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大视野《淮海战役全记录》中讲过这样一段往事——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指挥豫东战役大捷后，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讲道：“我打仗历来慎重。我得有七成的把握才会打，如果只有五六成的把握，风险太大，我是不会打的。
而粟裕同志则不同，他是长期远离中央在敌后孤军作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为求生存不得不兵行险招。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不敢冒险，部队就活不下去。
这就养成了他的作战风格，像豫东战役这样的战场态势，这样的兵力对比，这样五五开的仗，全军也只有粟裕敢打！”
1947年，是解放战争中我军最最艰难的一年。蒋介石调集胡宗南30余万大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为避免过早与敌展开决战，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自内战爆发至今，我军各大战略区的地盘已被敌人压缩到了极限，无论东北、华北，还是华中、华东，各解放区的根据地，无论是兵源还是物资，都已经到了几近枯竭的地步。
战争究竟该怎样继续坚持下去？
主席在撤离延安后的转战过程中，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著名军史作家铁流在“淮海战役全记录”中讲道：
“淮海战役之前，国民党具体的军事战略目的，就是压迫我军南
线部队，将我军赶出晋冀鲁豫，赶出华东、山东，逼往华北，从而以傅作义部为主，中央军协同，实现其所谓的‘聚而歼之’，在华北地区‘一举荡平’我军南线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及华北聂荣臻所部。同时，也彻底切断我北线东北民主联军的退路，让林彪所部‘重蹈东北抗联之覆辙’！”
蒋介石的这个战略构想客观地反映出当时整个华夏大地上真实的敌我态势，由于当时的我军在整个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均呈现出弱势，而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拥兵两倍于中共军队，蒋介石希望凭借其强大的战争机器，寻求与我军展开决战，力求速战速决。
此时，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党内高屋建瓴地指出：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按照敌人所希望的那样去行动。我们的战略目标偏要和他蒋某人反其道而行，他想把我们往北边压，我却偏要向南边去
，到他的大后方去摸摸老虎屁股，创造新的战场。”
于是，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山东的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晋南的陈赓、谢富治率太岳纵队从两翼策应，我军三路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
这样一来，敌我两军的主战场就从解放区推进到了国统区。
但是，终究因为敌强我弱，离开根据地挺进中原的我三路大军
由于失去了后方的支持，很快就陷入了不利局面。
特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途中一仗接着一仗，在腹背受敌的恶劣形势下突破敌人的层层重兵围堵，部队由之前的12万人锐减至不足6万人，处境非常困难。
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又以5个整编师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进行全面清剿。
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4个多月，部队严重减员，长期无后方作战，弹药、被服和粮食供给也越来越困难，晋冀鲁豫野战军再次面临险恶局面。
1948年1月2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里写道：
“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胡琏部）全部调走。否则，部队集结将发生困难。
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
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
而我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华野、东野）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则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
从电报中不难看出，此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深陷困境，自身
更是无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迫切需要得到友军支援的愿望。
而这个友军，就是陈毅、粟裕所部——华东野战军。
中央军委收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这份电报后，主席认为：
扭转当前被动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派出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做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减轻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压力，从而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
1948年1月27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奉中央命令，从华东前线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米脂杨家沟中央所在地。
这次会面时，主席向陈毅明确提出：让华东野战军主力向江南跃进！
