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10日，主席给一位小学教师的回信印发全党。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主席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主席于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六七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李庆霖给主席“告御状”的信的主要内容，是说自己当知识青年的儿子“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此前，李庆霖曾就上述情况给总理写过一封信，但却石沉大海。他想，给总理写信、都寄不到，给主席写信就更难寄到了。但由于他经常在报道上看到主席接见外宾时、王海容都在场，于是心生一念：何不将信寄给王海容，请王海容转交主席？……
于是，主席就收到了这封求援信。李庆霖老师的这封信，被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形容为是“冒险”；意思是说，在那个年代，给主席写信、反映意见是一个危险行为，言下之意无非就是、主席有意无意地回避民情民意。
而真实的情况如何、这封信有没有给李庆霖带来危险呢？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之后，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接下来，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让汪东兴寄给李庆霖，并且对汪东兴交代说：李庆霖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主席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此后，中央高层开始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并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开始严厉整肃。
主席去世后的1977年，李庆霖以“反革命罪”被捕。由于表现好，于1994年3月提前出狱。恢复自由的李庆霖，夫妻二人都被开除了公职、没了经济收入，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政府每月的200多元生活补助。
但晚年的李庆霖被查出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生活极度窘迫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再像当初那样“告御状”。不知那些将他给主席写信称作“冒险”行为的人，该怎么解释李庆霖晚年那么窘迫也没有再“告御状”。难道是因为现在比主席时代更重视民情民意了吗？！
要知道，李庆霖当初给毛主席写信时，身份还是右派，是从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的位置上、被降职到乡村小学当教师的。他当年那样的处境，尚敢“告御状”；晚年那么困难、怎么就不告了呢？是因为现在和主席时代相比、“告御状”不再是“冒险”了吗？！……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贫病交加中去世。据知情人透露，在李庆霖的房间中、挂着一幅主席像，挂像两边、曾有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敬尊主席心永不变”，下联是“坚信大方向志难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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