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当务实的洋务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兴起后，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试图运用平衡战略制衡洋务派以防止尾大不掉局面的出现。因此，作为洋务派对立面的清流派应运而生。
清流派在晚清政坛上非常活跃，他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弹劾权贵，其自身也多洁身自好，操守廉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代表。他们注重品评吏治，认为政治清明是国家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在他们的眼中，朝廷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国家的“良法美意”往往都被那些贪官污吏破坏，所以“吏治尤贵有治人也”。
清流派身处高墙深院，缺少实践经验，政治心态比较守旧。部分清流成员仍然沉浸在天朝帝国无所不有的迷信当中，议论时政流于虚妄、不切实际与“放言高论”。虚骄、夜郎自大、闭目塞听而颟顸无知是部分清流人士的特点。
正如唐才常所说的：“数十年来之主持清议相议以忠义奋发者，不曰用夏变夷，即曰闭关谢使，且动以本朝海禁之开相诟詈。” 清流派人物经常发出不切实际的言论，严重制约了当时社会进步举措的推行，障碍了社会的发展。
这种虚妄的风气导引下，当时的士大夫“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导致全国上下都笼罩在这种浓厚的守旧氛围中。
几乎每一项洋务举措的实施都会受到守旧派的抨击，连最实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举措也不例外。如士大夫“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拦，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英商在淞沪间修的小铁路，也因“人群骇异”，终被清政府买回拆毁。
所以李鸿章对这种流于空谈的清议深有体会，就如他所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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