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分享《中国人的思维危机》。本书立足现实、立足当今天，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述思维能力不足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作者对中国人思维危机的深切忧虑，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强烈批判。
2. 中国的文科教材与教法
语文现在竟然沦为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2007年广州的一项调查显示, 语文课是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 “范文太老套学生厌烦不想读、闷、烦、快点过去——这是小学生们对语文课作出的评价”, 只有39% 的学生对语文课的感觉良好。学生在对语文课的评价中写道天哪！最可怕的是, 当老师念出范文时, 竟是雨天扶小树苗、扶老奶奶过马路、谁谁谁帮谁谁谁怎么怎么样……老掉牙的俗文章, 在21 世纪竟然还能搬上课堂! ”有人甚至表示: 语文课= 睡觉+ 打呼噜…… [107]
有这么多的孩子喜欢读小说、故事、童话、散文等文学作品, 喜欢看“百家讲坛”等文化节目, 为什么竟然不喜欢语文？中国的文科教材及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失去了对文科课程的兴趣。
(1) 文科教材
中国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普遍缺乏思辨性, 很多课文过于简单,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等, 根本不需要老师教, 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去读。一些课文简单得连学生都觉得可笑, 可老师还要从中硬挤出一些“意义”、“思想”。很多文科教材都是如此, 过低地估计了孩子的思维能力。许多教材在语言上故作儿童腔, 其实没有必要。
据报道, 在一些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 鲁迅的作品比以前有所减少, 这是不应该的。鲁迅的文章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见的思辨性较强的, 一有点思辨性的作品就不读, 怎么能提高思辨力？学生不愿读鲁迅, 是因为教育方法有问题, 老师总是要求学生要按照老师的思路来理解, 而难以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观点, 学生的理解难以得到老师的认可,也就失去了探索的兴趣。我们应该让学生自由地去理解文章的内容, 包容各种观点。
美国语文教村的深度远大于我国, 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很多课文就有数千个单词, 六七页长, 四年级就开始读中篇小说。美国中学语文教材, 我们很多人都见过, 国内出版了。笔者看了之后, 感到震惊。不管是课文的选择, 还是思考题的设计, 都让我们耳目一新。课文密切联系历史, 大量的课文都是论说性质的, 当然也有其他文体。在课后习题中, 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考, 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 强调思辨能力的训练。而我们的语文课本中初中小学都是以记叙文为主, 缺少思辨性强的文章。
美国的历史课甚至没有教科书, 这让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 因为中国的历史课是强调背诵的, 没有教科书, 学生怎么掌握知识点？他们怎么知道要背诵哪些东西？但美国人认为对于历史, 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 看法也完全不同, 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 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 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 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 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 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108]
教材会限制人的思维, 说得太好了。我们中国有哪个学校没有指定的教科书呢？中国孩子从小就将教科书奉为神灵, 教科书上说的就认为是对的, 思维受限, 眼界受限。实际上, 有很多历史上没有定论的事情,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把某种一家之言当成真理教给学生。教科书的很多观点都非定论, 不应该去逼迫学生去背诵这些观点, 而应该让他们根据一些资料, 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观点。
(2) 教学方法
多年以来, 语文课的教学在中国备受批评, 甚至有人斥之为“误尽苍生”, 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语文教学要改变很难。我们不能把语文教学不如人意的原因全归在语文老师的头上, 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政策的引导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比如教学大纲、教材、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考试标准等等都对教师采取什么教学方法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而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采取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 制定了不合适的文件, 也是因为它们本身思辨能力就有限,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