让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江南，是主席考虑已久的一个战略设想，在此刻向陈毅提出来之前，已经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过很多次，并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早在1947年7月23日，主席就在发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同时，华野一、四、六纵也应向江南进军。”
主席的战略设想是：
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主力南下，必将打乱蒋介石的进攻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大量回援，我军由此便可以转守为攻，在各个战略区
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当夜，主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命令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中央为此拟订了三个方案，请粟裕“熟筹见复”。
电报最后写道：
“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
1948年1月31日，粟裕深思熟虑后，给中央军委复电，电文很长。
电报中，粟裕将华东野战军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的现
状向主席作了如实汇报：
自“7月分兵”以来，三个纵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多，干部配备、物资装备也十分不足，马上出动存在困难。
粟裕谈起过江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时，讲到了当年随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军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北上失利的教训：
“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
安插，只能任伤员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痛惜。
忆1934年红七军团北上之失败，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
粟裕在复电中陈述了华东野战军暂不过江的具体理由，并给出了具体建议。粟裕在复电中写道：
“于最近时期，华野部分部队可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突然性的忽集忽分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主席和陈毅司令员研究了粟裕的电报，于2月1日复电同意粟裕暂不过江的作战方案：
1、以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渡江兵团，到陇海线附近休整，补充新兵，准备渡江。
2、华野其他纵队则由刘邓指挥，采取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
1948年3月上旬，经过一个月的准备，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进至河南濮阳进行整训，作渡江南进的准备。
著名军史作家铁流在“淮海战役全记录”中这样讲述：
“华东野战军渡江南进的计划，是主席筹谋已久的一步棋，以大范围机动作战，吸引中原之敌回援，减轻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
这个计划早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之前，主席就有这个构想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意义，是主席对于解放战争总体思路的重要一环，以跃进的方式向敌人后方推进，到国统区的纵深建立新的根据地，直至全国解放。”
上世纪90年代，陈毅的儿子、粟裕的女婿陈小鲁回忆道：
我父亲对主席的这个战略计划，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比喻：变中原为华北，变江南为中原。
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秘书处书记崔协祥，后来回忆濮阳整训期间的粟裕时，说道：
“部队在濮阳整训期间，粟裕日思夜想都在筹划渡江问题。粟裕个子不高，很孺雅，对人特别谦虚诚恳。他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经历长征，但对于作战，他很聪明，也很机警。”
原华东野战军6纵16师47团参谋长徐超回忆粟裕：
“粟司令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把敌人的情况摸得很清楚，一个是对自己的部队，哪个部队有什么特长，哪个干部有什么特点，他都非常清楚。所以你只要按照他的办，没有不打胜仗的。”
著名军史作家铁流谈起粟裕时说道：
“粟裕早年随方志敏、刘畴西在谭家桥、怀玉山的惨败经历，对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影响极深。
1934年，粟裕任红7军团参谋长，中央红军长征前，该部随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军北上，掩护主力转移。红7军团在谭家桥、怀玉山两战两败，只有粟裕和少数人员成功突围得以生还。
这段经历让粟裕在后来的指挥作战中，对脱离根据地的敌后转战，始终秉持谨慎态度。之后，粟裕率余部长期在闽浙皖坚持敌后游击战，打的全是险战，正是这样的险恶环境造就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粟裕的成名之战，是一场看起来根本就赢不了的险战。
1946年夏，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集结于长江北岸南通、靖江、泰兴、泰州一线，与向淮南、淮北进攻的国民党其他部队相配台，夹击苏皖边解放区首府淮阴。
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以3万余人迎战，敌我兵力对比为4：1，如此强弱悬殊的战场态势下，粟裕一个半月内连打7战，连战连捷，歼敌53000余人，史称“苏中七战七捷”。
但是，就是如此习惯打险战的粟裕，这次在中央命令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渡江南下作战时，却始终保留自己的意见。
