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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未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中国为什么要每年在非洲花费数百亿,这些钱用来发展国内不好吗?”

在网络上,时常有人对中国大力援助非洲表达质疑,认为中国在援非上花费了大量资源,偏偏还有许多非洲国家并不领情,不时闹出排华事件,简直像是人傻钱多的冤大头。

但是,中国对非洲援助,真的是这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在花冤枉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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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非真相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最早开始于1956年,当时的对非援助确实是主要基于政治考量,单从经济角度看,确实大多有去无回。

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做决策时并不能只算经济账,中国对非提供援助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为中国外交打开局面。

对现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一边倒”其实并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初衷,政府中有许多人,包括一些党内人士,都认为“美苏两边靠”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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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那边,尽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美国肯定更喜欢买办性质浓厚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内战当中,美国也确实执行的是扶蒋反共的政策。

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美国人也意识到蒋介石政府腐朽腐败,不得民心,已经难以维持其统治,美国需要重新制定其对华政策,

考虑到当时苏联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最初想要拉拢新中国的,至少不要让新中国加入苏联一边。

双方都有握手言和的意图,也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一些接触。

在接触中,美国提出,只要中共愿意“承担国际义务”,接受国民党政权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美国就愿意带头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为中国提供一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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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中共来说,国家主权完整是不容逾越的底线,坚决要求废除此前政府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并拒绝承担蒋介石政府在内战期间所借外债。

对于美国来说,这属于是到手的利益飞了,他们当然不愿意接受。

于是美国联合其他“自由国家”一道,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全面封锁,意图迫使中国政府妥协。

面对经济上的封锁,中国尚可以发扬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传统,不将其放在心上,但是政治上的孤立却是一个极大的麻烦。

毛主席就曾经十分担心地表示,如果我们建国后,3天还没有国家承认,那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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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中国只能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全面倒向苏联阵营,放弃一些外交灵活空间,来换取社会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和支持。

但是新中国的外交如果只能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就难免会出现受制于苏联的情况,中国还需要在其他方向上打开局面。

在此背景下,中国将目光投向了同样遭受了西方殖民压迫的广大亚非拉地区。

1954年,首次亚非国家会议在万隆召开,中国借机实现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万隆会议期间的交流加深了中非之间的了解,会议结束之后,原本因美西方宣传而对中国存在戒心的非洲国家抛弃了过往成见,开始与中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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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巩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对世界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支持,即便当时的中国也堪称一穷二白,中国还是在苏伊士运河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和刚果事件当中,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无偿援助。

在中苏关系出现恶化之后,中国外交上陷入了美苏“两面夹击”的严峻的局势,迫切需要打开新的突破口。

在此情景之下,中国迫切需要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来扩展中国的外交空间,而外援就会是中国争取这些国家的好感和支持的重要手段。

而且,在中国初代领导团体看来,“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它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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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并确立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在八项原则当中,中国明确,中方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中国外援不会附加任何条件,并保证中方将提供自己所能够拿出的最好的物资、技术。

在执行过程当中,中国也切实贯彻了八项原则的精神。

中国的早期援建项目,如坦赞铁路、索马里贝布公路,都是按照当时中国所能实现的最高标准建造的,至今仍能够正常使用。

这种真诚友善、不谋私利的态度,为中国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与中国的友谊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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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非洲国家在外交上对中国的支持,也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能够在1971年收回一直被蒋介石政府窃据的联合国席位,就少不了非洲国家的帮助。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确实存在超出国力负担的问题。

然而这种在经济利益上的牺牲,也为中国换回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从国家层面综合衡量,这种兑换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中国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害,其实也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

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令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得到了改善,而和平的周边环境,也对国家的建设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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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政府重新判断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之前援非工作中给中国自身造成负担的问题也得到了纠正。

中国政府指出,虽然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但在执行过程当中,也需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

在这之后,中国对外提供援助时加大了对市场作用的重视,援助中无偿赠款所占的比例较此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减,更多的是以贷款形式进行,而这些贷款都是需要被偿还的。

同时,中国在设置援助项目时的考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之前的关注受援国利益转为要能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之外,也要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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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投资在中国援非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

这种投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将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作为主要考量,大多能够获利,并且投资的过程也促进了中国的企业成长。

虽说其中也有亏损的项目,但这也是市场经济当中的正常情况,完全不能因为这些亏损,就认为中国是当了冤大头。

然而,许多质疑者却认定以非洲的贫困落后,除了自然资源就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回馈,认为中国在非洲资源大多被西方把持的情况下对非洲进行投资,就是上赶着去当冤大头,变向给非洲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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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不起的非洲?

