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3月，张爱萍调北京任副总参谋长。
当时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正在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考虑到这一工作的艰难性，特意将张爱萍调回来辅助工作。
两人见面后，彭德怀目光灼灼地望着张爱萍：
“整编是要得罪人的，你有这个信心吗？”
“你有我就有。”
张爱萍干脆利索地回答。
彭德怀心里十分高兴：
“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明天你们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吧……”
后来尽管时隔多年，张爱萍依旧对此影响十分深刻，在纪念彭德怀95周年诞辰大会上，张爱萍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彭老总是一个真正的人。”
似乎千言万语间，都汇总成这样一句话
“人家总是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
彭德怀与张爱萍，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便已经相识。
1934年春，张爱萍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当年9月毕业，即被分到了红三军团第4师12团任政委。长征时期张爱萍又担任了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第13团政委。
而当时彭德怀正担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张爱萍后来回忆起彭德怀，也对这一段时期的经历记忆深刻。
彭德怀对部下的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配合上彭老总刚猛的性格，最后都表现为一个特点——爱发脾气。
许多人对彭老总的雷霆怒火记忆深刻，一些不了解的人也觉得，彭德怀喜欢骂人，但张爱萍却不这么认为。
“人家总是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
总的来看，“严格要求”和“骂人”还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的。
具体的来看，就是看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明显彭德怀可以做到，甚至还能做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
张爱萍回忆起在彭老总麾下时，彭老总的表现是：
“彭总那时候打仗，他的指挥部一直都在最前线。无论身居什么样的高位，彭总始终艰苦朴素，与部下同甘共苦，仿佛一个苦行僧。”
在昔日红三军团时，张爱萍有一件事情，后来一直愧疚到了晚年。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红三军团为全军右路前卫。
当时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时，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搬家式的撤退，行军途中又是以甬道式行军的方式，因此被大量的敌军追赶。
红三军团打得最艰苦的一战，无疑是在湘江战役时。
等到渡过湘江以后，彭德怀下令，要求全军各部天亮以后到军团部集合。张爱萍当时也接到了电报。
但由于连日来的作战行军过于疲劳，张爱萍后来捏着电报竟然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张爱萍赶紧率领部队赶紧到军团部集合，彭德怀盯着张爱萍，看得张爱萍头皮发麻。张爱萍永远忘不了那个眼神。
“那是彭老总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张爱萍的心里十分愧疚，于是主动报告：
“我不小心睡着了。”
原本张爱萍以为自己会受到处分，但彭老总似乎并没有怪罪的意思，只是喊了一句：“跟上。”
尽管彭老总脾气爆裂，但事实上却是爱兵如子，湘江战役如此惨烈，红三军团如此伤亡惨重，能够从重兵包围之中逃出来，已经很不容易，已经是这样辛苦，又怎么好意思再怪罪。
但张爱萍却将这件小事记了一辈子，晚年时谈到这件事，张爱萍还愧疚地说：
“我不能原谅自己，这一生中，我不知有多少次想起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张爱萍之子张胜，小的时候经常听父亲谈起这一件小事，却始终很不理解，一直到自己后来当了兵，并且也开始带兵，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要几次强调。
张爱萍后来继续跟着红三军团、遵义、娄山关，一战一战地打下来。
红军打下娄山关、遵义后，吴奇伟指挥国民党军两个师反扑，当时红三军团负责在老鸦山防守，张爱萍亲自率领11团防守老鸦山左翼。
尽管张爱萍顶住了优势敌军的进攻，但自己伤亡也非常大，当时张宗逊、黄克诚负责老鸦山山顶防守。
张爱萍跑上山去请求黄克诚，让他在侧翼打一下。
不知为何，黄克诚却坚持没有出兵，张爱萍大怒，于是返回阵地坚持硬抗，敌人见拿不下张爱萍阵地，于是转移主攻方向，黄克诚没顶住敌人攻势，阵地丢失，彭德怀又调来彭雪枫的两个团，这才将阵地又夺了回来。
红三军团在鸭溪开会，张爱萍不满黄克诚见死不救，会上当场提出，彭德怀大怒，将张宗逊、黄克诚撤职。
事后才了解到，黄克诚并非没有出兵，而是当时已经由张宗逊带着一支部队驰援去了，当时他所在的阵地兵力微弱，他实在是脱不开身。
尽管如此，黄克诚也没有辩解。
虽然有这一段小插曲，但也并不妨碍张爱萍与黄克诚之间的感情。
就从这一事例来看，红三军团出身的将领，大多都带上了彭老总的脾气和个性，有话直说，坚持真理。
“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来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
张爱萍始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畏的牺牲啊。”
红三军团二打遵义，还有一件事让张爱萍难忘，那就是参谋长邓萍牺牲。
邓萍是红军长征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
对于邓萍的牺牲，尽管时隔多年，张爱萍依旧没有忘记。
1935年1月7日，红军首占遵义，并在此地开了拯救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当时遵义会议后，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结果在土城一战，遭遇失败，不得已临时改变北上的计划，而是转道西渡赤水河。
这也是红军四渡赤水河中的一渡。
当时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地方部队，纷纷自东向西压过来，打算聚歼红军，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毛主席下令东渡赤水河，也就是二渡，将敌人远远的甩在身后。
2月18日至21日，红军全部完成东渡赤水河的任务。
当时贵州王家烈的黔军根本就不能阻挡红军的脚步，又被打得丢盔卸甲。
1935年2月27日，红军决定重占遵义。
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路线，
