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天下之大阻也。这座横亘在中国大陆上的雄伟山脉，西起甘肃，东至河南，绵延1600多公里，用庞大的身躯阻挡了南北气流。
秦岭以北寒风凛冽、冰封雪盖之时，秦岭以南却是春意融融，江河奔流。
而秦岭向东，与淮河连成一线。天分南北，地割江河，划分了中国南稻北麦、南船北马的自然格局。
山脉南北，牵手长江、黄河流域。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渭河，接纳七十二峪之水，汇入黄河，滋养关中帝王之气；秦岭南部的汉江，为长江一级支流，哺育了荆楚文化。
从地图上看，秦岭堪称地理上的“中央之山”，横卧于中国腹心地带，而在历史上，秦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何叫秦岭
关于秦岭的得名，自古以来众说纷纭。
秦汉以前，秦岭和昆仑山一度被笼统地称为“昆仑”，因其位于西周、秦国王都之南，所以也被称作“南山”。直到汉代，史学家才将这座山脉称为“秦岭”。
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得到普遍认可。那就是，秦岭之名与秦人崛起的历史息息相关。
从开拓创业到建立大秦帝国，秦人始终没有离开这条山岭的怀抱。
西周时，秦人的祖先“居犬丘，守西垂”，为周朝抵御西北的西戎、氐羌。
发源于秦岭的西汉水在今甘肃天水之南形成一处水草丰美的河谷盆地，来自秦岭的馈赠犹如天河之水，后来便有了“天水”之名。3000多年前，秦人迁居于此，他们在陇右的辽阔草原与以放牧为生的羌、戎“相爱相杀”，也学会了先进的养马技术。
商周时代，中原还没有出现专门的骑兵部队，却有另一种作战兵器——马拉战车。春秋时期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写道：“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这里的“驰车”是一种轻型战车，而革车就相当于先秦时的重型坦克或运输车。
用来牵拉战车的马匹，自然就成了重要的战略资源。
周孝王（约前910—前896年在位）时，秦人的首领秦非子率领部众在秦岭下的草原放牧，马只要一经他们的手，就会长得又肥又俊，这引起了周天子的重视。
周孝王找到秦非子，问他养马之道。秦非子对答如流，谈论马匹饲养、训练、繁殖和疾病防治等知识面面俱到，堪称一流的养马专家。
周孝王十分高兴，派秦非子到汧水、渭水之间土壤肥沃的天然牧场为周王朝繁殖马匹。此后多年，秦非子养马有功，最终获得被称为“秦亭”（今甘肃清水县秦亭镇）的封邑，延续古时嬴姓的祭祀，成为秦国始封君，号称“秦嬴”。
到了西周后期，周王室昏庸，戎狄作乱，秦人为周朝征讨西戎，尽管后来取得胜利，秦人的首领秦仲却战死沙场。为了犒赏秦人，周宣王封继任的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并将犬丘之地（今甘肃陇南市礼县一带）赐给秦人。
西周灭亡时，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率领秦人军队一路护送，凭借这一功劳，被封为诸侯，并得到岐山以西的土地。岐山地处渭河北岸、关中西部，曾经是凤鸣周兴之地，但当时已经遍布戎人。
周平王对秦襄公说：“西戎凶恶无道，侵夺我们的岐、丰之地，如果秦国能够赶走西戎，就可以占有这些土地。”
秦人记住了周平王的许诺，秦襄公回到秦国后，率领军队浴血奋战，往来于秦岭天水走廊之间，不断收复周朝失地，收编周朝遗民。
秦国在历经近百年的奋斗之后，到了秦穆公在位时（前659年－前621年），终于取得“称霸西戎”的绝对优势。
秦穆公时期辟地千里，秦国国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到黄河。
《诗经》中的秦风，记述了这一时期秦人的尚武精神，比如那首《无衣》，就是秦人抗击西戎的战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直至今日，西秦岭的天水一带还有秦州区、秦安县、秦亭镇等带有秦人祖先印记的地名，也昭示着秦人从一介马夫崛起为一方诸侯、从秦岭山麓迈向关中平原的早期历史。
秦人从秦岭中走来。进入战国时代后，秦国将战略目光延伸向秦岭以南、崤函以东。
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变法，将国都迁至秦岭脚下、渭河之畔的咸阳。
秦惠文王嬴驷称王之后，在与魏国的战争中尽得黄河以西之地，越过秦岭，南下攻灭巴蜀，并从汉中攻楚，取地六百里。至此，秦岭南北的关中、汉中与巴蜀合为一体，秦国占据天府之国的地利。
