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卢堂胜，手里多了一件让他既兴奋又挠头的家什。
那是把英国造的步枪，枪托上的老伤疤还在，明显是刚从火线上扒拉下来的战利品。
可尴尬的是，枪膛里空空如也。
班长把这家伙事儿交给他时，压根没提子弹的事儿。
一直熬到三个月后，卢堂胜当上了二班班长，上头才像发宝贝一样，给了他三发子弹。
这事儿搁现在听着像段子，可在当年的湘鄂赣边区，这就是残酷的生存法则。
那会儿，主力红军大部队已经长征北上，留下来守摊子的队伍，日子过得那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迫击炮成了摆设，因为没炮弹；步枪当烧火棍使，因为没子弹。
不少战士手里攥着的，还是红缨枪和大片刀。
想要真家伙？
只能去敌人的阵地上抢。
想要子弹？
那得拿命去换。
真要是开了火，还得把弹壳捡回来，不然下次补给名单上就没你的号。
这就是傅秋涛带的那支队伍面临的“穷家底”。
不过，要是觉得这帮人仅仅是因为穷才打得这么苦，那可就看走眼了。
真正的绝境，不在空荡荡的弹夹里，而在大山外面那张越来越紧的网。
把日历翻回到卢堂胜参军那会儿。
1934年冬天，主力红军撤出苏区。
国民党方面觉得这是个斩草除根的绝佳时机，对湘鄂赣边区发起了疯狂的围剿。
对手这回算盘打得精：不光要消灭你的有生力量，还要挖断你的根。
保甲连坐、严密封锁，所过之处，房子烧光、粮食抢光，恨不得把大山都给剃个光头。
这一手“坚壁清野”，硬是把游击队的生存空间挤压到了几乎为零。
傅秋涛和钟期光带着军区机关和红16师，只能往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钻。
浏阳东北部的深山老林、平江县的悬崖峭壁…
哪里荒无人烟，队伍就往哪里扎根。
这种绝地求生的日子，怎么过？
一般人可能觉得，那就跟他们拼了。
可傅秋涛他们没那么冲动，他们玩的是一种极度冷静的博弈。
战术总结起来就八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话说得轻巧，做起来全是血泪。
生病了只能硬扛，断粮是家常便饭，为了躲避追踪，经常一晚上得换好几个窝。
这种苦日子熬了一年多。
到了1936年秋天，一场意外的遭遇战，把这种生死博弈推向了顶点。
那天是个大晴天。
军区机关和首长们正在平江县的一座无名山头上歇脚。
连日奔波，大伙儿都累散了架，正趁着中午打个盹。
突然，西边的哨位上传来了一声尖锐的信号。
这一嗓子，把所有人从梦里惊得弹了起来。
冲出门一看，心都凉透了：敌人摸上来了。
不是还在山腰转悠，而是直接怼到了脸皮子底下。
大概一个排的兵力，刺刀映着太阳光，直愣愣地冲着机关驻地杀过来。
这是真正的生死关头。
摆在面前的路就两条：
路子A：全体开溜。
如果不拦一下，大伙儿一块跑，结果很可能是被敌人咬住尾巴，机关首长腿脚慢点，整个指挥中枢就得被一锅端。
路子B：留人顶缸。
这更是个要命的决定。
敌人都冲到鼻子底下了，留下来断后，面对好几倍的敌人，基本就是去送死。
但这笔账，排长脑子一转就算明白了。
“上！
堵住他们！”
排长一声吼，卢堂胜那个班，一共9条汉子，没半点犹豫，直接把自己砸向了敌人的刺刀阵。
那是一场惨烈到极点的肉搏。
为啥非得肉搏？
还是那个老问题——子弹太金贵，再加上距离太近，拉栓上膛都来不及。
9名红军战士，为了护住身后的傅秋涛、钟期光这些“大脑”，把自己变成了人肉防线。
这场混战持续了几十分钟。
在战史书上，这几十分钟可能连个标点符号都算不上。
可对那9个人来说，这时间长得像过了一辈子。
他们硬是靠血肉之躯，顶住了一个排的冲击。
直到军区机关和首长安全撤离的信号传来，作战参谋张凡才吼了一嗓子：撤！
任务是拿下来了，但这代价实在太大。
才撤出来不到300米，卢堂胜和另外3个战友就栽倒了。
伤太重，一步也挪不动了。
这会儿，天彻底黑了，老天爷还跟着凑热闹，下起了大雨。