时任红三军团11团政委的张爱萍与团参谋蓝国清一起带前沿视察，躲在距离遵义城只有50米的一个草丛里。
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十分紧急，如果不打下遵义，到时候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就会涌上来，所以当时张爱萍也是有些无所顾忌起来。
时隔多年后，张爱萍回忆起这一战曾坦言：
“当时我们隐蔽在距离城墙不过50米的一个小山坡上，比一线步兵班发起冲锋的阵地还要近，这显然违反了作战条例。”
那一天很不凑巧的是，参谋长邓萍也来到了11团前沿，并跟着张爱萍一起到前沿侦查。尽管违背了作战条例，但邓萍考虑到战局的不利因素，所以也就没有顾及到危险。
当时兰国清也觉得前沿有些危险，劝邓萍赶紧离开，但邓萍没有听从。
本来侦查过程也十分顺利，但这时我军一个通讯员来到小山坡报告邓萍情况，汇报完成后，就飞快地跑下了山。
“他这一跑不要紧，却暴露了在山上邓萍的位置。”
由于距离城墙太近，敌人一排子弹打了过来，邓萍头部被击中，立时便倒在血泊之中。
当年那个场景，张爱萍怎么也无法忘记：
“邓萍正在和我说话，突然就倒在了自己的右臂上：九响枪的子弹击穿了他的头部，滚烫的血溅了我一身，我抱着邓萍，却怎么也挽回不了他的生命。”
邓萍对彭老总一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13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而邓萍任军参谋长，彭德怀入党时，邓萍就在他身边。
红三军团建立后，邓萍继续任参谋长。
张爱萍强忍悲痛，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气得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
彭德怀在电话里大骂张爱萍，电话那头张爱萍默不作声，任由彭老总发泄心中的怒火。
事后彭老总总结战斗经验，向军委汇报时，曾谈到了邓萍的牺牲：
“我们指挥员的位置比部队更靠前，故而我们的干部伤亡非常大。”
彭德怀后来找到张爱萍，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畏的牺牲啊。”
“为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张爱萍之子张胜回忆：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不过出乎预料的是，在张爱萍的回忆里，彭老总批评他的次数要远比表扬的次数要多。
张爱萍就曾与儿子谈论起来这样一件往事。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后，张爱萍写了一份侦查报告交给彭老总与毛主席。
报告先是被送到彭老总那里去，彭老总看后，立即就把张爱萍叫到了身边：
“这份报告你看过第二遍没有。”
张爱萍回答：“没有。”
彭老总又问：“为什么？”
张爱萍答：“我相信我写的不会出错。”
彭老总将报告扔在张爱萍面前，让张爱萍拿回去再看看。后来张爱萍看了几遍，果然发现其中错了几个字。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战争年代，一些文案报告，只要意思大致不出错，写几个错别字，没什么大问题，
可无论是彭老总，还是张爱萍，都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甚至是当做天大的一件事来看。
张爱萍在战争年代便养成习惯，从左往右写字，当时人按照写毛笔字竖排的习惯，都是从右往左写字，张爱萍之所以和别人有区别，目的就是为了写起来方便，而且用毛笔是还不用担心粘在袖子上。
尽管彭德怀没有批评张爱萍写了几个错别字的事儿，可打从这儿开始，张爱萍每次写报告，都要检查一两遍才放心。
张胜后来回忆称：
“对彭德怀，父亲也说过，他并不是没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处理上是错误的。”
可在张爱萍的心里，却始终尊敬彭老总，并视其为影响自己一生的人。
“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
这句话是张爱萍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张胜联想到了父亲对彭德怀的尊重，也觉得自己明白了很多。
“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老总真正关心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和部队基层，在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几次调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
“彭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尽管张爱萍并不是彭老总平江起义的老班底，但在漫长的革命战争生涯，两人曾有过共事，彭老总的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他。
彭老总从来都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时常公而忘私，严格教育子侄一辈儿，他的侄子侄女们也都受他的影响。
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革命的低潮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在陕北地区的红军指挥，下令恢复红一方面军，为了便于指挥，彭德怀主动向中央提出，将自己一手创建的红三军团并入红一军团当中，成为红一军团第四师。
毫无疑问的是，红三军团过去一直是红军的主力部队。
巅峰时期的红三军团，下辖三到四个师，总兵力1.8万余人。
整个长征期间，作为红军主力，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参谋长邓萍牺牲外，大部分均壮烈牺牲，长征结束时，仅剩2000余人。
尽管是这样，彭德怀依旧毫无私心。
彭老总出身贫苦，是从一名士兵成长为元帅，但尽管如此，在他后来身居高位以后，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分，竭诚为人民百姓做事。
无论是对何人何事，彭老总都很认真仔细，如果有些事情他想不通，宁肯放一放，第二天再想。尽管彭老总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大老粗”，但他却并不是这样的人，凡是在彭老总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细致认真的态度。
而彭老总的这份精神，时时刻刻感染者身边其他很多人。
张胜后来回忆张爱萍时说：
“父亲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和工作中，贴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总的“立行”后，对他的钦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觉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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