这些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美对非洲援助的失败。

虽然提起非洲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贫穷,但是事实上,非洲其实并不缺钱。

不提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光是其他国家向非洲提供的各种援助,就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在2000年之前,西方国家就已经向非洲提供了总计超过1万亿美元的援助。

按道理说,接受了这么多的援助,非洲的基础再怎么差劲,也该发展起来了。

毕竟二战中被打到稀烂的西欧,在接受了总金额130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后,就恢复了世界经济强国的实力。

然而,现实却是,非洲在接受了这么多的援助之后,却一点也没变得比受援前更好,甚至情况还更加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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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欧美对非洲的援助迎来了一个高峰期,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80年到1990年间,非洲贫困率反而从43%上涨到了56%。

这种违背常理的“越帮越穷”的现实,让很多人对非洲感到了失望,并由此判定非洲人懒惰到无可救药,认为非洲能拿出手的只有上天赐予的资源,在其他方面没有投资的价值。

但非洲“越帮越穷”的原因,真的是非洲人自身不争气吗?

在对欧美对非援助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为,事实上,正是因为欧美畸形的援助,导致了非洲贫困的加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非洲的饥荒与欧美的粮食援助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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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每年向非洲提供大量资金,指定必须用于购买粮食,不买这笔钱就只能白白放着,谁会选择让这笔钱浪费呢?

既然有了这笔从国外购粮的专款,那国内的农业发展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在此思想的影响下,非洲国家普遍对国内的农业缺乏重视。

因此,明明非洲的土地肥沃程度可以与东三省相比,可耕种土地面积也比中国要大得多,人口数量还长期不及中国(由于非洲生育率高,2023年非洲人口超过中国)。

然而中国可以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非洲却在常年大量进口粮食的情况下,依旧有超过20%的人受到饥饿的困扰。

粮食如此,工业品与其他的生活用品有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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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慈善人士常常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向非洲捐赠一大批物资,来彰显自己的善良和爱心。

这种短期内的超量供应,令当地在一段时间内对相关产品没有了需求,当地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了,这对于当地刚刚起步的相关生产行业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只能破产,工人也因此失业,变得更加贫穷,因工人消费而产生的服务业也失去了生存空间……

这样的援助名为援助,实则是破坏了当地的发展机会。

甚至对于那些接受了援助物资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也没有这些免费物资而变得宽裕一些,因为这些慈善人士往往是打过卡就走,不会每年都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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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批物资用完之后,这些人会发现,由于本地产业破产,他们再需要时只能买高价进口产品,在这些项目上花的钱好像还更多了。

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针对欧美对非援助情况写了一本书,名为《援助的死亡》,其中这样描述非洲所面临的情况:

我们生活在被援助包裹的环境里,久而久之,我们以为接受援助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那非洲国家自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向欧美请求一些对非洲长期发展有帮助的援助呢?

事实上,有不少非洲国家都曾请求欧美帮忙建设基础设施,期望能够带动经济的长期发展,然而,欧美对非洲的援助从来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非洲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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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欧洲确实在非洲建设了一些铁路和公路,但是这些道路却只联通欧美在殖民非洲期间所经营的传统矿区与经济作物产地,并不关注非洲所需要的地区联通。

又比如,加纳曾经希望建设一座大坝,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并为此向美国请求援助。

在加纳政府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为加纳设计大坝,但是美国不顾加纳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设计出了阿科松博大坝这样一个围出了世界最大水库的超级大项目。

加纳一开始也觉得自己财力有限,没必要一上来就造这种超大型水电站,但美国劝说加纳,阿科松博大坝建成之后加纳就再也不用为电力发愁了,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加纳政府听信了美国专家的说法,却没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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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一个小型水电项目,加纳挤一挤说不定还能够负担,但是现在项目规模大了,所需要用到的钱也就更多了,加纳的资金就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缺口,只能靠援助来补足。

为了获取美国的资金支持,加纳只能向美国让步,允许美国资本入股沃尔特铝业,向美国出卖了加纳的国家利益。

并且,原本,除了请求美国援建水电站,加纳还希望美国能够在配套工业、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提供支持。

但是现在,美国声称援建大坝已经花费了很多资金,不愿意提供其他援助,加纳甚至连辩驳的理由都找不到。

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阿科松博大坝确实建成了,但是加纳政府所期待的促成产业升级的效果却完全没达到,加纳的工业产业还是只能停留在初级矿产加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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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加纳的工业没有得到发展,阿科松博大坝发出的电加纳根本用不完,只能白白浪费,政府还不得不负担远超小型水电站的维护费用。

总之,由于欧美处处从自身利益出发,非洲请求欧美援建的项目,能够得到欧美批准的那些往往对于非洲发展的作用有限,还伴随着对非洲资源的掠夺,对非洲来说堪称得不偿失。

当然,欧美也有一些富有良知,真心希望非洲摆脱贫困的人,他们也推动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援助项目。