在我们的作文教学中, 过度重视词藻与形式, 重视记叙、描写等表达方式, 对议论文的训练不够。重辞藻, 轻内容, 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在很多国家, 教师要求学生的是朴素的语言、清晰的表达, 卖弄辞藻是令人生厌的行为, 华丽的语言被认为是一种奢靡与炫耀, 是尽量要避免的。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朱熹注曰：“辞, 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说清楚就够了, 不需要华丽。中国人喜欢卖弄词藻与我们的语言及传统有关, 汉语是一种艺术性比较强的语言, 意象丰富,历史积累又很厚重。林语堂在谈到汉语时说:“这种意象名词丰富但抽象名词缺乏的特点对写作的风格, 进而对思维的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一方面, 它使语言生动形象；另一方面, 又很容易使语言趋向华而不实,结果成为很多时期中国文学的弊端。” [109] 在中国文学史上, 经常会有某个时期, 文章的语言变得华丽, 而内容变得空虚。我们今天又是处于这样的时期, 中国当代文学就存在这个毛病。
《中国青年报》2009 年11 月6 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小学生上网悬赏请成人写手捉刀, 作文“Google 写作”让教师头痛》, 是说很多中小学生在网络上请人代写作文, 或是抄袭网络上的文章, 这已是中小学非常常见的现象。很明显, 这个问题不能全怪学生, 请看看文中老师布置的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命题作文: 《人生如四季》、《关怀》, 这题目出得太不合适了。这样空洞的题目, 怎么能让小学生来写？一个十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对人生有什么感慨？难怪小学生们说“写作文太痛苦了”, 这样的题目即使成年人也难以写好。
在我们的作文课上, 总是拘泥于雕琢词句, 过度地讲究新奇的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而不重视观点和见解的表达与论证。结果就是很多学生的作文空洞无物、感情虚假, 完全是一堆漂亮词藻的堆积, 比喻连篇, 引用不断, 好词好句不少, 真情实感全无。这样的作文怎么能训练出孩子的思辨能力呢？
有一本卖得挺火的《高考作文宝典》, 这样给学生解读“有意蕴”：写作文时, 不要说“我很悲伤”, 要说“我心灵的天空一直下着雨”；不要说“女人和男人应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要说“女人应是一株木棉, 和橡树并立在一起”；不要说“没有钱”, 要说“与孔方兄无缘”, 说“‘老人头’不多”……总之一句话, 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 把明白的事情说糊涂了, 把朴实的话语说得矫情了, 把一句话能说清的内容用十句话去说, 作文就写好了。这种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教育不是要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作家或诗人, 而首先是要让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准确地理解别人。这个要求听起来好像挺简单, 其实不然, 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不必过度地雕琢词句, 堆积辞藻, 而要注意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认识世界。
学生作文应该以论文为主, 小学就应该写简单的论文, 而不是过多地训练记叙文。我们的古人就是从小就写议论文, 在科举考试中,策论历来是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学的许多古文名篇, 同样都是议论文。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么多的大学者, 他们的思辨能力也是在议论文的写作中训练出来的。相比古代的读书人, 我们现在虽然学了逻辑学等辩论的知识, 但思辨力却有退化之势。
很多中国人包括广大的老师都误认为议论文要比记叙文难写,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每个正常的孩子都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有着自己的看法, 都喜欢问“为什么”。当与同学讨论问题的时候, 常常是热火朝天、口若悬河, 用各种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这都是在议论, 只要让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 就是议论文。当你与孩子交谈时, 你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 孩子对很多问题, 从学习到生活、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主见。中国人觉得议论文难写, 是因为中国老师为议论文写作设置了太多的标准, 比如什么思想性、正确性、文学性, 而且过度重视词句雕琢, 从而限制了学生的手脚。并且我们从小就不写议论文, 缺乏锻炼, 到了高年级想写好也难了, 这也造成了议论文难写的误解。
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 过于强调答案的统一, 不能容许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老师讲得太多, 学生自己思考得太少。语文能力的考试与评价也是深受争议, 很多作家、学者在看到我们的高考语文题的时候,都不知如何应付。《新闻世界》杂志2007 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作家教授谈高考语文题目》：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 面对1998 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 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劲, 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写文章说, 如果让他参加高考, 肯定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 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古典文学界的泰斗, 他都说自己考不上, 可见高考语文试题之难。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 他看完1998 年全国语文试题, 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在1998 年参加高考, 语文肯定不及格。
著名作家余秋雨说, 花两三个小时, 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
