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余洒度，1898年生，湖南省平江县人。

平江县，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开国将军摇篮县，共走出了52位开国将军，其中开国上将3人（苏振华、钟期光、傅秋涛）、开国中将11人以及开国少将38人，当真是人杰地灵。

当然了，在这52位开国将军中，自然没有本文主角余洒度，而事实上，他曾经是很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的，可惜，他的人生高开低走，以光荣为开端，却以耻辱来收尾，不禁令人叹息。

而这一切，皆因余洒度咎由自取。

1924年，余洒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同时在这里遇见了同龄的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余洒度加入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任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

说起这个警卫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其骨干成员大多来自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而警卫团的团长正是他的黄埔同期同学、大名鼎鼎的卢德铭（同样是共产党员）。能在这样的部队里任副团长兼一营之长，可见其受重视程度。

1927年8月，余洒度跟随卢德铭率领警卫团赶赴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然而，当部队还未赶到南昌，就收到了起义军南下的消息，于是二人只好带着部队辗转在湘鄂赣边界一带，这期间，卢德铭由于要寻找党组织而离开部队，余洒度便顺势成了警卫团的代理团长。

卢德铭离开后，警卫团在余洒度的带领下来到江西修水，与毛泽东汇合，准备参加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1927年在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国民党反动势力突然背叛革命，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情况下，我党为了挽救革命、消除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而发起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革命斗争，在我党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9月初，为了起义做足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队伍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一师，由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部队下辖三个团，共计5000余人。

秋收起义于9月9日正式爆发，然而，由于暴动力量过于分散和临时收编的第4团叛变，起义部队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并导致最终失败。而这一切，很大一部分正是余洒度造成的。

首先是在余洒度的用人失误上。起义前夕，余洒度在没有亲自调查、没有充分做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轻易相信并收编了邱国轩部，导致这支部队临阵叛变倒戈，给起义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其次是余洒度恃才傲人，骄傲自大。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于9月19日在文家市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余洒度自恃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根本就看不起“泥腿子”出身的毛泽东，不顾实际情况，不服从、不认可毛泽东关于时局的正确分析并提出的正确意见，自始至终坚持“取浏阳、攻长沙”的错误观点，导致令前委领导对他开始极其失望。

第三是余洒度越权指挥，终酿大祸。在文家市召开的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对时局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而且还提出了起义队伍退萍乡转湘南的正确意见，但余洒度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但碍于这是前委领导的集体决定，只得勉强服从。然而，他表面上是服从，却在9月24日在芦溪战斗中，擅自越权指挥，导致队伍陷入一片混乱，最终造成了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的严重恶果。不仅如此，卢德铭牺牲后，余洒度还本着自己从此成为了最高军事领导的错误思想，开始充当总指挥，并在接下来的莲花战斗中，擅自释放恶贯满盈的敌保安队长李成荫，最终陷起义队伍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导致起义失败。然而，即便是这样，余洒度在战后面对毛泽东等人的责问时，还强词夺理，为自己开脱，甚至还索要更多的指挥权，他在队伍里也彻底威信扫地。

秋收起义失败了，余洒度也彻底“醒悟”了，他“满腹委屈”地觉得这支再也容不下他了，于是在10月12日，以向湖南省委请求汇报工作为借口，逃离了部队。

后来，余洒度又受组织派遣，到上海开展工作，在上海期间，虽然他也还曾写出过《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为后世研究秋收起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但也是在这段时期，他对革命产生了彻底的悲观情绪，最后自行脱党。

1931年8月，余洒度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被捕后的他，很快就“弃暗投明”，投降了国民党。

1932年，随着国民党复兴社的成立，余洒度也成为了该社的一个重要成员，第二年就获得高升机会，成为了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

然而，败类到哪都是败类，身居高位的余洒度，开始利用职权便利，走私贩毒，最终因贪心不足，与同伙分赃不均引起不满，导致事情败露，于1934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应该说，这样的结局，他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