之后的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时期，秦国凭借纵跨秦岭的战略优势，对山东（崤函以东）六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推进了大秦统一的步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灭六国，一统天下。嬴政为自己创立了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昔日分崩离析的七国之地实行郡县制，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等。
大秦帝国的威名从秦岭南北远扬到中原大地以外，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始皇死后，他的尸骨伴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埋在了秦岭支脉的骊山。这个将大秦帝国的伟业推向顶峰的秦人，最终决定归葬于秦岭。
秦始皇陵南靠骊山，北临渭水，至今未能完全发掘，留下诸多千古之谜。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秦始皇陵地宫的景观：“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无论骊山脚下的秦陵修得多么气势恢宏，秦始皇是看不到了，他也看不到秦朝的速亡。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其中有10万起义军打到了距离秦始皇陵只有几里的戏水（今陕西临潼新丰镇）。
惊慌失措的秦二世任命正在秦始皇陵营建封土的章邯出兵迎战。
章邯率领这支由骊山役夫刑徒组成的秦军出关，与山东的起义军多次交战，后来降于项羽。大秦最后一支虎狼之师，最终被项羽下令坑杀。
秦亡后，世人以秦岭命名那座秦人曾经赖以生存，也见证了秦人崛起、兴盛与灭亡的山脉。
蜀道难
秦岭号称“天下之大阻”，在古代，从关中到蜀地，需要翻越秦岭的幽壑深谷，其中分布着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等古老栈道。
这些由多条险峻通道组成的古道群，是蜀道的组成部分，堪称古代版高速公路，将秦岭与黄河、长江流域连在一起。
秦岭的险阻，历来让人望而生畏。“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称其“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当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秦亡之后，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正是在秦岭古道拉开大幕。
秦末乱世中，刘邦与项羽分别率领军队北上。当时，起义军名义上的领袖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
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克武关，沿着秦楚古道从蓝田越过秦岭，攻入秦都咸阳，接受末代秦王子婴的投降，并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接管了关中地区。
但是，之后到达关中的项羽不愿与刘邦分享胜利果实，也看不起秦朝基层干部出身的刘邦，他本来听信他人谗言，准备带兵灭了刘邦。
一场鸿门宴成为刘邦死里逃生的机会，他来到项羽营中，乖乖向项羽认怂，装作毫无野心的样子。即便项羽的谋士范增几度提醒项羽杀掉刘邦，但刘邦的伪装还是成功地蛊惑了项羽。
项羽非但没有对刘邦痛下杀手，还自作主张，把富庶的关中分封给三个投降的秦将，并改封刘邦为“汉王”，让其带着部众转移到位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掌管巴蜀之地。他以为，刘邦可以就此“躺平”，在巴山蜀水中安逸享乐。
但项羽的天真想法，如放龙入海，纵虎归山。
刘邦翻越秦岭，来到汉中盆地后，先是听从谋士张良的建议，烧毁了秦岭山间的五百里褒斜道。这条栈道始建于秦军南下伐蜀期间，南起褒谷口，北至斜谷口，沿渭河流域的斜水与汉江流域的褒水穿行，为当时巴蜀通往关中的主干道。
张良对刘邦说，烧掉褒斜道，既可以让项羽放心，以为您不再回到关中，也可以断绝项羽派兵进攻汉中，如此一来，沛公就可以积蓄力量，重振旗鼓。
秦岭山谷燃起的熊熊大火，掩盖了刘邦的野心，也让项羽在西楚霸王的美梦中迷失了自我。
不久后，刘邦见项羽的大军已经远离关中，便派人到秦岭重修栈道。留守关中的秦降将章邯得知消息后，派兵守在褒斜道的关口上，但又认为刘邦短时间内不可能修好栈道，带兵北上，因此放下警惕。
然而，刘邦明修栈道，是为了暗渡陈仓。正当章邯等人麻痹大意之时，韩信率领的汉军悄悄地绕过褒水，越过秦岭，攻下了军事重镇陈仓，关中平原顿时门户大开，汉军乘胜追击，平定三秦。
