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那会，大家对大禹治水的真实性特别认可。当时中国还没实现大一统，西边的秦国、东边的齐国，都把大禹的功劳事迹刻在青铜器（秦公
簋、齐侯镈）上了，就连自称“蛮夷”的楚国，也在夸赞大禹治水的功绩。
【那么大禹治水的具体地点究竟在哪呢？】
依据史书呈现的历史线索，大禹治水是夏朝能够建立的前提条件，可对于治水的地点，史书的记录却比较模糊。《尚书·禹贡》讲“禹别九州，随山浚川”，这儿说的九州并非咱们后来觉得的冀、兖、青、徐等华夏九州的区域，而是一种泛指，意思是地理范围很大。
《史记》讲过尧那时候洪水到处泛滥，尧帝和舜帝先后让鲧、禹父子去治理水患。在上古的时候，人们搞不明白洪水爆发是咋回事，就把这罪过算到了共工族头上，因为共工族善于和水打交道，还说“舜在位的时候，共工掀起滔天洪水，逼近空桑”。
因为山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大致能把尧活动的区域，还有尧舜的地望确定在晋南这一带。巧了，《山海经》说共工族活动的区域是“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有两黄兽守之，有
水叫寒暑之水……有禹攻共工国山”。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得出这样的推断：“共工氏主要活动的区域在太行山东麓这一带，也就是从河南辉县往南，到河北北部长城以内以及山西境内往北”，在上古时期黄河还没改道的时候，黄河中下游恰恰是顺着太行山东麓往北流，一直到天津那边才入海。
咱先不说共工撞不周山导致洪水这个不靠谱的传说，单看文献记载的前前后后，好像很自然就能认定大禹治水的地方在晋南、豫西这块区域。
实际上，在《尚书》和《史记》里，关于大禹治水的地点，就只说了积石、龙门这么几个地理名词，具体在哪儿没讲清楚。一直到南北朝的时候，才有学者把上面说的这些地点确切地认定是在今天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那一块儿。
但这仅仅能表明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整个黄河流域周边的先民，都被大洪水所困扰，可不能凭这个就认定大禹治水的地点在这儿。
从逻辑来讲，晋南豫西处于中下游，遭受洪水侵害，大禹跑遍九州，在黄河上游搞源头治理好像说得通。不过，咱华夏从古至今治理黄河泛滥
，从来都没这样做过，也没那本事从上游源头去疏导。东汉王景治河的时候，动用的人力有好几十万，工程规模在古代那可是顶尖的，可治理的区域也就局限在濮阳到渤海这一段黄河泛滥的地方，没法把施工范围扩大到黄河上游。
在对整个地质环境仔细研究一番之后，学者们同样否定了存在人为干预的因素。
比如说，古环境学教授谢孟龙通过对积石山地震可能引发的洪灾做大数据测算，得到这样的结果：积石山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最大容量是 7.8 立方千米，就算一次性全流出来，对一千多公里之外的黄河中下游也没啥实质性影响，更不会让中下游的族群有长达数十年的治水需要。
同样，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对黄河砥柱、龙门展开实地考察以后表示：“江河全是天然的水道，压根儿没有一点儿人工疏导的迹象……龙门砥柱我都亲身去过……龙门属于天然的峡口，不需要人去开凿，也不是靠人工能够做到的。”
因此，在青铜工具还没普及的先夏那阵子，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禹，既没那个能力，也没必要去治理整条黄河。
然而不少考古发现，都跟大禹治水的所在位置对不上。
首先，晋南的陶寺遗址还有豫西的二里头遗址，都没瞧见有被洪水侵袭冲毁的迹象，反过来，二里头的兴起反而是大洪水消退以后得到好处的。
张莉教授的团队针对黄河中下游的聚落做了研究，结果表明，从公元前 2000 年到二里头时代快要到来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很严重的社会倒退情况，人口也大量减少。这一地区的聚落总数从 1669 个一下子降到了 180 个，或许是因为大洪水。
随着气候慢慢变好，大洪水过去以后，位于适合农耕的伊洛平原的二里头遗址，马上变成众多幸存先民最先选择的迁居之处，这让二里头文化崛起并走向辉煌。曾经担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教授，把二里头生动地比作“移民城市”。
但是呢，在主流考古学界认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晚期的都邑这个情况下，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上限才到公元前 1750 年，这跟大禹治水的
年代差了 200 多年呢。
而比二里头还早并且跟它有渊源的新砦遗址，不过是龙山文化时代众多古国遗址里的其中一个。它的规模和文化样子，不能跟二里头一样。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的众多遗址，也都是彼此没有统属关系的。
换句话说，大概在距今 5000—4000 年的时候，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普遍由于气候异常出现大洪水之后，整个晋南、豫西、鲁西南，都没冒出一个像二里头那样的广域王权实体。所以啊，说大禹治水成功，接着就建立了对各部落的控制力和绝对权威，最终成为夏王朝奠基人的这种逻辑是讲不通的。
