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牺牲时，我只有3岁，那天母亲大哭一场，哭到吐血，我隐约知道，爸爸出事了。”
烈士潘文郁的儿子潘湘生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哆哆嗦嗦地从一个帆布包里拿出了一厚摞的资料，这些都是在他后来陆陆续续收集到有关父亲的生平资料，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父亲都是一无所知的。
图|1953年12月潘文郁长子潘湘生（右）和次子潘平生（左）
潘文郁牺牲于1935年，家属甚至没能来得及留下他的一张照片，时至今日，有关潘文郁生前留影依然是模糊不清。
这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1981年，党史征集会在北京召开了原特科成员健在老同志的座谈会，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原北京特科成员吴成方谈到了潘文郁的名字，并向大家讲述了他的英雄事迹。
尽管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字都是陌生的，甚至于还有不少人认为，潘文郁其实是一个“叛徒”，也就是在1931年，潘文郁就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随后登报声明“脱党”，1931年8月28日，中共正式宣布开除潘文郁党籍。
可吴成方却很清楚，就是在两年后，潘文郁又重新回到了党组织怀抱，并利用他灰色身份，为党组织工作，直至牺牲。
为了弄清楚这一历史迷案，中央组成了调查组走访全国各地，访问了40多个老同志，并调阅了相关旧档，历时7年，终于还原了真相，潘文郁的事迹这才为大众所熟知。
一
1906年，潘文郁出生于襄阳东津湾。
据说潘文郁自幼聪明伶俐，9岁时便已经尽显天赋，700字的一篇文章能够信手而做。1922年，年仅16岁的潘文郁考入湖北第二师范学校。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潘文郁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他的启蒙老师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肖楚女。肖楚女对潘文郁十分赏识，而潘文郁也有志于投身革命事业，在肖楚女的引导下，潘文郁参加了学潮运动，并于1923年转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
图|儿子潘湘生收集的关于父亲潘文郁的资料
至1925年，潘文郁已成为湖北学联骨干，也就是在这一年，潘文郁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即转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有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条件，潘文郁以个人身份，垮党加入了国民党，并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到家乡襄阳从事革命运动，发展地方党组织，他回到襄阳后，将参与湖北第二师范学校学潮运动以及声援五卅运动的优秀学生中挑选骨干，组建了鄂北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小组，后来这批国民党党员中，大部分都被吸收进共产党。
1925年10月，莫斯科组建了中山大学，吸纳中国革命青年赴苏联学习，中共中央从湖北遴选了11人赴苏联留学。
潘文郁在苏联期间刻苦学习，成绩优等，仅仅半年时间，就掌握了俄语，不仅能够阅读俄文书报，而且还被选为随堂翻译。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陷入低潮期。
1928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潘文郁不仅作为“六大”代表出席，还被选派为周恩来的翻译，见潘文郁工作能力出众，“六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
尽管面临着诸多危险，但潘文郁还是毫不犹豫，动身回国。
1928年9月，潘文郁回国，在中宣部筹办了机关报《红旗》。
潘文郁的理论休养非常高，特别是回国后筹建机关报《红旗》后，他撰写了很多具有水平的文章发表，深受李立三赏识，还曾担任过向忠发的秘书，并替他起草了长达9000余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1930年7月，在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潘文郁当选为委员。
在革命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形下，潘文郁忘我的工作，并被选派到河北任宣传部干事。
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1931年7月21日，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与人接头时不慎被捕。
由于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尽管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撤离得很及时，但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一部分人被捕叛变，给党组织带来了更加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华北的国民党特务也展开行动。中共北方局（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廖化平被捕叛变，在他的出卖下，中共河北省委的机关也遭到了敌特破坏，大批干部同志被捕入狱，潘文郁也未能幸免。
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因为潘文郁本身也是才刚到北平，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但敌人的埋伏是如此精准，所以他断定是有叛徒出卖，而且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果不其然，就在被捕入狱以后，廖化平亲自参与了对潘文郁的审讯。
尽管潘文郁在河北省委只是担任宣传部干事，但作为中央派到河北的一名干部，潘文郁早已经名声在外，他是中共“六大”的代表，当过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的秘书，文笔出众，廖化平自然希望，能够将潘文郁说动投诚。
