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年、老年，无论哪个代际的人，在近几年都可能经历一场生命中的新风暴。顾长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但又不止于此。在原著中，王战团有一句整日挂在嘴边的话，“一辈子就是顺杆往上爬，爬到顶你就是尖了”——这样一种原本拥有普世价值观的人，却被时代卡住了，到底是个体的错误，还是时代的偏离，或许正是包括导演在内人人都在探寻的东西。
作者：条形码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在电影《刺猬》的海报正中处，有一句明黄色的“标语”：愿你我都不被生活卡住。
“卡住”，或许正诠释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共通的一种生活状态，远的如《四百击》，近的如《我的解放日志》等，都在以闲情笔触娓娓道来人们疲于应付生活，却又渴望在生活之外，再度收获一些什么。这些文艺作品中，人们虽然被“卡住”了，但也仅仅只是对生活本身感到失望，因而暂时性地感到迷惘。
而《刺猬》中的一老一少，王战团与周正，则是被时代卡住，被周遭的集体困境卡住，这种“卡住”，相较于前者，则更具悲剧性。其中，王战团的疯癫与周正的失语，冥冥之中也像是一种互文。
也许正是因为《刺猬》延续了顾长卫在《孔雀》、《立春》中对于边缘化个体的探寻，以及对于个体所遭受的风暴的正视，上映以来它又一次引发了许多有价值的讨论。
作为顾长卫导演久违的新作，以及“东北文艺复兴”代表作家郑执的编剧作品，《刺猬》算得上是一部商业气质不那么浓厚的文学改编向电影。这句印在海报上的“不被卡住”，既是一句题眼，也是年轻人有感而发的口号式呼吁，在当下，完成了一种如同上釉一般的精神升华。
人被卡住，成了疯子；
人的疯癫，即时代的隐疾
当一个人被时代卡住，他可能会遭遇什么？《刺猬》在影片开头便将这一问题的答案公之于众。被卡住的人，可能会成为他人眼中的疯子，无论他究竟是真的疯了，还是选择装疯卖傻。
事实上，王战团作为一名非典型疯子，有着过往文艺作品中出现的疯子所没有的一些特征，也正是因为他身上笼罩着被建构出来的征象，才使得“疯子”这个原本浮于表面的指称，真正意义上烙印在了王战团的命运底色中。
王战团身上的第一重征象与《刺猬》的年代和地域背景息息相关。
《刺猬》的故事发生在1998年的东北，“1998”作为弥散在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的最后一抹阴影，以及蓬勃新生的千禧年的先兆，让故事蒙上一层荒诞与现实交错的滤镜。电影中频频出现的“五仙”、“算命瞎子”、北冰洋汽水等人事物，更是蕴含浓烈的东北地域文化属性，是一幕精彩的“东北往事”。
东北，是王战团无法逃脱的宿命，他生于东北，长于东北，被这片土地所滋养，亦被土地所掩埋。讽刺的是，相比于陆地，他更喜欢大海，这其中是否隐隐包含着他对土地和故乡的背叛，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层地域的征象，却让王战团被喻为“刺猬”以及他此后执意吃掉刺猬这一系列事件，达成了某种叙事上的闭环。
除了地域性的征象，王战团身上第二重征象则是“疯癫”本身。
“疯子”一直以来都是文艺作品中不虞匮乏的存在，此前最为著名的文学形象便是以《简爱》中伯莎为代表的一系列“阁楼上的疯女人”，与“疯女人”普遍暗喻女性的失权不同的是，《刺猬》中的王战团，则被塑造成在一个混乱境遇中，守得住良心，维持正义与公道的“好人”。当好人开始发疯，这种对于环境的鞭笞和讽刺也就更为有力。
“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的疯癫是被男权社会加诸于己身的，而王战团的疯癫则更像是一种自我选择，是自我囚禁；“疯女人”往往谕示着反理性的人物特质，而王战团则更多是一种戏谑的人物形象，在电影中，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周正等家人，其实并未真正地抵触他。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对于“疯癫”有着十分具体的阐释，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人们都习惯性地将一个人“疯了”与一个人“病了”划等号，但福柯却认为，疯癫并非自然现象，而是由人类社会建构而成。这一观点与《刺猬》中王战团的遭遇形成奇妙的呼应，也让人对于他自身的疯癫征象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情感。
