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韩愈振兴家族、复兴国家的朴素愿望出发，他极度渴望能通过读书登第为官，但从贞元初年他参加科考的经历可以看出，实现理想是充满困难的。
史载，唐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自宣城到长安投奔其族兄韩弇，韩弇向自己的上司河中节度使浑瑊推荐他，一无所获。次年，因吐蕃入寇，战事十分不利，德宗派浑瑊在平凉川和吐蕃会盟。但不料这场会盟竟是吐蕃人的阴谋，当浑瑊身着礼服、仅带着60骑前来之时，埋伏在会场附近的数万吐蕃军一拥而上。最终除了浑瑊“仅得免”外，其余人等或死或降，韩弇也因为这场劫盟事件英勇殉国。这一年韩愈在长安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落第，加之韩弇意外死去没有了依靠，一时间窘迫非常。机缘巧合之下，韩弇的前上司北平郡王马燧对韩愈心生怜悯，故而韩愈“获幸于北平王”（韩愈《猫相乳说》），得以勉强维持在长安的生活。但一直到贞元五年（789），韩愈连续两次科考还是无法中第，只能回到宣城，直到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应举，才因兵部侍郎陆贽的青眼，最终擢进士第。因唐代科举，取得进士功名后并不能立即授官，需要再经吏部选考才能真正接到任命。故而接下来的三年间，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却都以失败告终。贞元十二年（796），落魄已极的韩愈最终只能接受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推荐，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这十年的蹉跎岁月，在韩愈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尤其是他自幼得寡嫂郑氏抚养，“微嫂之力，化为夷蛮”，其进取功名实则也为了在郑氏膝前尽孝。但贞元九年（793），韩愈第一次在吏部试中失败之后，郑氏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韩愈仓皇之间回到河阳奔丧，之后作《祭郑夫人文》寄托哀思。从此祭文的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内心的愤怒与不甘，他自陈为了获得功名奔走权门，是“苟容躁进，不顾其躬”，做了很多自己所不齿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为了“禄仕而还，以为家荣”。但不料再次返乡却“乃睹灵车”，他恨自己“有志弗及，长负殷勤”，这种遗憾与痛苦，成了韩愈性格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
这种“苟容躁进，不顾其躬”的证据，自然也以文章的形式保留下来。如其拜谒文《上京兆尹李实书》，就说了很多违心话：
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馀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好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李实是道王李元庆四世孙，依靠宗室身份才得以为官，人格颇为卑劣，《新唐书》本传云其在山南东道为官时“刻薄军费，士怨怒，欲杀之”，只能“夜缒亡归京师”，之后累进司农卿，擢拜京兆尹，更是“怙宠而愎，不循法度”。贞元十九年（803）关中旱灾，他依然欺上
瞒下，聚敛财富，向唐德宗说“岁虽旱，不害有秋”，这足以与玄宗天宝后期关中雨灾时杨国忠说的“雨虽多，不害稼”相提并论了。而韩愈此文却吹捧他“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可以让“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可以说是极为肉麻。但之后韩愈功成名就，在
修《顺宗实录》时，对李实的评价就客观了起来：
（李）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闻之，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这种自相矛盾让宋以后的士大夫很难理解，如罗大经《鹤林玉露》谈到《顺宗实录》，诧异道：“与前书一何反也。岂书乃过情之誉，而史乃纪实之辞耶？然退之古君子，单辞片语，必欲传信，宁可妄发！而誉之过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晓也。”魏了翁在《经外杂抄》中也
说：“韩公每是有求于人，其词辄卑谄，不可据。”相应地，韩愈为求官三上丞相书，也让宋代文人无法接受，司马光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南宋张子韶也说：“退之平生木强人，而为饥寒所迫，累数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书，乃自比为盗贼管库，且云‘大其声而疾呼矣’，略不知耻。”
但实际上，结合《祭郑夫人文》中韩愈的话，就不难理解这种矛盾了。童年时期的创伤使得韩愈确实展现出某种“登第狂”的倾向，对李实的阿谀也好，对宦官俱文珍的吹捧也罢，他心里实际是知道对错的，但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复兴家族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不得不在窘迫的岁月里有所“从权”了。这种压倒一切的愿望，使得韩愈之后在教育儿子的时候，依然是以功名利禄言之。
如其《示儿》一诗，言“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言辞当中对自己显贵后的生活扬扬自得；《符读书城南》一诗则更为过分，在诗中他说“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但由于“学与不学”的关系，“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艳羡富贵之意更是溢于言表，这大异于传统儒家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的道德旨趣。以韩愈为偶像的苏轼，在读到这些诗作后，也不得不说：“退之《示儿》，所言皆利禄事。至老杜则不然，皆事圣贤事也。”前文提到的韦绚《刘公嘉话录》中，讽刺韩愈之子韩昶颇为暗劣，将史传中的“金根车”臆断为“金银车”并改之，可见韩愈之教子是较为失败的。
本文摘自《唐宋八大家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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