著名作家王蒙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题, 成绩都不理想, 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
著名作家贾平凹说, 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 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
试想, 这些语言方面的学者、大师都难以应付的试题, 如何能准确地显示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呢？中国的语文教学过度重视词句的分析, 往往把一篇优美的文章搞得支离破碎, 再生动的文章, 经过这么大卸八块、条分缕析, 也变得毫无味道了。学生不喜欢语文课, 也就不奇怪了。其实, 当我们进入文学院时便会发现, 学习文科的方法其实与理工科是一样的, 或者说是在用理工科的方法学习文科。我们面对一篇文章时, 就像一个医生一样,把文章分成各个部分进行条分缕析。这是文科教学的一个弊端。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文科特别是文学、历史类的很多研究是无意义的, 包括很多西方人也如此认为。比如卡夫卡学, 有人说卡夫卡学是和卡夫卡没有关系的学科, 这种学问就是将卡夫卡及其作品当成了可以随意解读的符号。同样, 中国的红学其实也是与曹雪芹无多大关系的东西。而一些非文学类的学生反而通过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 感悟到了一些东西, 思维得到了发展。
(3) 中国的识字教育是自废武功、自断其臂
前面我们谈到美国孩子开始阅读的年纪远早于中国孩子, 他们能够这么早开始自主阅读与英语词汇的表音性有关, 只要孩子学会了说话, 认识了26个字母, 学习书面语不会很困难。而汉字的表意性强,字形复杂, 与语音的距离比较远, 这造成了中国孩子在识字上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中国孩子在识字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汉字的繁琐造成的, 而是教育方式的不当造成的。
中国的识字教育方式是自废武功。汉语的一大优势就是富有节奏和韵律, 能够写出极为整齐、节奏鲜明、韵律优美、朗朗上口的文字, 像旧体诗词那样的形式, 英语是不可能有的。韵文易读昜记, 在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传播中, 韵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即使是一些不识字的人, 他们也能够背诵许多诗歌、对联、读语、民谣。古人进行字教育也都是通过《三字经》、《千字文》以及诗歌等韵文进行的, 私塾教育一般在一年之内就能解决识字问题, 认识约2000 个汉字。古人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今天条件这么好, 却做不到了, 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用韵文进行识字的传统, 像英语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 岂不是自断其臂？
我们小学花费了6年的时间, 才识约3000多个字, 太慢了, 可谓事倍功半。我们应该重拾以韵文教孩子识字的传统, 在这方面有很多学校在实践,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沈阳晚报》2008年7月18日报道, 沈阳市二经三校实行教学改革之后, 一年级学生即可识字1500个, 二年级达到2500个。
有人觉得让幼儿识字是增加孩子的负担, 幼儿阶段应该让孩子自己玩耍。这种想法其实是受中国人“苦学”思想的影响, 认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其实不然, 只要方法得当, 识字与阅读对孩子来说同样是一种游戏, 游戏与学习并不是对立的, 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孩子尽早识字、阅读, 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可以做到有益无害, 而阅读活动对孩子思维发展的好处则是无法替代的和巨大的。我国识字教育长期落后于儿童智力的发展, 并出现了小学生不能阅读、不会阅读、没有兴趣阅读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儿童六七岁就能写诗写文章, 而现在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没有。孩子的机械识记能力非常强, 对孩子来说,识字并不是很大的负担, 关键是要釆取适当的方法如通过游戏、儿歌等方式。我们现在是上小学之后才开始大规模识字, 已经太晚了。
(4) “最牛历史老师”可以效仿吗？
不仅仅是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许多弊端, 其他文科的教学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北京历史老师袁腾飞因其讲课生动风趣, 深受学生欢迎, 被称为“最牛历史老师”, 受到社会的追捧, 并登上了“百家讲坛”。但笔者以为, 如果认为一个老师善于讲故事便是一个好老师, 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袁腾飞现象显示了中国社会教育观念的整体落后。
在教学中, 教师是主导, 学生是主体, 而绝不应该让课堂成为老师的一言堂D 而在我们的教学中, 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仍然占据了主流, 虽然教育界很多人都知道这种方法的落后。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起到启发和引导的作用, 而不是一个人单口相声式地表演。应该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让学生去发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让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得到思维的训练。
而在单口相声式的教学中, 学生没有丝毫的主动性, 完全是被动地接受。甚至是老师讲得越精彩, 学生受的伤害便越大, 因为学生一心只听老师讲了, 自己根本不去思考, 老师说什么, 学生便接受什么,完全沦为了一个只能被动接受的容器, 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不到锻炼。说得难听一点, 这种教学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吸引学生, 其实是对学生的歧视。因为这些老师认为学生懂得太少, 缺乏理性, 不喜欢思考, 不会用严肃的方法思考问题, 所以必须用哄孩子的方式、逗乐的方法才能吸引学生, 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其实, 每个孩子都是喜欢思考的。虽然这种教学也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能够让学生背诵更多的知识点, 但只是记住了一些死知识而已, 思维没有得到训练, 唯一的好处是能够提高学生的一点成绩。但学生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 在这门课程上花时间多了, 在另一些课程上必然就会花时间少, 对总成绩并没有什么好处。