可就在这时，黎天才的出现，决定了潘文郁的后半生生涯。
黎天才原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7年10月在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受刑不过而叛变，黎天才获释后转投奉系张作霖，并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出任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和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
尽管黎天才选择了叛变，但在后来革命中，他还是做了很多有意的工作，变相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的群众运动，更为关键的是，他帮助张学良初步的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在听说潘文郁的大名后，黎天才立刻就将他保释出来，但在出狱前，潘文郁在自首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登报声明脱党。潘文郁“脱党”后，中共中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图|潘文郁翻译的资本论
尽管如此，潘文郁内心深处始终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拒绝日伪以及南京蒋介石政府的拉拢，埋头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将其翻译称中文公开出版，《资本论》的公开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潘文郁的表现也引起了中央特科特别是北平特科的注意。
二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也遭到沉重打击。
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不仅与顾顺章相识，而且在上海很多达官显贵中都有熟人，想要隐藏已经是不容易，于是周恩来将他派到了北方工作。
陈赓到北方后，开始着手筹建在北方的特科机构。
一来二去，陈赓找到了吴成方。
吴成方是中共北方局在被敌特组织破坏后，唯一留下来的领导干部之一，还担任过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赴石友三部从事兵运工作。陈赓与他谈起在北方筹建特科组织机构的时候，吴成方立即表示了赞同，并建议陈赓：
“不如就建在北平。”
陈赓那时也觉得，在北方的特科组织留在北平比在天津更好。
图|陈赓
在经过众人商量后，北平特科正式组建，并直属于中央特科下辖，归周恩来直接领导。
吴成方在北平特科主要工作是：
“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吴成方在北平特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用了许多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被捕后不得已声明脱党的人。
如曾任中共北平市委隶属的妇女支部书记张玉琴，张玉琴在1929年就选择了脱党，但吴成方认为她脱党实属特殊情况，其为人本质上较好，当他找到张玉琴，并提出吸收她加入特科的时候，张玉琴毫不犹豫的就选择加入。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吴成方对陈赓谈起了潘文郁的情况，那时由他翻译的《资本论》已经公开出版，并引起了社会上巨大的影响。
陈赓在给吴成方布置安排任务的时候，就曾提出过要求：
“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但潘文郁的情况，确实很特殊，陈赓上报中央后，周恩来指示：
“只要是爱国分子，在经过调查后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
图|周恩来
陈赓立即将话带给吴成方：
“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遵照中央的指示，吴成方立即派特科成员周怡找到了潘文郁，并提出吸收他入特科的想法，潘文郁也没想到能够重新获得党组织信任，立即答应下来。
“我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还信任我。”
吴成方后来亲自出面与潘文郁见了一面，并仔细地说明了严峻的形势：
“北平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从1933年开始，潘文郁正式恢复为党工作。
出于实际保密的需要，潘文郁的身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为此北平特科特备指派了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负责与他单线联系，潘文郁每次好的的情报，都是通过杨青林直接传递给上级。当时特科成员肖林得知戴笠曾拉拢潘文郁后，立即指示他与戴笠街头。
图|戴笠
在得到组织批准后，潘文郁受戴笠邀请赴南京做客，虽然潘文郁并未答应入军统，但同意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交换情报。
三
潘文郁搞军事情报，主要是通过黎天才的关系。
黎天才在加入奉系后，受到了张学良重视，从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开始倾向于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并向黎天才请教，而黎天才那时已经脱党多年，完全不了解情况，思来想去，他决定将潘文郁引荐给张学良。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为了迎合张学良急于了解中共主张的想法，黎天才将潘文郁以马列主义者的身份引荐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对潘文郁相当重视，立即将他接到了武汉“剿匪”总司令部，黎天才将他安排到了自己担任组长的司令部机要组工作，可以说这个岗位是能直接接触国民党军第一手的核心军事秘密的。在指挥东北军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几次围剿失败后，张学良急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并筹划联共抗日，于是责成黎天才负责收集红军资料，而黎天才把这一任务直接交给潘文郁负责
