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感觉：国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双标。
记得七十年代，一位旗手级的人物提倡看六本书，这六本书是《红与黑》、《简爱》、《基督山伯爵》、《俊友》、《飘》和《根》。
外国作品提倡看，为什么要焚烧民族的作品？
那是一个充满了革命批判主义激情的时代。
几乎所有文学作品，从四大名著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通通都在销毁之列。我那时住在北京的一所大院，家家户户都把这些“封资修”的书翻箱倒柜地搜出来，在广场上堆起一座七、八米高的小山，一把烈火化为飞灰，颇为壮观。但是，那六部外国作品却成了北京青年中的文化奢侈品，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经历了一场风暴，都是稀缺资源，一部《简爱》可以换一对“五彩神仙”，或者一部锰钢永久十三型自行车，这性价比。
我们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但是，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文化会如此仇恨？我一辈子也没搞懂这种问题。
那个时代过去了，相信永不复返，但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总是滞后的，正如清末的辫子，本来也就是一个亡国奴的标签，割掉了却让很多遗老痛不欲生。这种意识形态的封印依然深深地打在民族的心灵之上。
去年至少有三部作品倍受争议。
一是莫言的《蛙》，因为它写出那个时代农村的落后与愚昧；二是《隐入尘烟》，因为它写出了现在农村的落后与愚昧；这第三部就是《人世间》了，因为它写出了改革开放前经济的落后与愚昧。
这哪里是什么政治？
是民族自卑，是骨子里的自卑。就如同我们如果是一个穷人，与有钱的同学相聚，总是抢着买单，因为我们不愿意因贫穷而放低嗓门，不愿意意识到自己的贫穷，我们怕它，那不还是因为贫穷。
其实，我很久已经不看电视剧了，实在扛不住小鲜肉们的做作，那也许只是因为我老了，但是，《人世间》引起了争议，于是，我有了好奇心。
争议来自：文学作品应该写什么？
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就已经是文学作品以外的事了，文学不存在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问题；如果曹雪芹应该写的是大清王朝的伟业，那就没有《红楼梦》了。文学不是命题作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老百姓爱看不爱看？能不能比一个时代的政治宣传寿命更长久？这才是文学终极的社会标准。
按照结构主义的原则，一部作品不仅仅是作者在写，它最后的完成是大众参与的结果，要什么标准呢？谁又能预设标准呢？《欧阳海之歌》预设了标准，但是，它注定不会传世。
有人说《人世间》把寒冬写得太寒冷，为什么不写夏天的暖阳？
这就没道理了，寒冬与暖阳都可以写，别把寒冬写成初夏就行了？那作者也太难了。
作品中所描写的大背景很真实，个人的命运也不是孤案，没有脱离开那个时代。比如：诗人的命运，当年大人物都去了江西工厂，何况一个小小的诗人？诗人的命运是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命运的写照，为什么不可以写？又比如倒卖被抓，那时法制没那么健全，完全真实。你养三只鸭叫社会主义，养了四只那就是资本主义，比作品中更荒唐的事比比皆是。
更尖锐的说法是为什么总写阴暗面。
这话也不对，知青下乡那不叫阴暗面，我也下乡了，千千万万的人都下乡了，这很阴暗吗？老百姓都经历过的事一定要写，不要让人们忘记，为什么会有如此浩荡的上山下乡运动？那时叫“接受贫下中再教育”，其实是计划经济彻底搞不下去了，国企全面亏损，所有城市青年集体失业。
《人世间》的生活背景的确有点冷，但是，也充满了阳光。
批评者为什么没有在作品中看到阳光呢？
作品中真的给了我暖暖的阳光，那就是那个时代人与人的纯真，人与人之间暖暖的爱。父亲一路搭车，抱着那只具有象征性的小狗，见到女儿的那一幕，没有一句话，但是，却催人泪下。
萨日娜母亲演得最好，看了半天竟然不知道怎么评价，只能说：这真是母亲。哪个孩子她都放不下，爱得那样的朴实，场场让人泪目。
冬雪中的暖流：《人世间》写出了人性的温度，这是人与人之间最淳朴的温暖，感谢作者，感谢老戏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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