单口相声式的课最受学生的欢迎, 因为学生听这种课太轻松了,就像听相声、看小品一样, 不用思考, 不用动脑子, 轻松加愉快。如果这种课就是好课的话, 笔者以为把教师朝相声演员或小品演员的方向培养就好了, 让演员来讲, 肯定个个生动有趣。北京人善于侃大山, 据说很多出租车司机侃起来都滔滔不绝, 生动形象, 幽默风趣, 难道说他们都具有成为好老师的素质？
笔者对袁老师本人并没有什么意见, 也觉得他确实口才不错。
但他能够成为老师的典范, 正是中国人落后教育观念的结果, 这个现象不值得欣喜, 更不能推广和效仿, 也无法复制, 不是每个人都有袁老师的口才。我们常说“文史一家”、“文史不分家”。笔者看了这么多材料才发现, 真正做到文史一家的是美国人, 而中国人却把几千年来“文史一家”的传统抛进了垃圾堆！
而关于发达国家历史课的上法, 前面已经举过例子。在美国,同样是教历史, 却形式方法各异, 他们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 有的组织去博物馆, 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 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但共同点是让学生自己去接触资料, 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老师起到的是引导和深化的作用。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是不断地思考的, 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很少有老师一个人一言堂的现象。
美国的语文课同样是密切联系历史, 笔者见到的美国中学语文教材就是按照美国历史的发展编排课文的, 同时配有美国历史的简介,这样可以使得学生在学习课文的时候方便地了解到相关作品的时代背景。而反观我们, 我们的语文课和历史课是泾渭分明。语文就是文章的罗列, 基本上没有历史知识的介绍, 需要老师补充讲解相关文章的时代背景; 而历史课就更简单了,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背诵知识点, 还没见过哪个中国历史老师要求学生写长篇大论的文章。
可以这样说, 中国的学生是被喂养大的, 老师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硬塞到学生的肚子里, 根本不会让学生有挑选和思考的余地, 学生没有主见,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美国的学生是自由长大的, 对待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对老师的观点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甚至是反驳。(5) 历史题该怎么考？
让我们看一篇文章：
我儿子正在读高二, 考了一道历史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 公元哪一年死？最远打到哪里？第二问儿子答不出来, 我帮他查找资料, 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 是打到现在的匈牙利附近。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美国世界史这道题目不是这样考的。它的题目是这样的：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 当初如果没有死, 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分析。
有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这位蒙古领导人如果当初没有死, 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被带到欧洲, 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鼠疫。但是600 多年前, 黑死病在欧洲猖橛的时候, 谁晓得这个叫做鼠疫。如果没有黑死病, 神父跟修女就不会死亡, 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 就不会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 西班牙、南欧就不会强大, 西班牙无敌舰队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意大利不够强大, 盎格鲁撒克逊会提早
200 年强大, 日尔曼会控制中欧, 奥匈帝国就不可能存在。
老师一看说棒, 分析得好。但他们没有分数, 只有等级:A! 其实这种题目老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可是大家都要思考。
不久前我去了趟日本, 日本总是同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产生纠葛,所以我在日本很注意高中生的教科书。他们的教师给高中生布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100 年打一次仗,19 世纪打了一场日清战争( 我们叫甲午战争),20 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 我们叫抗日战争),21 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 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 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
