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元勋中，有些人的资历比元帅、大将还老，可名气并不大，如：何长工。
何长工在土地革命之初备受重用，1928年担任红4军团党代表，1930年担任军长，1933年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1934年担任红9军团政委等职。
按照这样的职务延续下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职务会更高。但实际上，从抗战开始后，并没有被特别重用，长期在后方干教育。新中国成立一直担任部委副职。
何长工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早年考入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五四运动后，到法国勤工俭学，不仅会法语，还有英语等，1922年光荣加入共产党，在1924年被派回国发展革命事业。
1928年，担任红4军团代表时，林彪还是团麾下营长。何长工不是军事出身的将领，也担任过短暂的军事指挥员，出任新成立的红8军军长，归红三军团建制。1931年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他被调任13军政委。
主要原因是起义官兵更崇尚正规军，对有留学经历或是专业军事院校的指挥员更信服。为此调肖劲光、左权、黄火青、何长工等一批留学经历的干部来改造这支部队。
1933年，何长工被调任筹建红军大学，担任校长兼政委。
1934年，红军大转移时，调任到红9军团与罗炳辉搭档，之后红9军团保卫中央。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知他人多，枪杆子多，想夺取更高权力。就在此时，红一四方面军下达混合编制，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红5军团、红9军团同四方面军9军、31军、33军组成左路军。此时红9军改为32军，在左路军二纵队倪志亮、周纯全到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军后卫。
在行动中，张的野心暴露，率领左路军没有北上而是南下，出于无奈，被迫只好违反北上抗日正确方针，随张国焘南下。开始几仗打得很顺利，可是敌人陆续集结，使得左路军处于不利形势，他也被调离作战部队，到后方协助供给部筹粮。
不过，作为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录里有不同描述，在得知部队不北上时，他去找何长工商量对策，对方讲话不多，没有明确表态。当周纯全召集32军开会，唯独没通知黄火青，会议由罗炳辉主持，周纯全讲话。他认为从罗、何的态度看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
他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去找红5军团，考虑到两个军团加起来才有四五千人，但考虑到内忧外患，只有暂时违心表示赞成南下。
在左路军南下碰壁后，与刚成立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在朱老总、何老总、任弼时、刘帅、关向应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不得不随不多北上。
当三大主力会师后，何长工认为自己是军团政委，参加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南下。为拉拢他们还把他委以所谓“中央委员”，这就影响和损害9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热情，表示其责任由自己负。他对上级作自我批评，并建议自己到红军大学学习。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留在抗大干教育工作，担任大队长、抗大教育长、副校长。抗战结束后，被派往东北继续培养军事人才，担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
因为东北工业化程度很高，随着战争的深入，部队需要有自己的军工生产，不能单单靠缴获获取。在成立军工部后担任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从东北调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由陈云兼任。他曾经求学期间学习的机械制造，到重工业部也算是对口专业。几年后，上级成立地质部门，他被调任地质部副部长。
按照他的资历和经历，如果没有那段经历，职务或许会更高，至少也应该是副国级，如今长期担任副部级职务。
1975年，他重返军队，干军事教育依然是副职，到1980年退居二线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副国级，也算是一种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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