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足球的荣耀与使命——小说《为国争》创作谈|世界杯|中国足球|为国争|奥运会|李惠堂|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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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文艺报，作者余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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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争》

余耕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男足在当下的语境里，兴许是一个不讨好甚至有点遭人诟病的话题。因此，在从事写作的10余年里，从未动过创作此类题材的念头，即便我对中国足球的历史谙熟于心。这个“世故”的想法在2022年2月1日深夜被颠覆，原因是中国男足在这一天1:3输给越南队。这是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亚洲赛区十二强的比赛，可谓举国瞩目。而这一天偏偏又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

当比赛进行到“留给中国男足的时间不多了”的阶段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等人的画面，这群热血男人曾经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上9次夺得冠军；这群男人也曾一路踢着比赛换取船票，参加了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并在第一场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赢得世人尊重；更让人感动的是，在国难当头时，这群男人挂靴从戎，奔赴战场。随着比赛终场哨声响起，我决定终结那些“中国男人不适合踢足球”的奇怪言论，重现80年前中国足球荡气回肠的一幕。

比赛结束后，我给演员万弘杰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讲了我的想法。恰好万老师也刚刚看完比赛，我们俩可谓一拍即合，甚至筹划着自己来操盘这部电影。万老师这些年基本淡出演艺圈，一心一意做编剧、做导演。在接下来虎年的正月里，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很多新发现让我们禁不住竖起汗毛：当我们需要爱情时，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参赛名单里发现了女子游泳运动员易梅；当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大事件，来支撑最后一场比赛时，发现东江纵队营救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的时间点恰巧吻合。如何把李惠堂主导的这场比赛与廖承志策划的大营救勾连在一起？我们发现李惠堂的女朋友竟然也姓廖。而香港沦陷之前，廖月英正帮助李惠堂在香港进行抗日募捐……一切仿佛都是天意。

有了天赐一般的素材，我们用了一个月时间，便搭好了《为国争》剧本的故事框架。但当时正处于疫情期间，影视行业都在停滞状态，基本无法进行下一步工作。于是，我又用了一年时间，把这段历史写成长篇小说《为国争》。

小说《为国争》的故事脉络，在电影剧本三场比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场战争，还有男主小北“千里送抗日英雄骨灰”等细节。在我的写作生涯里，《为国争》是我第一次与史实环环相扣的一部作品，虽说查阅大量史料的工作沉重又繁杂，却也体味到了“史海钩沉”的乐趣。

除主要人物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之外，小说还塑造了一正一邪两位男主，小北和余伯庸。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身披国家队战袍、为国家荣誉征战的。历经三年磨砺，在小北还未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时，抗日战争便爆发了。滞留在香港的李惠堂、廖月英和易梅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募捐。谭江柏则加入十九路军，成为滇缅公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彼时，日军封锁了中国的海上运输，所有国外援助的抗日物资，只能依靠滇缅公路运进中国。在赛场上有“谭铜头”美誉的谭江柏，在滇缅公路上依旧保持着他的钢铁意志，不舍昼夜地奔波在这条时常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抗日物资生命线上。后世的人们很少有人知晓谭江柏，但是肯定知道谭江柏的儿子，他就是香港歌星谭咏麟。

也许是宿命使然，在足球场上被尊为“飞将军”的陈镇和，在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国空军。由于机型落后，日本空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即便如此，陈镇和所在的飞行中队在数次对敌作战中，前后击落5架日本战机。在一次从新疆驾驶苏联援华战机返回基地的任务中，飞机突然发生机械故障，陈镇和殒命长空，成全了他在足球赛场上的勇猛球风。

每每想起这群可歌可泣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我都会禁不住泪目。他们在赛场上勇猛无畏，视和平竞赛为无上荣誉。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视家国大义为己任。反观当下的足球人，有人花钱就能买下一个国家队的位置，胸前的“中国”二字再无神圣和荣光可言。前后相距80余年，对足球运动的理解、对荣誉尊严的认知，我们非但没有进阶，反而日渐沦落。对比昔日的足坛前辈，怎能不让今人唏嘘慨叹。