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张震回忆道：
“粟裕虽然习惯打险战，但他却精于计算，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例，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折损兵员过半，这次华野三个纵队如渡江南下，光是一路突破敌人围堵，减员就必定超过5万，以其付出如此代价离开根据地去与敌作战，不如就留在中原与敌决战。
半年多前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一战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后，让粟裕更有了信心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展开大规模决战。
粟裕设想，只要将中原地区的三路大军，华东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太岳纵队整合起来，收拢巴掌形成拳头，完全有能力也有机会打败敌人，破解中原地区我军现在的困局。”
粟裕秘书朱楹回忆道：
“粟裕认为，比如说我要歼灭敌人的一个师、两个师，或者一个兵团，华东野战军是够用了。
但是呢，我一打仗，四面八方的敌人援军就围上来了，就全冲我来了，这种局面就必须有别的部队来帮我一把，帮我把外面来的敌人挡住，用这样的方式，我就可以一仗吃掉敌人一个师，两个师，甚至是一个兵团。这样一来，华野不过江，反而要比过江的效果好。”
但是，粟裕深知，让华野渡江作战，是主席运筹良久的一盘大棋中的一小步，以自己的地位和资历想要建议中央改变这一战略布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淮海战役史》作者傅继俊，于1978年成书前亲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粟裕将军的家中，面对面对他进行采访。
傅继俊回忆：
“粟裕将军拿出一份誊抄件，说道，这是当年我以个人名义发给中央军委、中原局的电报，这是向毛主席立下的军令传。”
这份电报誊抄件上写道：
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将中原三军，以忽集忽分之法，由刘邓统一指挥，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
傅继俊讲道：
“这份电文的末尾，粟裕写了“斗胆直陈”四个字。
这份电报早在1947年年底，粟裕就在当时华野司令部驻地河南临颖写好了，但他没有马上发出，而是一字一句的仔细斟酌，反反复复地思考了一个多月，最后才下定决心发给了中央。
这份电报的原件，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陈毅之子，粟裕之婿陈小鲁回忆道：
“1948年初，粟裕就向中央提出建议，要在中原地区打大仗。他对当时的局势作出判断，打小战解决不了问题，要消灭敌人主力从而扭转中原战局，就必须要打大仗，甚至是决战。要打大仗就必须把三路大军整合起来，忽集忽分，忽分忽集，并统一交由刘邓指挥。”
主席收到粟裕的这份电报后非常重视，命秘书将电报送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传阅，还特别批注了三个大字：再送毛。
最终，经中央书记处集体决议，仍维持原定决策不变，电令粟裕：做好渡江南下准备。
粟裕收到中央复电后，知道主席已经作出了战略决心，便着手整训部队，准备物资器材，计划于5月实施渡江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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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作战股股长秦叔瑾回忆道：
“虽然粟裕的意见没被中央采纳，但他始终一丝不苟地做着渡江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我们作战科天天连轴转，收集印刷江南地图。
下面的部队成天都在训练，听说南方水网多，战士们不仅练撑船，还学会架设便桥，用木头、树干子搭独木桥，就连连队的运输队，挑着担子都能一溜小跑跑过独木桥。”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从陕北米脂杨家沟中央所在地返回华东野战军驻地，于途中极有兴致地赋诗一首：
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从诗中可见，陈毅司令员对中央要求华野渡江南下的决策是非常支持的。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回到华野驻地河南濮阳时，粟裕对于渡江南下的态度却让他大吃一惊。
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作战股股长秦叔瑾，在访谈中讲道：
“在河南濮阳整训部队的这段时间里，粟裕考虑来，考虑去，终究还是觉得华野留在中原要比去往江南更为有利。他认为，中央让华野三个纵队下江南，其目的是为了调动敌人，减轻晋察冀野战军在大别山的压力。
此举固然可以调动一部分敌人，但是战斗力较强的邱清泉、胡琏等部肯定是调不动的，蒋介石是一定不会把这4个整编师撤往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这4个整编师留在中原继续围剿大别山的话，那华野渡江南下的作战计划将变得毫无意义，反过来是减轻了中原地区敌军的压力。”
粟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陈毅后，陈毅感到很为难。粟裕作为一名野战军的副职首长，想要改变中央书记处集体作出的决议，这在我党我军的党史军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先例。
著名军史作家铁流在“淮海战役全记录”中，这样评价粟裕：
“本来，对于整个南线作战的战略布局，那是中央考虑的事。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这样重要的决策，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
往轻里说，是执行命令不坚决。往重里说，是干扰中央的决心。但是，粟裕本着一颗公心，秉性着负责任的态度，仍然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之子，粟裕之婿陈小鲁回忆道：
“我父亲大吃一惊，感到很突然。他对粟裕讲，华野渡江南下作战已经是中央定下来的事情，这个事情太大了，出兵在即，你现在如果还要坚持己见，只有当面去向中央汇报了。”
