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她被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走马上任后，她成天为党的工作东奔西跑。但是，忙了外头却忘了屋里头，为了大家舍了小家。
她虽然身居高位，却没多少钱。据称，她的工资很低，每个月就是35元的工资。而她上有年逾古稀的双亲，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对于自己的小家，她说了“三个我不好”。作为女儿，非但没有尽到孝道，反而二老为支持她的工作付出了很多；作为妈妈，对三个娃娃没有尽到抚育的责任；作为妻子，对丈夫亏欠了太多。
尽管如此，她还是坚定地表示，若是让她重新再走一遍这段路，她还是会像以前那样走过来。只有一个原因，谁叫她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呢！
她就是曾经名声响彻“三湘四水”的黄炳秀。
黄炳秀于1938年出生在湖南慈利县长峪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里贫穷，她14岁时才开始上学。可还是因学费问题，最后不得不辍学回家。
1955年，黄炳秀加入了初级社社委。次年9月，黄炳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高级社副社长。1958年，她担任了长峪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说起黄炳秀的老家，那可是一个贫瘠无比的地方。因为缺水的缘故，土地的收成只能听天由命。遇到旱情严重时，农民们有可能会颗粒无收。当时，作为生产大队的头，黄炳秀决定站出来，为长峪铺村1000多口的村民们解决庄稼收成问题。
1964年，黄炳秀发现有人在菜园子里种玉米，效果不错。由此，她想到可以搞一个高“苞米”、矮“红薯”来套种。在她的一块试验地里，黄炳秀就这样干了。当时，很多老农民就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样种庄稼肯定不行，高的压了矮的头，矮的缠了高的脚，会两头失塌的。
面对质疑，黄炳秀认为事实胜于雄辩。收获的季节到了，黄炳秀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卷。接着，黄炳秀继续探索“高产、稳产”的道路，在农业科技部门的指导下，黄炳秀在试验田搞了“小麦、玉米、红薯旱地三熟制”的种植模式，结果又是大丰收。
群众亲眼看着黄炳秀“岩石过水”，心里很踏实。在黄炳秀的指导下，这套种植模式很快在慈利县推广开来。对于取得的成绩，黄炳秀谦虚地表示：“我只是起了个牵头的作用。”
70年代，长峪铺大队成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身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黄炳秀自然也成了“先进人物”。1971年，黄炳秀调任慈利县通津铺公社党委副书记。
2年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常委。1973年8月，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任湖南省委书记。虽然身居高位，但她却没一点儿官架子。有时候见到老乡们后，黄炳秀面对夸奖，她始终说：“我还是长峪铺的那个黄炳秀。”
就在人们以为黄炳秀要在高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时，黄炳秀却于1977年10月选择了辞职。后来，黄炳秀很清醒地说：“我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我也没想做官，只晓得埋头苦干，是历史潮流把我推上去的。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
回到老家后，黄炳秀又当回了慈利县通津铺公社党委副书记。相比于以前的抓大事，现在忙具体事让她感到轻松。黄炳秀说：“这样我应该干的工作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可以更好地甩开膀子干出一些事来。”
后来，黄炳秀被分配到慈利县人民政府当调研员，负责老龄工作。虽然职务更小了，但她的工作积极性却丝毫未减。在她任职期间，慈利县连续多年被评为张家界老龄工作的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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