但问题在于,这些项目往往全程由欧美专家来主导,缺乏当地人的参与,导致在当项目取得成果,专家撤离之后,当地缺乏维持能力,最终逐步倒退援助开展前的状态。

就欧美的这种援助方式,非洲会“越帮越穷”实属是在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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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援助方式当中的问题,但他们本就不是真心想要帮助非洲发展,而是希望通过援助加强对非洲的控制。

这一点从90年代欧美以非洲国家“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为由,对他们进行“援助制裁”一事当中展现地淋漓尽致。

只有非洲一直穷下去,离开他们的援助就活不下去,他们以援助控制非洲的手段才会一直有效,欧美当然不会去纠正他们援非当中所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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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机遇

但是欧美的无效援助没能让非洲发展起来,却并不代表非洲真的没有发展潜力,不存在消费市场。

事实上,非洲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品,以满足本土的需求,而这也成为了非洲至今依旧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卖资源挣得那点钱全被工业剪刀差收割,没钱支持发展。

其中的许多产品,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但是欧美为了能够持续拿捏非洲,就是不肯帮助非洲取得在自主生产的能力。

而中国与欧美不同,是真心想要帮助非洲发展的,面对非洲经济落后、资金匮乏、人才短缺的状况,从一开始就确定要从生活必需品入手,逐步帮助非洲走上自力更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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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非的第一批成套项目当中,就包含了几内亚的火柴和卷烟厂,马里糖厂和茶叶厂,刚果棉纺织厂等切实解决非洲人民生活需求项目。

这些项目大多至今仍能够正常运营,并持续为当地政府带来收益。

如今中国的对非投资,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在对非投资中占比不断上升中小型民企对非投资,其实也大多集中在生活用品领域。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由于他们的技术水平、资金实力有限,在国内的产品供应已经过剩,品质、价格严重内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留在国内,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卷不过友商最终破产。

但是到了非洲,情况就不一样了。

由于非洲民众生活相对贫困,他们对于这些产品的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只要便宜耐用,就不会挑剔其他细节,这些中小型民企的技术完全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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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土生产的产品,比起进口产品少了运输成本和关税,何况这些产品技术含量有限,对工人要求不高,当地居民经过简单培训就能够上岗,而非洲的人工成本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

由于成本差距巨大,这些产品在当地的售价比起进口产品要便宜的多,自然也备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更令这些企业高兴的是,非洲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即使中国出海的企业已经不断增加,依旧连当前的市场需求都填不满,一时半会儿还卷不起来。

中国的中小型民企其实是通过投资非洲开辟出的新市场,获得了继续生存发展的空间。

而对于非洲来说,中国企业的投资为他们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帮助许多人摆脱了贫困,并且产品本土化令非洲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可以用于投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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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会质疑,小型项目能够赚钱有什么用,一个大型基建项目消耗的资金抵得上数百个小型项目,这些基建项目的成本收不回来啊。

比如中国援非的里程碑项目坦赞铁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最后中国考虑到这种情况,免除了坦赞两国的还款义务。

但是事实上,只要认真规划,合理运营,基建项目是可以做到兼顾国家发展与项目盈利的。

坦赞铁路项目建设时尚是20世纪70年代,那一时期我们的对外援助主要关注的是反殖民,也就是项目的建设对受援国家摆脱西方控制有多大作用,经济效益是被放在次要地位的。

因此,即便各方都判断坦赞铁路本身大概率会亏损,但是考虑到铁路建成之后,赞比亚的出口就不会再受制于西方资本,并且在西方的反对下完成这项工程会鼓舞非洲独立运动,中方还是决定要援建这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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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这样一条本就不指望盈利的铁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调整援助方式,派出专家帮忙运营后,也一度扭亏为赢,成为非洲运营状况较好的铁路之一。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赞比亚铜加工产业的发展,坦赞铁路的运量大幅度下滑,加之坦赞铁路年久失修,列车晚点已成常态,这才又陷入了亏损运营的状态。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与坦赞两国也在商讨是否能够通过翻修升级铁路,改革运营模式等方式,让坦赞铁路焕发出新的生机。

坦赞铁路尚且如此,改革开放后那些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援建项目就更加不会吃亏了。

诚然,由于非洲地广人稀,且城市化水平较差,兴修基建对投资需求大,建成后的使用需求却不多,这也是当初欧美不愿意帮助非洲实现地区联通的一个重要原因——看不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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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只有基建项目,还有大量的工业产业,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只在周边售卖,正好对交通运输有需求。

中国便顺势将两者结合,把投资的工业项目放在基建项目沿线,这样一来,工厂生产的产品对外运输成本下降了,基建项目的盈利也得到了保障。

只要能够盈利,项目回报周期再长对于那些承接项目的大型国企来说都不是问题,有国家兜底的中国国企完全等得起。

而且,对于承担了更多的国家义务的国企来说,在投资时最关注本就的不是短期利润,而是长期回报和社会价值。

营销界有这么一句话,“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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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工业化进程当中,欧美抢占了先发优势,在制定标准这个领域,一直是欧美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因为这个吃了不少亏,动辄被欧美以“不符合标准”为由排除在市场之外。

