1975年之后，在越南的华侨曾遭受不公平待遇，武元甲公开发言指责黎笋这个做法“太霸道”。1978年前后，眼看中越分歧越来越大，武元甲又提出要“与中国同志缓和矛盾”。
这些表态自然招来了黎笋的大量批评，其人甚至还暂停了武元甲的国防部长职务。1979年中国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黎笋次年就解除了武元甲的军委书记职务，最终，武元甲在1986年被安排“退休”。
自黎笋去世之后，中越关系开始出现缓和趋势。作为一直主张与华友好的代表人物，武元甲终于又一次出现在一些具备政治意味的场合。1990年，武元甲身着大将礼服、以越南政府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次年，中越关系正常化。
2013年10月，越南人民军大将武元甲以102岁高龄逝世。
朱文晋：祖籍在广西龙州
如果说黄文欢、武元甲等人与中国的渊源来自多年密切交往，那么曾任越南党中央委员、军衔上将的朱文晋，论祖籍原本就是广西省龙州人。朱文晋从7岁那年开始才跟着父亲前往越南读书务农，许多研究者认为，他所属的民族与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壮族应属于同源关系。
1927年和1940年，朱文晋曾经两度在越南太原省北山地区一带领导发动武装起义。后来局面对起义队伍不利，他便带着一部分部下退到了广西龙州，在当地进行隐蔽休整。
龙州除了是朱文晋的祖籍老家之外，还是1930年红八军龙州起义的发源地，当地不少人与从事革命活动的越南同志早有联系。尤其是居住在春秀地区的中国边民，更是把隐蔽在此的越南救国军指战员当做自己的红军一样看待。
多年之后，曾经共同经历过这段患难的时光仍然留在双方的记忆深处。自越南建国伊始，朱文晋出任了首任国防部长，作为越南人民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手头的工作不可谓不繁重。
但他心里仍然时时记挂着还住在龙州的战友故旧，他曾经向那些同志、朋友们写了不少私人信件，互相报告彼此的生活现状，并诚恳邀请老朋友们抽出时间、一定要到越南去做客。
由于朱文晋与中国的渊源十分深厚，他与黄文欢都曾经作为越南方面代表团的领队人物，率队前往中国访问。
有亲历者曾经回忆，朱文晋平时都讲京语（相当于越南的普通话），但中国使用的壮话、白话和汉语普通话，他样样都能讲。遇到中国这边方言相通的同志，朱文晋有时候干脆连翻译都省了，双方都讲白话，言谈非常亲近愉快。
1979年7月初，发生了黄文欢在前往东柏林就医途中前往中国的事件。因黄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又被广泛认为是胡志明的亲密战友，他一旦离开越南，必然会带来颇为惊人的震荡。
一贯表露出亲华倾向的朱文晋当时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国防部长，转而在国会中担任职务，但仍然受到波及——他与黎广波、李班、陈廷智等一些被认为“亲近中国”的官员都一度遭遇监视软禁，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此后他一直沉寂直到1983年寂然去世，被视为十分令人痛惜的事。
邓春区：用“长征”作为自己的名字
提到“邓春区”这个名字，也许不一定特别出名，但他在越南政坛使用的另外一个名字“长征”，知名度却要高得多。这个名字本就是邓春区当年出于对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仰慕之意才改的，他与中国的渊源也自然不问可知。
作为在越南共产党中资历较深的缔造者之一，长征曾于1941年至1956年期间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也担任过国务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后因土改等政策引发了与以黎笋为首的南方派（毕业发展为亲苏派）的矛盾，从1956年开始不再担任总书记一职。
也是自从长征离任之后数年以内，中越关系的暗流逐渐扩大加深——越南舆论反复利用历史制造反华舆论、对中国的西沙南沙等群岛表露出觊觎姿态并非法占据了部分岛屿，甚至还公开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出攻击。
在那段时期内，实际上也是中越关系最为低谷的时期。这一切直到1986年黎笋逝世、长征再度出任总书记才看到了扭转的机会。长征自己年事已高，便很快扶持了同样较为亲华的阮文灵担任一把手，自己改任中央委员会顾问。
经过长征、阮文灵等人的一系列努力，越南逐渐得以摆脱前苏联控制、改善了和中国的关系，最终成功走上了革新开放、发展经济之路。
除了政治家身份之外，长征早年投身革命起步于报纸宣传，因此他还被认为是作家和诗人。
