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一个从商人到权臣的传奇人物，在秦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助秦王政登基，推动了秦国的发展与统一大业。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危险，吕不韦最终难逃悲剧命运。
他的人生经历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智慧？他的政治生涯又给后人留下了哪些深刻启示？
从商人到权臣
吕不韦其人其事吕不韦的人生轨迹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富商到官宦的华丽转身吕不韦出生于卫国。
但卫国是一个贫弱的小国，于是他将商品贸易发展到交通便利而又经济繁荣的赵国。
因眼光独到并善于贱进贵出，他很快便积累起千金家产。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人受人歧视，无社会地位可言，他立志要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
他以商人的独特视角看到了政治投资的巨额回报，决定要“千金散尽”进行一场政治风险大投资。
前267年，吕不韦到赵国邯郸经商时发现了巨大商机。
在那里他见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子楚，便认为“奇货可居”。
经过充分考虑，他决定将资产一分为二，用五百金资助异人子楚结交宾客，以另五百金购置珍宝西入秦国游说华阳夫人。
通过华阳夫人说服秦孝文王（安国君）确立异人子楚为嫡嗣。
后来异人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归秦国如愿被立为太子，次年继承了王位，即庄襄王。
接着，吕不韦将怀有身孕的爱妾赵姬赠与异人子楚，随后赵姬被立为夫人。
赵姬生子政，即后来的秦始皇。
庄襄王卒，太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仲父”。
国家大权实际掌控在吕不韦手中。
这样，吕不韦由一个奔走于卫赵两国间的商贾一跃成为秦国的丞相，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秦国发展与统一过程中的功臣吕不韦当政的13年(前250—前237年)中，曾两度为相。
他对秦国的发展与统一作出了突出性贡献，其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对秦发展与统一六国的贡献。
吕不韦当政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富国强民的政策。
他广泛搜罗贤才，并正确合理使用这些人才，为秦国的清明政治发挥了很好的智囊作用。
秦国百官各司其职，政治趋向安定，经济持续发展。
吕不韦很注重军事上的改革。
他鼓励将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大展宏图，放手把征杀大权交给将士，并给予他们高度信任。
在吕不韦的亲自部署下，前249年，秦国出兵灭掉了东周。
随后派大将蒙骜向东攻打韩国，置“三川郡”于黄河、伊水、洛水之间。
次年，又派蒙骜灭掉赵国，置太原郡。
接着，乘胜攻下魏国设立了东郡。
并吞六国的规模初步形成。
吕不韦的治国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罗致人才编写《吕氏春秋》。
执政后的吕不韦非常仰慕战国四公子的养士之风，自感秦国如此强大而不养士是一种耻辱。
于是，他招天下宾客三千人并厚遇之。
一时间，在秦国云集了一大批像李斯这样的重量级人才。
吕不韦养士是为“欲以并天下”，即为统一天下服务的。
他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取代法家思想的新的思想体系。
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推行法家路线。
法家思想固然对秦国的富强与新兴封建政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其严刑峻法的负面影响已开始暴露。
《吕氏春秋》是在吕不韦的思想指导下，融汇墨儒道法等各家学说，用以经国治世的指导用书，其历史观与政治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重视农业生产。
吕不韦当政之初，失时不雨、灾荒连年、生灵涂炭，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他非常重视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郑国渠、都江堰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二渠的建成不但使军民粮食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也为秦王政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中、四川地区能成为秦国的大粮仓与二渠的修建不无关系。
吕不韦十分注重农业生产的科学化，这在《吕氏春秋》中有专篇论及，如《上农》《审时》等。
充足的水利灌溉条件与农业生产科学化相结合，为秦国的粮食生产提供了根本保证。
《吕氏春秋》论及的农业生产技术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提倡“义兵”政策。
“义兵”即不乱杀人、不扰民之意。
秦国在春秋初期十分弱小，文化相当落后，直到商鞅变法后才迅速强大起来。
秦国商鞅变法中有“计首授爵”的规定，即奖励军功的政策。
此政策虽有利于提高秦军的战斗力，但也容易造成秦军在战争中一味杀戮的严重后果。
