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坤是四方面军出身的老资格，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方面军副参谋长、军长、军政委；抗战爆发作为八路军六大主力旅旅长之一，但他并没有开赴前线作战，此后任职也得到改编，被调往前行开始屈居副职，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他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都有机会独当一面，但他并没有，反而连连婉拒，甘愿担任副职。
抗战爆发，四方面军部队改编为129师，王宏坤担任385旅旅长，下辖2个团669团和770团。可考虑到边区的安危，旅部与直属队、770团并没有开赴前线而是留守陇东，只有陈锡联团开赴前线。在后方，工作比较单一，主要是剿匪、统战工作，发动群众等。这也让王宏坤感到趁此机会，不如到延安学习一下，因此到抗大、党校学习。
1938年，八路军各根据地取得不断胜利，部队扩编，根据地逐渐建立，前线需要干部，他被推荐到豫鄂边主持工作。
当时，豫鄂地区有彭雪枫发展起来的队伍，但形势发展部队向豫东挺进，这样一来豫鄂边少一位懂军事的负责人。上级考虑让他去主持军事工作，第一他是军事主官出身，打仗各方面不用多说；第二他是四方面军出身，老家就在豫鄂地区，而且土地革命时期在这里转战，熟悉人情、地形等各方面，他前往最合适。
可他有畏难情绪，认为自己胜任不了，要求回老部队工作，顾虑在哪呢？
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文化低，担负一个地区的领导责任有困难。
当时的豫鄂地区是新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军事力量不够强大，而且彭雪枫率领已经组建起来的部队，是由豫南红军独立游击队等部合编而来，彭雪枫担任河南省军事部部长，组建8团被调去皖中作战，彭继续发展新部队，最终组建三百多人的部队奉命挺进豫东开展游击，与吴芝圃等部会师。
这样一来，豫鄂地区基本上没有主力部队，如果上任，首要任务就是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朱理治，地方严重缺干部，发展部队也缺骨干力量，不能说一穷二白，但要发展起来可预见的困难很大。王宏坤是军事出身，擅长带兵打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非强项。
他要来豫鄂无可避免的要接触地方、以及国军方面，不仅要做统战工作，还要在夹缝中发展部队。这些工作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人擅长打仗，不愿意干政治工作；有些人愿意干政治工作，对军事方面不懂。他要做的军政都要懂，能在各方面独当一面。
最终，他选择婉拒，希望到老部队工作，上级派李先念去豫鄂边。
李先念是四方面军的政工将领，担任过军政委，抗战前四方面军不少将领受到“张国焘路线”影响，没有被第一时间编入八路军作战部队，而是留在后方抗大、党校学习等。
李先念擅长政治工作，又是湖北人，豫鄂又是家乡，又是战斗过的地方。因此接下重点前往。他不是只身前往，身边带有一些骨干力量，为发展部队而用。同时，上级陆续从延安派干部到豫鄂边工作，像钟伟、罗通、刘少卿等都是随后抵达。
部队在李先念以及地方的努力下不断壮大，组建为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5师，成为新四军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
王宏坤到129师后，被调去冀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当时冀南根据地有多支我军力量，宋任穷担任冀南军区司令，王宏坤安排担任副司令，负责民兵武装，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在冀南作战，后来军区与野战部队合编为冀南军区，陈再道为司令，王宏坤为副司令，宋任穷为政委。
此后多年，王宏坤一直担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到1944年，上级将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编为冀鲁豫军区，冀南司令陈再道去延安学习，冀鲁豫司令杨得志也去了，上级让宋任穷担任司令，王宏坤与杨勇担任副司令。
抗战胜利后，合编的两个军区再次分开，王宏坤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依然负责后方，担负民兵武装扩编、征粮、军工生产、剿匪等任务。1947年主动要求去前线，担任10纵司令增援刘邓大军。
1949年，他被任命为湖北军区司令，再次婉拒正职，反而推荐李先念兼任，自己担任副职就可以。至于他为何对主官一职一再推脱，是基于什么考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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