其中一个高中生是这样分析的：我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 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因到中国, 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 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 我们的油轮就统统走右边, 走基隆与高雄的右边。这样, 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我们的石油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 穿过马六甲海峡, 上中国南海, 跨台湾海峡进东海, 到日本海, 这是石油生命线, 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 我们的货轮就要从那里经过, 我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 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 马上就会上场, 那就打！按照判断, 公元2015 年至2020年之间, 这场战争可能爆发。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作对华抗战的准备。
我看其他学生的判断, 也都是中国跟日本的摩擦, 会从东海开始, 从台湾海峡开始, 时间判断是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
这种题目和答案都太可怕了。撇开政治因素来看这道题, 我们的历史教育就很有问题。翻开我们的教科书, 题目是这样出的：甲午战争哪一年爆发？签订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款多少银两？每个学生都努力做答案。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什么时候割让辽东半岛, 什么时候丢了台湾澎湖, 赔款二万万银两,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 背得滚瓜烂熟, 都是一大堆枯燥乏味的数字。那又怎么样, 反正都赔了嘛! 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会怎样？
人家培养的是能力, 而我们灌输的是知识。 [110]
看了这篇文章, 我们都很清楚, 哪一种考察方法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美日学生的回答都是一步一步地推理出来的, 这就是逻辑思辨的过程, 而我们学生的答案都是背出来的。经过这样多年训练之后, 我们学生的思维能力怎么能够和人家相比？
(6) 中国内地考生雅思成缋为什么这么差？
多年以来, 中国内地雅思考生的成绩一直徘徊在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倒数几位。2006年雅思均分全球排倒数第二, 仅在阿联酋之前,更低于日本和韩国。 [111] 2007年全球倒数第三, 其中口语倒数第一。 [112] 2009年9月, 剑桥大学英语考试院公布了2008 年雅思国际英语测验全球排名, 中国内地学生的成绩在亚洲14 个国家中排名垫底。有人不解：中国学生学英语花了这么多时间, 为何成绩却不理想？
是老师教学方法有问题, 还是学生学习方法不对？甚至有人质疑考试的公平性。 [113] 同样, 在托福考试中, 中国考生的成绩长期徘徊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口语和作文也是弱项。
在笔者看来, 中国学生的这种表现一点也不奇怪。缺乏思辨力的学生, 写不好作文、不善于口头讨论是必然的。这种层次的考试不仅仅是对语言运用能力的考察, 更是对思维能力的考察, 我们的学生听力和阅读成绩并不差, 说明并不是英语学得差, 而是思维能力不足。这种考试中的作文, 要求写的都是议论性的文章, 需要提出观点并进行论证, 要分析、综合、选择、梳理论据材料, 进行符合逻辑的论证, 这是思辨的过程, 是需要思辨能力的。口语考试也是如此, 不是让你讲曲折的故事, 更不是让你煽情, 而是要你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中国学生最不善于做的事情, 因为中国学生从小接受的作文训练, 就是雕琢词句、把大量的工夫浪费在漂亮的修辞上, 直到大学毕业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连汉语作文都写不好,, 怎么能写好英语作文？而口头讨论就更不行了, 中国的课堂多是死气沉沉, 老师在台上大讲特讲, 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和教科书的观点, 学生不能有自己的观点, 一切问题都要按照标准答案作答, 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缺乏口头的讨论, 长期没有这种训练, 中国学生已经习惯了听老师讲, 不习惯与别人讨论问题,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甚至根本就得不出个人的见解, 更不善于表达个人的见解, 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在口语考试中获得好成绩？
没有可能。
中国学生作文和口语考不好, 绝不仅仅是英语教学的问题, 而是整个学校教育, 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缺乏对学生思辨能力的训练, 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的思辨力低下。
(7) 标准答案禁锢了学生的思维
相比于理工科, 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就是其不确定性, 而中国的教育却为几乎每一个文科问题都设定了标准答案, 这是非常荒唐的。
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些看法往往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在语言方面, 对同一篇文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在历史方面, 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在哲学上, 对于同一个哲学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经济学上, 面对同一种经济形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判断; 在法律界, 对于相同的案件, 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分析, 其判决也会有差异……总之, 几乎所有的文科问题都没有唯一的答案, 中国人在教育中为文科问题设定的标准答案同样只是一家之言。而强迫学生接受这种一家之言严重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发展, 使得学生怀疑自己的思考, 从而不敢去思考, 很多时候他们也放弃了思考。有标准答案, 背下来就是了, 何必自己去思考呢？没有这些思考的过程, 缺乏思维的锻炼, 思维能力怎么能提高呢？《中国青年报》2009 年10 月28 日有一篇报道, 说有一位作者, 他自己的文章被选成高考题, 结果他却大部分题都不会做,15 分的题只能得1 分。其中一道题是回答一个词语的“丰富内涵”, 作者一看都傻眼了, 自己当时只是觉得用这个词比较顺而已, 哪里想过什么丰富内涵！而青年作家韩寒也认真地做了针对自己文章的中学语文阅读题,