四个重伤员，就这么躺在冰冷的山沟里。
这是一道更残忍的选择题。
大部队已经转移了，带着这几个重伤号行军，搞不好就是全军覆没。
可要是扔下不管，这四个人铁定没活路。
卢堂胜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几个人一咬牙，选了个最笨、也是最无奈的法子：滚。
忍着钻心的疼，把自己顺着坡滚进隐蔽的山沟沟里。
那一夜，雨水混着伤口的血水，把衣服染成了铁锈红。
四个人泡在泥水里整整一宿，愣是一声没吭。
天亮了。
靠着那股子求生欲，他们一点点从沟里爬出来，爬到了附近一个村子边上。
这时候，最大的变数来了——老百姓。
在国民党搞了那么久的连坐、恐吓之后，老百姓还敢不敢救红军？
这是一场豪赌。
万幸，这把赌赢了。
老百姓非但没去告密，反而把这四个血葫芦一样的伤员抬回了家，卸下门板当床，端来了热腾腾的饭菜。
这就是傅秋涛他们能在大山里耗上三年的底气。
所谓的“鱼水情”，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这种要把全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赌红军能赢的过命交情。
要是故事到这儿就完了，那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军民故事。
可接下来的这一幕，才真正让人看懂了这支部队的骨头有多硬。
下午四五点钟，军区首长派人找回来了。
来的人叫季安，身份可不一般——参谋长的警卫员。
在那样的危局下，主力前脚刚脱险，首长们居然没把这几个掉队的伤员当包袱甩了，反而派了最贴身的人，带着担架，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找了回来。
等到担架抬回军区新驻地，卢堂胜看到了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
还没等下担架，军区那帮首长全围了上来。
傅秋涛、钟期光，作战参谋张凡，通信参谋梁金华，司号长周兴…
这些在湘鄂赣边区跺跺脚地皮都颤的人物，此刻全站在泥地里等着他们。
军区首长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一仗打得漂亮，挡住了敌人，保住了机关，任务完成得没挑。
你们安心养伤，伤好了，位置还给你们留着。”
这番话，不光是安慰，更是一种“价值认证”。
它明明白白告诉所有战士：你们的血没白流，你们的命是值钱的，组织绝不会因为你们伤了、残了就撒手不管。
这种“绝不抛弃”的死理，比那三发子弹更能把一支队伍拧成一股绳。
回头再看，湘鄂赣边区这三年的游击战，说白了就是一场极限环境下的资源交换。
敌人有兵力优势，有洋枪洋炮，有封锁线。
红军有啥？
有敢拿命换时间的9人班，有敢冒死救人的老百姓，还有绝不放弃伤员的指挥官。
这几样东西凑一块，硬是在铁桶一样的包围圈里，砸出了一条生路。
就这样，游击队在傅秋涛、钟期光的指挥下，靠着大山，靠着群众，硬生生挺了三年。
他们不光活下来了，还保住了一批革命的火种。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幕拉开。
这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队伍奉命下山，在平江嘉义改编成了抗日游击第一支队。
1938年6月，新命令来了，部队开拔，奔赴苏南抗日前线。
那时候，卢堂胜手里的枪，估计早就不缺子弹了。
但这“三发子弹当班长”的日子，还有那个雨夜山沟里的死扛，成了这支部队永远抹不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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