刘邦在秦岭的庇护之下，夺回失去的关中，并东出与项羽争夺天下。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新的大一统王朝——汉朝，但汉朝建立之初，刘邦本不想把都城定在关中，因为他与创业班底的老同志大都来自崤函以东，更看好位于河洛地区的洛阳。
经过张良、娄敬等人的劝说，刘邦才改变主意，定都于秦岭与渭河之间的长安。
刘邦定都长安后，一个开疆拓土、盛极一时的崭新朝代登上历史舞台，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大帝，汉朝在秦岭的拱卫下崛起，开创了400年基业。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秦岭成为延续大汉江山最后一缕气运的天然屏障。
汉末三国时期，汉室宗亲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占据汉中、巴蜀，与曹魏隔着秦岭南北对峙。
刘备的老对手曹操将汉中称为“天狱”，他当初从褒谷口前往汉中，只见悬崖逶迤、栈道狭窄，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曹操认为，“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
蜀汉得到汉中后，凭借天险屏障与曹魏抗衡，表面上是曹魏防线大范围收缩到长安、陈仓一带，吃了大亏。实际上，曹操退守关中后，蜀汉在没有恰当时机的情况下，也会被险峻的蜀道困住，难以再现刘邦当年暗渡陈仓的奇迹。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主持蜀汉朝政，五次北伐，实际上就是要越过秦岭作战，“北定中原，兴复汉室”。
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上《出师表》，屯兵汉中，出兵祁山，拉开北伐的序幕。
蜀汉大将魏延向诸葛亮进言，可让诸葛亮带主力部队分兵与魏军正面交锋，魏延单独率领一支奇兵顺秦岭东行，出子午道，奇袭长安，随后与主力部队会师潼关，重现当年韩信出奇制胜的故事，并切断西北雍凉二州与中原之间的联系。
但诸葛亮没有采取魏延的冒险计策，采用的是慢慢蚕食曹魏地盘的战略。
第一次北伐，蜀军先扬言要由褒斜道出兵，诸葛亮使赵云、邓芝率一路疑兵，驻扎在箕谷（今陕西汉中北），牵制曹魏主力，自己亲率领大军经祁山古道北上，打算占据陇右后，再图关中。
遗憾的是，诸葛亮命参军马谡领一军，驻守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但马谡大意，违背诸葛亮的作战指令，导致街亭失守，蜀军失去前进的据点，只能退回汉中。
第二次北伐，蜀军走当年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的老路，出大散关，围攻陈仓，但随着曹魏援军到达、蜀军粮草将尽，诸葛亮不得不再次退兵。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向西北攻打相对偏僻的武都、阴平，继续蚕食雍凉，再图关中的战略。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又出祁山，打到了上邽（今甘肃省清水县），虽然等到曹魏大司马曹真急病去世的机会，但曹魏急调司马懿接替曹真，都督西线诸军，没有给蜀汉可乘之机。蜀军再次因为粮草不济而退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为了逾越秦岭呕心沥血，多次想突破“天狱”，最终却迎来悲壮的结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北伐，大军从褒斜道出，驻扎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司马懿隔渭水对垒。同时，孙吴为了响应蜀军，也发兵北伐。
曹魏的战略是先破东线吴军，再出兵援助西线，无论蜀军如何叫阵，魏军都坚守不出，诸葛亮甚至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装羞辱他，但是司马懿仍然坚避不战。
魏将郭淮看出诸葛亮的意图，是要渡渭水打下北原，断绝陇道，于是在北原设防，使蜀军难以突破防线。此战，蜀汉已经吸取以往教训，分兵屯田，打算和魏军死磕到底，但留给诸葛亮的时间不多了。
那一年，秦岭的秋风拂过蜿蜒的古道，也轻轻抚摸着一代名相的背影。不幸的是，诸葛亮积劳成疾，在五丈原前线溘然长逝。
如今，从汉中到西安的高铁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但诸葛亮走了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座大山。