可以看出，不管大禹在治水之前还是之后，华夏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政治形式都没发生变化。要是咱们把大禹生活的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前后，虽然能解释治水完接着就是二里头文化兴起，可又有个问题了：夏朝建立的时间也跟着被压缩到二里头文化一期了，这么一来，二里头就不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而是整个夏朝了。
其次，夏商周断代工程讲了“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当作代表的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留，应该是在考古学方面探寻早期夏文化的主要目标”，然而考古发现像王城岗遗址这种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跟陶寺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虽说史书上记载大禹是听从尧舜的命令去治水，可实际上，陶寺不在洪水影响的区域里。
陶寺的考古挖掘表明，它的兴起是被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影响的，衰亡是被从北方南下的鬲族群冲击造成的，跟河南龙山文化没啥直接关系，和洪水也没关系。因此，陶唐氏没道理费人力费物力去帮其他部族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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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龙山文化有两大类型，分别是煤山类型（王城岗古城）和王湾类型（王湾古城），这俩互不统属，以嵩山为界呈“对抗式”分布，各自都建
有城墙和壕沟。在崇山北边的王湾类型，特征是常用深腹罐；在崇山南边的煤山类型，主要特征是常用鼎。
煤山类型在两个文化体系里很强势，甚至对湖北石家河文化（三苗文化遗存）有着明显的渗透式影响，这样的考古发现分别证实了史书记载的禹铸九鼎和禹征三苗。因此，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很有可能就是大禹的部族。
因为王城岗遗址的绝对年代跟尧舜都邑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一致，还比二里头遗址早得多，所以大禹生活的年代不会是二里头那个时候。而且，大禹治水的地方也肯定不是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平原，还有王湾类型所在的崇山以北，这两个地方那时候都不在大禹他们族群的掌控之中。
那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大禹治水不像后世觉得的那样让九州都受益，那为啥古代各地的先民们都那么感激大禹的功劳，原本只是天下诸侯当中一员的大禹，到底是咋拿到最高统治权的呢？
【中山大学的郭立新、郭静云教授研究团队针对大禹治水中的诸多疑问，提出了一个与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论点。】
在学术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以及研究论文《夏是哪国王朝》里，郭立新、郭静云（以色列及中国台湾籍俄裔犹太人）这两位教授指出：
“文明不是从北往南传，而是从南往北传”；“长江中游用水、治
水的经验特别丰富，有大规模治水的本事。在华北地区国家刚开始兴起的时候，长江中游地区早就有过好多国家组织兴起、衰落还有重组的经历。完全能够给像大禹治水这样的社会公共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所谓的‘河南龙山’跟‘河南仰韶’，这俩根本不一样……偃师二里头在本地没啥深厚根基，可湖北的‘二里头’有，所以二里头文化的起源地应该在湖北”；“大禹治水只可能出现在长江中游那一块儿”；“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不是三苗文化，而是文献里尧、舜、禹等代表的族群创造出来的文化”；“‘二里头’、‘二里冈’属于先楚文明在北边的城邦”。
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大禹的足迹以及对大禹治水神的崇拜差不多遍布了整个中国。因为典籍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周秦汉唐，那时国家中心在黄河流域，所以传世典籍所呈现的上古天下中心也被深深地打上了黄河中心（特别是洛阳）的印记。
很明显，郭教授他们俩的团队给咱们梳理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夏朝建立流程：尧舜禹处于长江中游，那是城邦文明的联合体，大禹治水是在长江中游搞定水患的，由此建立起了江汉洞庭联合城邦国家。伊洛平原的二里头遗址就是这个城邦国家向北拓展产生的。
这一说法不光推翻了大禹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原有看法，还对所谓禹征三苗这件事表示了怀疑。
得说一下，大禹在长江治水然后建国北上这个说法，同样没啥实打实的证据，不过倒是给咱们研究夏史带来了新的角度。
当然啦，就当下的情况而言，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先夏）—王湾三期文化（先夏跟早夏）—新砦期（后羿代夏）—二里头文化（夏中晚期）这样的夏朝历史体系，依旧是主流。要想把夏王朝原本的样子还原出来，还得依靠更多的考古挖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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