但是随着中国基建的出海,这种情况将会得到巨大的改善。

中国援建非洲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都是中国标准,并且为了配套,这些国家未来的基础建设项目,也必将继续沿用中国标准,中国企业是在通过援建项目,将中国标准推向海外。

虽然发达程度不及欧美,但是第三世界的市场总量却比欧美大得多,如果整个第三世界都更加认同中国标准,那么中国标准就是真正的世界标准了,这其中的利益将是不可估量的。

即使不考虑标准输出,仅考虑到援非基建能够为中国产品开拓出的市场,就足够中国国企承担起这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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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名的“世界工厂”,在欧美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今天,中国许多企业因此受到了不利影响,急需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新销路。

非洲拥有14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然而由于非洲的贫困落后,绝大多数非洲人消费能力极为有限不说,生产和消费还都局限在很小的区域内,很难与外部产生互动。

而基建,正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基建对经济的带动效用,能够提高非洲的消费能力,而基建的联通作用本身,让当地能够与外界产生更加积极的互动。

如此一来,中国的产品就能够顺利进入非洲市场,那些因产品卖不出去而陷入困境的国内企业也能够起死回生,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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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

即便是知道对非投资对中国来说有利可图,依然有些人对中国援非心存疑虑,非洲利用中国投资复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未来成为中国的对手。

尤其是在非洲偶尔发生排华事件时,网络上总会响起一阵“非洲人忘恩负义,发展起来说不定还要给中国捅刀,还是别帮这些白眼狼,把钱用在国内发展上更好”的声音。

那么,这些人的担忧有道理吗?

不得不说,这些人实在是太高看非洲,也太看轻中国了。

中国能够完成产业升级,成为唯一一个突破西方“中心—边缘”体系限制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中国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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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国家基层管理能够深入到乡村、街道,能够动员每一个人参与国家建设;看国家统筹发展,在落后时期集中优势资源推动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再从这些先进地区调拨资源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只觉得习以为常,理应如此,却不知道这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而那些非洲国家,就是这不能做到的大多数。

非洲尚处于部落时代时,就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殖民,但是殖民者人少,基层管理上还是更多地依赖原来的部落酋长,部落酋长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反而得到了加强。

并且,为了殖民统治的稳固,西方殖民者还在非洲大搞分而治之,挑拨甚至是制造各部落间的矛盾,阻碍其团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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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到独立之后,由于当时的非洲人受教育程度有限,其知识水平难以独立设计一套国家治理体系,也因为西方的长期影响,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还是继续沿用了当年西方为他们设计的那一套体系。

这就导致非洲国家中央政府对地区、基层的管理控制能力十分有限——这也是明明中国大力帮助非洲,非洲各国政府也力主对华友好,民间还是会因为对中国不了解因为个别华人的行为或是欧美宣传的误导而发生排华事件的重要原因。

而这种控制力不足导致非洲基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集中力量办大事。

由于地盘意识和各地区间的隔阂,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愿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发展,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发展成果平白让给其他地区,这导致非洲国家在资源调配上面临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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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对资本需求不大的轻工业时,即使非洲地区各自为政,也不难支应,但是想要向重工业攀登,举全国之力尚要面临众多困难,想要靠地区力量完成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诚然,我们要承认非洲的成本优势,承认非洲发展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

但是资本从来逐利,在中国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当下,这些产业离开中国是必然的发展,即使没有非洲,还有东南亚、拉美。

这种产业转移在短期内确实会给中国的就业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这种情况也并不会持久。

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中国的适龄劳动力数量正在不断减少。

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直接跌至1000万以下,这个数量甚至还不足1990年时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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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再过30年,等到90一代的中国人到了退休之后,中国甚至可能要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为了确保未来中国发展不会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后劲不足,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推动产业升级,以“中国智造”取代“中国制造”,通过机械化和人工智能减少生产所需的人力,另一方面也在主动推动产业链转移,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

为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动中国与那些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进行产业对接与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很强,还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好朋友、好伙伴,自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了其中的关键一环。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非之间的合作水平空前深化,中非双方都从中获利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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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正在帮助他们解决基础设施瓶颈和资金短缺问题,为非洲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对中国来说,与非洲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往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也是中国应对美西方贸易战的重要底牌。

更重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长期以来用于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任其吸血的“中心—外围”体系影响力也将不断被削弱。

这将促使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最终全世界都将从中获益。

参考资料

一年投资援助非洲好几百亿,中国真是“人傻钱多”吗? 观视频工作室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研究 陈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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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述评 刘鸿武 非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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