秦岭天险对蜀汉就像一把双刃剑，蜀汉连年北伐，进军陇右、关中，企图突破曹魏的防线，却只能在秦岭山麓南北疲于奔命。有了秦岭的阻挡，曹魏不敢轻易对蜀汉发动军事进攻，但蜀汉也被困于蜀地，直到蜀汉灭亡，蜀军都未能突破秦岭防线。
公元263年，诸葛亮去世29年后，曹魏大军兵分三路，南下灭蜀。魏军走的也是秦岭古道。魏将邓艾身先士卒，率领将士裹着毛毡从阴平道攀木缘崖而下，突袭成都，迫使蜀汉后主刘禅出城投降。
大汉的最后一丝气脉，就此断绝。
隐者的圣地
历经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乱局之后，隋唐时期，又一个帝国在秦岭拱卫下的关中崛起。
唐代，是诗的时代。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用“庞大的存在感”来形容秦岭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地位。
帝王行走在秦岭，俯视滔滔渭水、关中帝都，眼见日出东方、重峦叠嶂，可以感受到这座山脉的王气。唐太宗李世民在秦岭脚下写了《望终南山》一诗：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
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
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
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他随父亲于太原起兵，带兵进入关中，助李渊取代隋王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李世民为唐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后为了夺得帝位发动“玄武门之变”，迫使唐高祖退位。
唐太宗在位期间，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平定四方，推行善政，缔造贞观之治，一手开启了唐朝的盛世。
失意的官员来到秦岭，眼前的高山密林难免唤起他们贬谪路上的忧虑。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被贬潮州，走到蓝田关口时，侄孙韩湘前来相送，韩愈为此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一年，韩愈52岁，他上奏《谏迎佛骨表》，反对唐宪宗为迎请佛骨舍利大肆耗费钱财。韩愈的做法激怒了唐宪宗，他虽然免于一死，却被贬到远在岭南的潮州。
唐代的岭南为瘴气弥漫的荒蛮之地，体弱者长途跋涉，或将九死一生。韩愈出长安后，驻足秦岭山下，在漫天风雪之中感叹自己黯淡的未来。不过，韩愈并没有死于这次贬谪，他将中原教化远播到潮州，潮州从此了有了韩江、韩山等地名，表示对韩愈的尊崇。
在古代，秦岭与隐士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春秋时期，老子辞官出函谷关，面朝秦岭，留下《道德经》五千余言；西汉初年的商山四皓长期隐居山中，多次拒绝汉高祖的邀请，后来出山辅佐宅心仁厚的太子刘盈，一举巩固了太子的储君之位；唐代的“药王”孙思邈隐居秦岭主峰太白山脚下，追寻万物生灵的足迹，著成《千金方》。
哲学家冯友兰说：“隐士是‘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认为世界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
在儒、释、道三家的文化中，都可以看到隐逸思想的渊源。隐士在山中静坐、读书、吟诗、诵经、品茗、酌酒、抚琴、垂钓、采药、炼丹，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却拥有丰富而独立的精神。
盛唐时期，诗人王维来到蓝田县秦岭深处的辋川，在此修建别业，远离案牍劳形。公事之余，王维便在这里吟诗作画、饮酒论道，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一日，秋雨初晴，秦岭山间的山水田园化作《山居秋暝》中的诗意景象：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王维沉醉于秦岭的山光水色之中，成为超然物外的一代“诗佛”，尽管官场上的挫折也曾让他险些丧命，但后世更多记住的，是他的田园与诗。
![▲[清]王原祁《辋川图卷》局部。图源：网络](http://dingyue.ws.126.net/2024/0906/4d2deae0j00sje12d002jd000u000djm.jpg)
唐代，位于秦岭中段的终南山是最受隐者青睐的福地。