粟裕考虑问题一向相当周密，在向中央和主席陈述自己意见之前，于4月16日以个人名义给刘伯承和小平同志发去了一封长电。
粟裕在电报中陈述了自己的建议，征询正在大别山地区苦苦坚持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意见。
在得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赞同和支持后，粟裕再次权衡过江与不过江的利弊。反反复复思考了两天后，粟裕决定再次向中央进言，为了全盘战局的胜利，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1948年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再次致电中央，陈述华东野战军不宜过江的理由，并再次恳请中央同意华野暂不过江。
粟裕在电报中写道：
“……以上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上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三个月内，在中央已经做出南下渡江的决议后，粟裕仍然两次建议暂不过江，这就引起了主席的高度重视，中央急电陈毅、粟裕马上赶赴阜平县城南庄开会，主席要与二人面谈。
1948年4月30日，陈毅、粟裕赶到阜平县城南庄，参加由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时任粟裕机要秘书的鞠开，后来回忆：
“主席有一个习惯，他迎客一般是不出大门的。那天粟裕来了以后，主席却破例走出大门，站在院子里迎接粟裕，主席还讲，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主席与粟裕的这次见面，距离他们在长征前的分别，已经时隔整整17年。
当年由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抗日先遣军兵败怀玉山后，中央一度以为红7军团参谋长粟裕也牺牲了，还在延安为他们开了追悼会。
时隔17年的这次见面，在城南庄开了7天的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详细听取了粟裕关于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作战方案。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经过7天的热烈讨论，与会同志一致同意了粟裕提出的“华野暂不过江”的战略建议。
但是，主席对粟裕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在4到8个月内，华东野战军在江北必须歼敌6到12个旅。
粟裕痛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立下了这个“军令传”。
此时的晋察冀野战军已经改称中原野战军了，就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央宣布陈毅赴中原野战军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会议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来到濮阳，看望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的全体指战员。
1948年5月14日，华东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陈毅司令员传达了中央指示，并通报了华东野战军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
会上，朱德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提出了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任务：
“力争消灭国民党的两大主力，邱清泉的5军（整编第5师）和胡琏的11师（整编第18军）。”
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邱清泉的第5军、胡琏的整编11师与华野、中野部队多次交手。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央军委下达指示后，华东野战军全军上下群情振奋，摩拳擦掌。
一个半月后，华东野战军经过整整20天的连续作战，攻克开封、歼灭区寿年、打残黄百韬、重创邱清泉，以伤亡33000余人的代价，歼敌94000余人，取得了豫东大捷！
粟裕兑现了自己立下的“军令传”，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主席亲自下达给他的任务！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讲过这样一段往事：
1948年7月，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专门去电向华东野战军祝捷，并索要整个战役的作战经过要图。
豫东战役，双方兵力对比，参战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冀鲁豫地方部队共计20余万人，国民党军队约为25万人，华东野战军还有一半的部队是在打援，主攻部队仅有3个纵队。
林彪为此专门组织东野各纵队首长对豫东战役做过一次复盘，并坦承：“过去，我长期担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活，115师是由军委直接指挥下的主力部队，责任重大，所以呀，我打仗历来慎重。我得有七成的把握才会打，如果只有五六成的把握，风险太大，我是不会打的。
而粟裕同志则不同，他是长期远离中央在敌后孤军作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为求生存，不得不兵行险招。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不敢冒险，部队就活不下去。这就养成了他的作战风格，像豫东战役这样的战场态势，这样的兵力对比，这样五五开的仗，全军也只有粟裕敢打！”
主席在获知豫东战役大捷的消息后，评价道：
“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
4个月后，淮海战役揭开了序幕。粟裕豫东战役的极限用兵，是淮海战役的战术预演，由此奠定了解放战争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参战人员最多、歼敌数量最众的这场大决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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