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10时49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载着96名乘客，从沈阳东塔机场缓缓升空，飞向上海。
飞机行驶到渤海湾上空的时候，突然遭卓长仁、姜洪军等六人持枪劫持，径直落在当时与中国未建交的国家南朝鲜……
卓长仁等六人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投机倒把、有的盗窃抢劫，有的坑蒙拐骗，都是好逸恶劳、希望一夜暴富的不法之徒。
当时台湾当局一直鼓励大陆不法分子劫持运输工具到台湾去“投奔自由”，动辄给予数百两黄金的奖赏，还妄称其为“义士”。
卓长仁他们经常偷听敌台广播，受到蛊惑，就决定铤而走险，赌上一把。
六犯中的安卫建，父亲是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他利用这个便利，将学院保卫处4支美制手枪和30发子弹偷走，为劫机创造了必要条件。
飞机飞越渤海湾后，卓长仁一伙持枪闯入驾驶舱，用枪抵着机长王某的脑袋，强迫飞行员驾驶着三叉戟向韩国领空飞去。
卓长仁上过航空学校，具备一定的航空知识，所以机长在途中试图改变飞行航向，回到正途，但都被狡猾的罪犯识破，没有成功。
凶徒们疯狂地威胁机长：如果你耍花招，所有的人都会跟飞机同归于尽。
为了飞机上成员的安全，机长只能选择了妥协。
凶徒们之所以选择飞往南朝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世界还在冷战之中，当时大陆和南朝鲜彼此没有外交关系。
而南朝鲜和台湾则意识形态相同，彼此还存在“外交关系”，按照航程来说，飞机的燃料不足以飞到台湾，只能飞往临近的南朝鲜，到了南朝鲜就可以把那里当跳板，转往台湾邀功求赏。
对于这次劫机，这时候的南朝鲜方面自然一无所知，所以飞机进入南朝鲜领空被雷达发现后，南朝鲜方面如临大敌，军用飞机随即升空拦截。
在此情况下，飞机迫降在南朝鲜春川机场。
飞机降落后，6名凶徒继续控制飞机和乘员，要求会见我国台湾驻南朝鲜“大使”。
南朝鲜警方与罪犯经过近8个小时的谈判，在其它方的协调和施压下，双方暂时达成妥协，歹徒允许机组人员和乘客离开飞机，之后由机长将飞机开往附近的美军基地降落。
飞机降落后，立即被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团团包围，6名歹徒被美军解除了武装，被移交给南朝鲜警方。
劫机的消息传到北京，有关部门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外交工作，一要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安排他们尽快回国（三名日本乘客除外）；二是要将劫机罪犯引渡回国，让他们接受国内法律的制裁。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要完成这两项工作，谈何容易？
众所周知，我国建国不久，半岛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本质上属于一场内战，主角是同属一个民族的南北朝鲜。由于美国的入侵，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得不出兵朝鲜，保家卫国，如此一来，中国自然跟南朝鲜就成为敌对国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朝鲜关系亲密，对其援助了几十年，属于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因此，中国与南朝鲜的关系进入冷冻期，冰封了30年。
而南朝鲜方面跟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早在抗战时期，南朝鲜流亡政府就在重庆避难。
南朝鲜独立后，吃水不忘挖井人，毕竟在历史上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帮助了“大韩民国”。
因此，在30年的时间里，中韩相互不承认，南朝鲜将“中华民国”当做中国的“合法”代表，中国则将南朝鲜政府称之为“李承晚匪帮”、“朴正熙集团”、“南朝鲜傀儡政权”、“帝国主义走狗”。
在七十年代之前，中国外交部有内部规定：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其他外交场合，中国外交人员禁止跟南朝鲜政府官员接触。即使“狭路相逢”，也不能打招呼，更不能握手。这种紧张关系到了70年代初，悄悄出现松动。
松动的原因，是中日和中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还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剑拔弩张。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开始悄悄改善，最终在1979年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在此之前，中日两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既然老大都跟中国和好了，作为小弟的南朝鲜，没有理由继续跟中国敌对下去。