这一带群山环绕、沟壑幽深，有茂林修竹、甘泉飞瀑，古刹道观星罗棋布，名僧隐士遍布山间。
有时候，隐居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当隐逸成为一种潮流，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沽名钓誉的假隐士，他们隐居不是为了出世，而是为了入世。
唐代有一个“终南捷径”的典故。
唐朝有个文人叫卢藏用，早年寒窗苦读，考中进士，但唐代的科举还不完善，朝廷没有马上授予其官职。卢藏用听说有的隐士归隐深山后，身价倍增，备受礼遇，于是，他也到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当起了隐士，每日餐风饮露，想要引起朝廷的关注。
卢藏用这一招果然高明。女皇武则天听说有个进士躲在终南山隐居，以为是个人才，赶紧派人请他出山，授予要职。
后来，隐居天台山的道士司马承祯入朝为皇帝讲授阴阳之学，宫里几番请他留下来，但司马承祯都坚持回山。当时已经官至尚书左丞的卢藏用，跑到司马承祯面前抖机灵，指着城外的秦岭说：“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回到远方？”
司马承祯当即嘲讽这位假隐士，说：“在贫道看来，这恐怕是仕宦的捷径吧！”卢藏用听后，面有愧色。
终南捷径，此后用来讽刺那些为图名利而装作道貌岸然的沽名钓誉之徒。
秦岭的危机
唐代以后，长安的王气消散在历史之中，关中平原越来越不适合建都，这与养育了十三朝古都的秦岭山水也有关系。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卖炭翁》，开篇写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在这首抨击宫市强取豪夺的古诗中，我们除了对卖炭老翁抱以同情，还可以从中解读出一个隐秘的历史背景——长安周围的居民长期在秦岭山中砍伐树木。
卖炭翁伐薪烧炭的南山，正是位于国都之南的秦岭。
唐代“八水绕长安”的生态环境中，有七水源自秦岭，但随着人类大肆开采资源，秦岭早已不堪重负，自然环境严重恶化，渭河等河流的水量也急剧下降，已经不足以供养唐都长安的百万人口。唐朝的皇帝一度要到东都洛阳“就食”，被称为“逐粮天子”。
宋元时期，位于川陕之间的阳平关外，还有“竹箭、柏、松、楠，杂他卉木甚茂，野人或居焉”，由此可见秦岭森林的生态环境。但随着人类开发，秦岭山间的原始森林植被很多被辟为农田。曾巩有一句诗：“山险龙蛇盘鸟道，野平江海变畬田。”说的就是宋代森林资源的流失。
明清时期，秦岭森林植被进一步退缩，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番薯和土豆等作物传入中国后，虽然引发了农业革命、人口爆炸，却也导致农业持续扩张，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
清乾隆年间，朝廷发布“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的垦殖政策，对深山老林弛禁，鼓励农民开垦山林。
到乾隆末年，秦岭一带遍布移民，“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史载，秦岭“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财狼所嗥，虎患尤多，土羌人少”，而山中大肆开荒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矣”。
秦岭森林遭受破坏后，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也使秦岭山下的河流水患频发，不仅百兽丧失家园，岸边居民也流离失所。日积月累的水危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
时至今日，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依然任重道远。
这条划分中国南北的中央山脉，至今仍回荡着万物的轻声细语，讲述着那些远去的历史往事，我们岂能相忘？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三秦出版社，2004年
[清]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党双忍：《秦岭简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
康健宁：《大秦岭》，纪录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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