我在北京做过十几年体育记者，对于日渐没落的足球运动曾经做过一些思考。按照一般规律来看，一项体育运动会随着经济发展得以进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反观我国男足的成绩，却从亚洲一流水平跌至今天的三流球队，这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在前不久的美加墨世界杯亚洲预选赛抽签中，我们的男足竟然以亚洲第五档球队分列C组。即便能够参加亚洲区18强预选赛，也是凭借新加坡队门将的出色表现，勉强跻身亚洲18强。

这些年来，国家对于男足的投入远超过其他集体竞赛项目，甚至花费天价请来世界顶尖水平的足球教练，运用经济手段归化外籍足球运动员。80多年前的中国足球队，他们甚至凑不齐统一的参赛足球鞋，可他们仍然把国家荣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在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男足再次战胜日本队夺冠，夺冠后的中国男足没有退场，而是全体队员走到球场中圈，拉起“坚决抵制伪满洲国参赛”的横幅。在1936年前往欧洲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时，中国足球队来回经费需要22万元，国民政府只划拨17万元，球队迫不得已在奥运会开赛前三个月便启程上路，一路上踢了20多场比赛，靠着球票分账才抵达德国柏林。长途跋涉、一路征战的中国足球队，在柏林奥运会首轮比赛中遇到世界强队英格兰，居然在上半场与英格兰队打成零比零。中国球队虽然最终输掉这场比赛，却赢得了世界足坛的尊重，甚至有欧洲俱乐部向队长李惠堂发出邀请，让他去欧洲踢职业比赛。

《为国争》的写作过程始终充满激情与感动，下笔之前我甚至能够“复盘”三场比赛全过程，仿若亲眼见证过这三场比赛。尤其是最后一场杜撰的比赛，为把比赛拖进加时赛，为东江纵队大营救争取时间，李惠堂不得不在艰难领先的有利局面下，为日本队创造进球得分机会。我想，肯定要有人为最后一场比赛背负些什么，那只有球队的灵魂人物李惠堂，因为东江纵队营救计划只有他和廖月英知道。当营救队伍的信号弹跨过深圳河、传到体育场的时候，当李惠堂呼唤队友全力以赴进攻的那一刻，我几乎是全身汗毛竖立着写完最后这个章节的。尤其是余伯庸倒在赛场上时，这个又胖又秃又爱钱的男人，最后映入眼帘的是他撒出去的钱币，这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本想用抗战胜利时广州街道上欢呼的人群做背景，小北走在他曾经行乞的街道上，做这部小说的结尾。但是余伯庸倒下那一刻，我觉得情绪渲染到了最高点，于是，我决定在这里收尾。此前我一直担心，杜撰出来的小北和余伯庸会不会配不上这群足球英雄？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小乞丐，一个是贪财贪色的大赌徒，二人会不会淹没在群雄的光环里？直到这部小说写作的最后一刻，直到泪水跌落在电脑键盘上，我一直悬着的心才踏实、坦然起来。

之所以把80多年前的这段足球往事呈现出来，绝无厚古薄今之意。我们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力物力人力再也不是足球运动发展的羁绊。我们丰裕的物质生活，足够五代不缺任何营养的足球后备人才成长起来。可我们的足球成绩为什么逐年没落，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待《为国争》截稿后，我想当下的中国足球运动员身上大概是缺了骨气和格局，那是为荣誉而战的骨气，是长久发展和传播这项运动的格局。

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曹桂成、冯景祥、包家平、黄纪良、李天生、黄美顺、孙锦顺、蔡文礼、麦兆汉、贾幼良、徐亚辉、杨水益、卓石金、张显源、郑季良、梁荣照、梁树棠、叶北华、李国威……仅以这篇创作谈，向这群有肝胆、有骨气、有格局的足球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