于是，南朝鲜对中国的敌意渐渐消失，开始选择有意无意地释放善意。
比如说，起初在南朝鲜海域发现中国大陆渔船的时候，南朝鲜政府的一贯做法是将渔船送到台湾，理由很简单，他们在外交上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松动开始，南朝鲜在自己的领海再发现中国渔船的时候，一问是大陆的，就很友好地放回去，不再遣送到台湾。
中日、中美相继建交之后，南朝鲜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愿望更加迫切。
1979年全斗焕担任总统后，南朝鲜的外交政策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做出调整，主要体现在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致力于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在南朝鲜看来，他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而苏联和中国可以影响到北朝鲜的对外政策，如果和这两个大国搞好关系，北朝鲜就没有底气扰动半岛局势，半岛就会迎来长期的和平。
从经济方面考虑，十亿人口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各方面都有很大需求，是一个发展中的巨大的市场，两国关系一旦改善，南朝鲜的商品就能在这里打开销路，技术和资金也有了投资佳境。
在美国和日本已经捷足先登的情况下，南朝鲜更要大步紧追，争取后来居上，分得一杯羹。
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外政策也发生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政策更加务实。
此时的外交部已经悄然取消了中国外交官在国际场合跟南朝鲜官员的不接触原则，见面的时候可以微笑，甚至做到了握手，不再冷若冰霜，形同陌路。
但是因为没有人牵线搭桥，改善关系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未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就像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一样，总要有一个“意外事件”，才能互相释放善意，建立良性沟通渠道，谁也没有想到，“卓长仁劫机事件”成为两国改善关系的契机。
296号客机被卓长仁等6名歹徒劫持到春川机场之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闻讯后欣喜若狂，立即跟南朝鲜方面进行联系，希望把卓长仁等罪犯接走。
南朝鲜政府正希望趁此机会向中国政府释放善意，所以没有立即同意这位所谓“大使”的这一请求。
不仅如此，296航班所有人员被转往汉城后，当时的南朝鲜总统全斗焕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作出重要决定，一是要保证中方人员的安全；二是要让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吃好睡好，要有“回家的感觉”；三是要按照国际法办事，不能被台湾方面牵着鼻子走。
总统一声令下，该国外务部、法务部立即行动。外务部首先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及时把乘客和飞机交还给中国。
但是韩方提出一个要求，你们中国要来人跟我们谈判，潜台词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跟中方直接接触、为改善两国关系做铺垫。
其次，外务部门提前拨出10万美元巨款，用来解决中方飞机滞留人员的吃住开销。并且将他们安排在汉城（后改名首尔）的五星级酒店住下，房间按照中国风格进行精心布置，四壁张贴中国传统字画，连家具也是专门搜集来的中式家具。
歹徒劫机时2名受伤的机组人员，则被送到了南朝鲜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
不仅如此，南朝鲜方面还组织中方滞留人员到汉城各处去旅游，热情地让大家了解南朝鲜的风土人情和经济建设成就。
在大家离开的时候，包里塞满了南朝鲜赠送的电子产品和手工艺品。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招待定居海外的亲戚呢。
在南朝鲜热情安置中方机组人员和乘客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通过日本方面转告南朝鲜，希望派出代表抵达汉城，就劫机事件相关事宜跟他们谈判。
全斗焕当即决定，为中国代表团开辟一条经由济州岛－仁川－汉城的飞行通道，并高规格接待中国代表团。5月7日11时，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领33人的代表团，风尘仆仆抵达南朝鲜金浦机场，这是朝鲜战争后，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踏上南朝鲜这片陌生的土地。
南朝鲜方面对中国谈判小组的到来非常重视，外务部全体出动，高规格接待中国代表团。飞机降落时，南朝鲜外务部次官孔鲁明、民航局局长金彻荣早已经恭候多时。