在地域征象和疯癫征象之外，第三重征象则来源于王战团在疯癫之前的人物形象：主流的、常规的、精英的。
在小说和电影中其实都有过多处描写，王战团在没疯之前，是一名前途大好的年轻人，这一点和以往落魄的疯子形象相距甚远，而这一设计也暗示在非同寻常的时代变化之下，人们的精神失常其实并非偶然。
通过这样三重征象的显现，王战团的“疯癫”变得更为落地、更为幽深，他的疯癫，即是时代自身的隐疾。
被卡住的人，在寻找方向；
不同代际的命运，在当下交织
电影中被“卡住”的并不只有疯子王战团，同样被“卡住”的还有口吃的周正。这一老一少，原本是两个孤单的点，然而当他们彼此相连，成了一条弧线后，他们穿过了那片死气沉沉的土地，最终达成了各自人生的完满。
事实上，“被卡住的人”和“寻找方向”本就是《刺猬》所要表达的两大母题，而这也是顾长卫之前的作品中隐隐绰绰所涵盖的表达。甚至于更进一步来看，“被卡住”同样是导演顾长卫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的状态，“寻找方向”则是他不停求索的决心，是《刺猬》最终与观众见面的缘由。
诚然，一直以来，顾长卫对大时代下失落病态的小人物都拿捏得十分精准到位，但在《刺猬》里，我们能够明显看出他的变化，或者说，是最终寻求到了关乎商业化和作者表达之间微妙的平衡。
《刺猬》相比于《孔雀》和《立春》，是更为类型化的，甚至于其中饱含时下时髦的创作元素——主要依靠台词来建构的喜剧氛围、荒诞离奇的场景化呈现以及家庭群像的支撑等。
除了在影片类型上试图更为明确，电影中对于周正的设计也能够窥探出顾长卫创作视角的变迁，无论是一带而过的校园霸凌，还是糟糕的原生家庭以及最终周正不与父母和解的态度，都极为符合当下，符合正发生着的一切。作为一个早已明确创作风格的熟龄创作者，顾长卫展现出了试图理解当下、理解正在用力生活着的年轻人的决心。
在平衡商业和文艺的基础逻辑下，“发疯”被以更为妥帖和图景化的方式解构成年轻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周正面对成长，必须经历阵痛，面对周遭不理解和漠视的人群，他最终选择离开，游向未知的海域，这便是年轻人真正向往的选择。而我们从中亦不难发现，或许，这也是来自上个世纪的中年人对于青春的“回望”，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反。
但被卡住的不仅仅是《刺猬》中的角色和顾长卫导演，被卡住的，还有正在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我们。
近几年来，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抑或是老人，都在经历一场生命中未曾经历的风暴。失业率的升高，学历的不断贬值，使得青年人转而选择离开都市，去往无人的小城，鹤岗、阜新……落寞的人与落寞的小城相遇，他们切断一切社交关系，决定离群索居；35岁的中年人，工作与体面是随时可能会失去的东西，活着，却是一道极为复杂的命题；而辛苦操持一辈子的老人，却因为前半生始终被卡在某地，被困囿于一段关系里，最终只能选择离家出走，驾驶自己的车，去向远方。
顾长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但又不止于此。在原著中，王战团有一句整日挂在嘴边的话：“一辈子就是顺杆往上爬，爬到顶你就是尖了。”这样看似稀松寻常的话语却暗示着，一个原本拥有普世价值观的人，却被时代卡住了，那这便说明这并不是个体的错误，而是时代的偏离。
除此之外，结尾的开放式结局，其实亦是顾长卫的一种释怀和希冀：当王战团向着无限广袤的大海游去时，结局早已不再重要。人生在寻找方向的过程中早已达成了完满。寻找这一动作本身，就足够迷人。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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