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流人士做下流事,下流人士做清高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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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很多朝代都实行儒家教育传统,而儒家教育的理念是经过权力系统改变的,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儒家教育理念。很多朝代的权力系统提出了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代之而起的是迷信思想。皇帝带头搞迷信活动,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有天赋神权,定期祭拜天地,祭拜宗庙,强调孝道,以德治天下。官员们会模仿皇帝,也定期搞一些祭拜宗祠的活动,也在强调孝道和道德。甚至官员审案的时候都要强调孝道和道德,酌情给予判决,而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执行。表面上看,社会比较平稳,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皇帝以及官员组成官僚系统,并不直接参加劳动,却可以不断从民间获取财富,靠这些财富养活自己,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们并不知道感恩,也不具备强烈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是会把老百姓看成放牧的羊群,而他们就是牧羊犬。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民间的知识精英必须到权贵家里做门客,给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挤进权力系统,成为权贵。倘若他们一辈子没有给权贵出谋划策,或者出谋划策之后没有被采纳,没有成功,就只能一辈子做门客,而不可能挤进权力系统。当时的权贵不需要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只是强调自己的权力以及门第,会互相勾连,形成一定的政治派别。他们并不会参加生产劳动,从民间获取财富比较容易,只需要靠权力支撑的暴力系统就可以完成税务的催逼,也可以支配农民去服徭役、服兵役。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而是对整个统治阶级有利的事情。按照统治阶级的解释,就是收取了税务之后,可以让官员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也可以让官员更好地管理民间事务,替老百姓做主。老百姓交税是应该的,即便是饥荒年月也仍然要交税,因为他们种着皇帝家的地,即便土地被土豪地主买断了,也仍然要交税。而服兵役、服徭役,也是为了完善整个王朝的统治秩序。只要王朝的统治秩序稳固了,老百姓就可以长久做农民,长期耕种,获得生存必需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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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比较理想化,但实行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即便以后有了科举制度,也仍然不是那么理想化。书生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有着伟大的理想,要修齐治平,要为国家出力,要为老百姓做事。而一旦考中之后,书生就会进入权力系统,会行使官场的潜规则,会私自加税,行贿受贿,卖官鬻爵,吃了原告吃被告,会借着道德的名义来美化自己。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互相勾连,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还会娶一堆小老婆,生一大堆孩子,却还要说“君子不好色”。如果说考中之前他们还是书生的时候,满嘴仁义道德,那么考中之后,他们成了上流人士,却往往做着下流的事,一肚子男盗女娼。即便如宋代的苏轼,也有好几个小妾,甚至随意把小妾送人,也就不是人们标榜的那么清高了。

上流人士往往做了下流的事,却不愿意公布出来,而是要标榜自己,说自己两袖清风,为民做主。下流人士没有获得官位,只是普通老百姓,却容易做上流的事。书生有知识,有文化。并没有进入官场,有着修齐治平的理念,本身就是可贵的。老百姓大多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却懂得被改造的儒家道德。他们从小接受儒家道德的灌输,要遵守儒家的道德。而这种道德只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面的稳定,维护现有的阶级秩序不变化,也就是维护农民不断供养统治阶级钱粮的体制不变。农民们懂这种被改造的儒家道德,甚至已经被深深影响了,还普遍迷信,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做坏事会遭到报应的。在道德和神权的双重束缚之上,他们会变得老实本分,会知足常乐,会有一口吃的就安分守己,而不会整天看到这些差距之后愤愤不平。他们活得最朴实,却没有享受荣华富贵,甚至祖祖辈辈都要做土里刨石的农民,被压迫,被剥削,却做了一些善事。他们见到老人倒地会去搀扶,见到路面破损会主动修补,见到比自己还惨的人会伸出援助之手。这一切除了道德的影响,就是迷信思想的影响,他们相信善有善报,而至于恶有恶报,却往往看不到。倘若他们认为恶有恶报,就不敢做坏事了,除非遇到饥荒和战乱,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会想到造反。他们认为杀人就是最大的罪恶,而官府的官员却拥有合法伤害权,可以杀人于无形,而不用负什么责任。当他们被逼无奈的时候,去造反了,就有可能杀人,但他们会原谅自己,因为这是为了谋生存而去做的事,属于被逼无奈,而不是随意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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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上流人士做了下流的事,下流的人做了清高之事。而社会舆论往往靠权力操控,要在上流人士身上找优点,美化他们的形象和他们做的下流之事,却在下流人士身上找缺点,诋毁他们做的清高之事。如此一来,就会弄得是非颠倒,但时间长了人们就默认了这种是非颠倒,反而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