他的著作有《抗战一定胜利》、《论八月革命》、《论越南革命》等等。1956年毛主席宴请时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的长征，两人还特别谈到了毛主席的著作，长征对《实践论》、《矛盾论》都很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1988年9月底，长征在自己的国土上逝世，在他生命的后半程许多未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是交由他的后任阮文灵来进行的。
阮文灵：“革新开放”创始人
阮文灵站上越共总书记的位置，在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都被认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86年7月，力主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的越南政治家黎笋死于任上。
接任者是在越南政坛富有威望的邓春区（长征），但由于长征实际上和黎笋是同龄人，他当时出任越共总书记，多少带着一种临时应急措施的意味。
果然，长征只在越共总书记一职在任五个月，便“让贤”给了时任胡志明市委书记的阮文灵。这个举动被视为结束了越南政坛的领袖终身制，就此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阮文灵不但正当年富力强，还曾经被胡志明评价为“灵活能干”、对他也颇为器重。
大致从阮文灵上台开始，越南国内异乎寻常地出现了不少针对中国的“友好姿态”。变化首先体现在宣传口径上，停止对中国的宣传攻击，恢复中越传统友谊的声音逐渐增大，关于当时中国的现状、形势和取得成就，越南的媒体上也开始出现一些正面报导。
那个时期的越南国内，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中国的各种经济法规也随之成为热门书籍，翻译后的越文版在越南各大城市可说是随处可见。
出现这些苗头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因为1986年底越共六大召开以来，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日趋明朗化。
一部分声音认为越南应当尽快从柬埔寨“脱身”，下一步改善对华关系，便可集中力量来发展国内经济；另一些声音则认为没有必要在柬埔寨问题上做过多让步，应当优先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对外大幅度开放。
随着1989年底东欧剧变、苏联国内出现动荡，越南国内的两种主张中，前一种逐渐占据了主导上风的地位。也正是因为越南国内思潮的变化，阮文灵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态度。
1989年，越南副外长丁儒廉两次访华。到了下一年，阮文灵不但在纪念胡志明诞辰100周年的集会讲话中破例赞扬中国曾经援助越南的往事，还公开表示希望受邀访问北京，讨论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问题。
也许是为了表示诚意，越南还在过去中国援助扩建的南定纺织厂、援建的海洋瓷器厂等地举办了一些相关纪念活动，特别邀请中国驻越大使和外交官参加。其他诸如文化、经贸、华侨等领域，越南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示好举动。
最后，中越之间的关系在阮文灵手上得到了修复，重新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事件对于改善越南外部环境意义重大，使得越南能够心无旁骛地致力发展经济。而越南的“革新开放”策略，同样也将阮文灵视为当之无愧的创始人。
自1991年开始，阮文灵退下总书记的职位，改任越共中央顾问。1998年4月下旬，阮文灵病逝于胡志明市。他于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得到了本国政府的高度评价，死后获“国葬”殊荣。我国也曾经向越南驻华使馆送去花圈等致奠物品，表达中国对阮文灵逝世的悼念。
参考信息：
《硝烟已散友情长存》；世界知识;2001年13期
《越南》；云南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研究处
《中越人民革命友谊的历史见证——越南黎广波、朱文晋给广西边境群众的几封信》；中越关系史研究辑稿
《广西少数民族人物志》；莫文军主编
《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郭明主编，杨立冰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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