结果8 道题只对了3 道, 甚至做错了“画线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一题。试想, 出题人的标准答案是从何而来？其实不过是出题人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罢了, 岂能将个人的观点视为标准答案？有人戏言中国学生的阅读课是“被阅读”, 实际上确实如此。
在文科教学中, 应该少设立标准答案, 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来获得答案, 很多答案不应该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 而应该看是谁的答案更加合理, 亦即谁的答案更具有逻辑性、严密性及道德性等等。这样的问题解决过程才能充分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8) 过于依赖教材
中国的文科教育过于依赖教材。就拿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课程来说, 过度依赖文学史。笔者在上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背诵文学史教材上的知识点。对于每个作家、每个作品的评价, 也是按照教材的说法来背诵,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除了一些历史事实需要记忆外, 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应该由学生自己作出, 教材只能作为参考。学生应该通过对作品的研究与阅读, 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 得出自己的观点, 这样才能提高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与评价能力。学生最应该读的是作品, 而不是文学史教材。而在教学中, 我们的学生往往对文学史教材很熟, 作品却读得很少, 只记住了一点死知识, 没有形成自己的见解, 思维能力也没有得到锻炼, 这也是最后写毕业论文感觉困难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其他文科学科的学习中, 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政治与哲学课,应该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原作, 而不是只读课本。课本往往只是一家之言, 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观点。其实, 原著要比课本高明得多, 也有意思得多, 可读性也要强得多。但是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与哲学, 读过几篇经典原著呢？不读原著, 仅靠拾人牙慧, 是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些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的。
中小学同样如此。中学语文、历史、政治等教材过于简单, 而且阅读量太小, 很多内容学生完全可以自学。如果老师再照着课本讲,学生听起来就味同嚼蜡。应该扩大学生的阅读量, 让学生在阅读中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知识。
(9) 文科教学问题主要责任不在老师, 而在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虽然老师是教学活动的执行者, 但教学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完全怪老师, 关于文科教育的许多问题,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负总责。
是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教学大纲, 制定了一堂课好坏的标准。每年的模范教师公开课、讲课比赛、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达标测试等, 都对普通老师的教学起到了引导作用。比如优质课的标准制定者认为, 语文老师必须要讲时代背景、作者简介、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 要进行词句分析, 那么老师只好按标准行事。教育局的一些教研人员已经规定了一节课应该怎么讲, 做好了一个套子和标准, 简直就是八股文。老师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再美的文章, 这样进行味同嚼蜡的琐碎分析的时候, 只能令人生厌了。同时, 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考试评价标准。考试考什么, 学生就会学什么, 老师就会教什么。考死记硬背的东西多, 教师就只好让学生背。文科教学今天的状况, 广大文科教师其实是很无辜的, 很多东西都是“上级”定的, 老师只能照章行事。
一些大学的学者、教授经常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小学教师, 可以说是搞错了方向。中小学的课堂教学难度绝对要高于大学, 大学老师没有亲身实践, 是感受不到中小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的, 一些学者、教授的批评往往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想当然的。即使贵为教授, 他并不一定能胜任小学老师的岗位, 大学教师批评中小学老师, 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 没有看到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可以这样说, 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思辨能力差, 有着一些错误的观念; 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 他们又制定了很多不合适的政策和制度; 这些政策和制度又引导和束缚了广大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活动, 最终造成了教育的不良后果。对中国教育的问题, 教育管理者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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