中国代表团一下飞机就踩上了红地毯，地毯一直铺到了机场贵宾室。之后三十辆专车，将中国代表团送往新罗饭店，每辆专车上都有两个南朝鲜官员陪同。
即使是我方的翻译，对方也派出外务部亚洲局局长亲自迎接，丝毫不敢怠慢。
而我国代表团到南朝鲜去，也是有备而来，首先是带了一大箱现金，足足5万美金。因为两国直接没有金融业务来往，只能带现金去。
带去的现金一是为了支付飞机的维修和停放费用，二是支付我方人员在汉城的吃住费用。
可是南朝鲜官员一听我们提钱就当场“急”了，坚持分文不要，又让我方官员带了回去。
南朝鲜官员说：“别难为情，今天你们来，我们是主人，理应好好接待，将来我们去北京，你们看着办。”
这不是“强迫”我们要礼尚往来嘛，禁不住让人浮想联翩。
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直奔主题，我方开始就实质性问题与对方进行谈判，一是乘客和飞机带回国；二是将劫机犯遣返。
对于南朝鲜方面来说，第一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第二个问题，南朝鲜还要顾及台湾方面的感受，不能遣返。
而且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引渡条例，南朝鲜这样的“遣返”操作有很大的技术难题，法律程序上说不过去。
所以南朝鲜就来了一个折中方案，既不立即答应台湾当局将罪犯送到台湾的请求，也不将罪犯遣返大陆，而是在本国对劫机犯进行司法审判。
南朝鲜方声称，根据1970年通过的《海牙公约》规定：被劫持飞机所属国和飞机降落国，都有管辖权，都可以对劫机犯进行审判，这样做符合国际惯例。
中国代表团不想在引渡问题上持续僵持下去，因为那样会延误飞机乘员回国，决定把引渡问题先放到一边，保留就引渡劫机犯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在签订协议（备忘录）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政治、外交难题。
协议是两个国家签署的，落款按理说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韩国。
当时中韩没有建交，相互不承认，我们只叫它南朝鲜，可对方准备的文件中间和署名都有“大韩民国”，这该怎么办？
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现场不能做主。
韩方代表团的负责人是韩外交部次官孔鲁明，此人的身份有点特殊，跟中国的孔夫子有点瓜葛，自称是孔子的72代孙。
他一见中国官员在签名时犹豫不决，就开始大打感情牌，最后竟然说:“这些天我们作为主人，让你们吃得还算周到吧？招待还算热情吧，有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中国官员只能实事求是，认真地点头肯定。
“既然这样，你们作为客人是不是该有所表示？”孔鲁明热忱而诚恳地说。
晚上，代表团进行了协商，觉得既然跟对方坐在一起就涉及国际公约的劫机事件进行处理，本身就说明韩国是个国际法主体，不承认“大韩民国”，谈判前提就不存在，法理上说不过去。
第二天，变通之策出台了，我方提出把协议中出现的几处“大韩民国”省略，只在最后代表团团长签字的地方出现一次，而中方的落款也没有使用“中国政府”的字眼。
备忘录的最后签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总局局长沈图”
“大韩民国外务部第一次官孔鲁明”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在不引起外交风波的情况下，没有改变外交关系现状的情况下，办成了我们想要办成的大部分事，还照顾了韩国人的感受。
即便如此，孔鲁明还是非常高兴，连声用汉语致谢。他后来升任了韩国外交部长，一直活跃在中韩两国官方和民间交流的阵地上。
到此为止，事件画上一个句号，我方的目的基本达到，飞机和乘员在劫机发生5天后安全回国。
韩方也基本满意，一给了台湾当局面子，二让中方基本满意，三是中韩首次接触，进行了破冰之旅。
虽然前路漫漫，但是大门一旦打开一条缝，漏进来一道光，就不会再关上。
1986年，邓公明确表态，中国需要改善中韩关系。同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亚运会，1988年又参加了汉城奥运会，来而不往非礼也，1990年，韩国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南朝鲜”这个称谓也成为了历史名词。
中韩虽然在卓长仁劫机案发生近10年后才建交，但这次劫机案的处理过程，无异于是做了最好的铺垫。
最后交代一下卓长仁及其同案犯的处理，在1983年的5月22日，韩国最高法院对卓长仁等6名罪犯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对他们分别判处四至六年徒刑的原判结果。
8月13日，韩国方面宣布对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8年后的1991年7月，卓长仁、姜洪军在台湾因犯绑架杀人罪被判死刑，2001年，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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