图|张学良
在征得北平特科支持后，潘文郁组建了一个编写小组，将一部分红军能够公开的重大事件、发展历程编写成册，并取名叫“匪情辞通”，张学良看后非常满意，命令东北军官兵随身携带，他也把潘文郁调到了身边亲自向他请教。
潘文郁获得了张学良的支持后，并借机将苏联塔斯通讯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也引荐给了张学良。刘尊棋与潘文郁是老相识，两人都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过。
刘尊棋到武汉采访张学良时，正碰到潘文郁与张学良谈话，一见他走进来，张学良立即介绍：
“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潘文郁那时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接获取国民党军军事情报，另外一方面是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但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直接获取军事情报，无疑是风险很大的一件事。
一次北平特科派杨青林冒着风险专程赴武汉，希望潘文郁能够获取敌人军事情报。
就从本心而言，潘文郁恨不得把张学良司令部所有军事机密情报都拿出来交给党组织，然而在当时，杨青林在武汉只能停留一天时间，可光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司令部，又如何能将大批的机密文件抄写下来。思来想去，就只能是带回家去，让妻子廖素丹一起配合他抄写。
尽管一行人加班加点，一直抄到了天明，也没能写完，眼看时间已到，潘文郁来不及思索，最后将写完的没写完的文件，连同一些原件一并交给了杨青林。其中最核心的机密《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里面详细写了“剿总”的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
可遗憾得是，正是因为这份文件，导致了潘文郁的暴露。
图|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潜伏在北平的特科也被国民党宪兵三团破坏，20余名特科成员被捕，并在其中发现了《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的文件，无疑证明了在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里有人潜伏，而更糟糕的是，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负责与潘文郁联络的杨青林叛变，出卖了潘文郁。
蒋介石大怒之下，立即将从北平查处的文件发给张学良，要求将潘文郁押解南京审问。
张学良几次从中干预，想要保护潘文郁，一方面，他不愿意让人指责他重用的人通敌，一方面则是出于义气。
“我张学良从不出卖朋友。”
为此张学良几次致电南京：
“请从宽处理潘东周（潘文郁的化名）”
为保护潘文郁，张学良几次出入都将他带在身边，还将他保护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嘱咐手下，食宿给予方便，相对给些人身自由。
在黎天才、张学良保护下，潘文郁还回家见了妻子最后一面，当时廖素丹极力劝说丈夫：
“不如趁少帅不忍下手之际逃命。”
但潘文郁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去。
图|蒋介石
张学良对潘文郁的义气格外钦佩，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下他，为此几次向蒋介石写信：
“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
可蒋介石不为所动，还责骂张学良执法不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张学良也无法保全潘文郁，回来后他略带歉疚的说：
“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尽管已经是大难临头，但潘文郁怡然不惧，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张学良说。
“我想留下一些给你的话。”
在人生的最后关头，潘文郁奋笔疾书写了三万多字的生平回顾，以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据说张学良在看到这份自述后，不由得泪流满面，他告诉潘文郁：
“杀朋友是我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你的夫人与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1935年3月，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享年29岁。
图|解放后，廖素丹向党组织反映潘文郁情况的信件
据潘湘生回忆，在他父亲被害后，母亲曾收到过一笔钱，据说是张学良给的。
潘文郁牺牲后，妻子廖素丹带着两个孩子以及弟弟潘平生回到了老家湖南艰辛度日。
对潘文郁的牺牲，周总理早就有过话。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曾指示过，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文郁的事迹始终不为人所知。
一直到1981年，当年北平特科的负责人吴成方向上级反映了潘文郁的牺牲经过，经过几年的调查，才终于弄清楚潘文郁生前的事迹。
1988年5月30日，潘文郁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53年。
曾是北平特科成员之一的杨宪珍得知这一情况后，还给薄一波写了封信，薄一波看了后在信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看了你的信，我很高兴，潘文郁同志情况……一次与周总理谈话中，就得知潘出去后即赴武汉我情报机关工作，且有重大贡献而牺牲了。”
图|国家颁发给潘文郁的烈士证书
潘文郁被追认为烈士，这给他的家属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特别是周总理一句“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的话，更是让潘湘生感佩莫名。
想来英雄英灵归处，必然也会感到无限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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