据史料记载，商鞅变法后的112年间，大屠杀共计有18次，有160余万人丧失性命，昭襄王时更是达到顶峰。
大屠杀招致了山东六国民众的拼命抵抗，阻碍了秦国统一的进程。
按当时的情况，若不放弃大屠杀政策，秦统一六国的伟大计划将成为泡影。
而吕不韦提倡的“义兵”政策使其达到了“克其国，不及其民”“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之目的，从而告别了“计首授爵”政策。
吕不韦当政的13年中，很少有大屠杀的记录。
“义兵”政策的施行，大大加速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吕不韦的悲惨结局
吕不韦的悲惨结局前238年，秦王政已满二十二岁。
按秦制，皇帝要在这个年龄行加冕礼亲临朝政，而此时的吕不韦在秦国执政已长达12年之久，可谓根基深厚。
对秦王政来说，要想真正达到亲政，必须打击以太后为后盾的吕氏集团势力。
秦王政感到吕不韦位高权重，实难下手，他要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才能剥夺吕不韦的权力，恰在此时，吕不韦向赵姬进献的大阴人嫪毐淫乱后宫的丑事被揭发。
秦王政审问后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就径直去故都雍城蕲年宫举行加冕仪式了。
谁知，嫪毐趁秦王政离开宫廷之际，矫王御玺，发动暴乱。
秦王政闻知消息，立即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一举平息了暴乱势力。
嫪毐暴乱，作为推荐人的吕不韦自然逃不了干系。
秦王政欲诛杀吕不韦，但鉴于他功勋卓著，加上宾客为之说情，不忍对其痛下毒手，只是将其免相完事，仍保留其文信侯爵位，逐其到封地洛阳，以终天年。
吕不韦回封地后余威尚在，拜请他的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自然为秦王政所不容。
于是秦王政就下了一道责问吕不韦的诏书：“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万户侯。
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其与家属徙处蜀！”这其实无异于最后通牒，表明秦王政已对吕不韦恩断义绝。
吕不韦深知徙蜀后不能幸免一难，乃饮鸩而死。
吕不韦从政得失分析
吕不韦从政得失分析纵观吕不韦的一生，他工心计、巧谋划、有魄力、有胆略。
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固然有为一己私利计议的一面，但他的作为客观上加速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促进了秦王室的稳定、社会矛盾的缓和与秦国经济的恢复，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之公利。
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一书。
既是秦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
吕不韦虽贵为人臣，权倾朝野，但却无半点贪图享乐之意。
其雄才大略与治国才能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因而从政治角度来说，吕不韦不失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
但吕不韦所犯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主要表现是：其一，他主持编写《吕氏春秋》一书原本想为秦王政提供一套治国方略。
然而他倡导的仁政思想在奉行法家路线的秦国根本行不通。
吕不韦没意识到，他亲手培植的接班人秦王政是一个残忍无道的暴君。
秦王政力图建立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与吕不韦的治国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再说，《吕氏春秋》的治国设想难免过于“乌托邦”化，受时代因素制约，具有不可操作性。
于是，这部书的实施计划也就伴随着吕不韦政治生命的夭折而终成泡影。
其二，吕不韦未处理好与秦王政之母赵姬的关系，以致做出了许多致命蠢事。
吕不韦非但私通赵姬，还为了避祸，以欺诈方式把无才德的大淫棍嫪毐推上政治舞台，造成宫廷淫乱并与赵姬生下二子,
这不仅让秦王政处境难堪尴尬，实际上也成为对秦王政皇权的一种威胁与挑战。
这种引狼入室之举既扰乱了秦国的政治稳定，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其三，秦王政下诏将吕不韦贬谪后，吕不韦仍与诸侯宾客往来频繁，犯下了政治忌讳。
这实在令秦王政无法容忍。
综观上述，吕不韦作为一名由经商走上经国之道的历史人物，尽管有其个人与阶级的局限性，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全面论的观点而论，他对秦国的发展与统一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毕竟是主要的，对他的功绩应该给予适当肯定。
吕不韦从政悲剧
吕不韦从政悲剧的历史鉴示吕不韦不仅是一位颇具经营头脑的巨商大贾，更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与思想家。
但他终究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其中既有吕不韦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与国情的原因。
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对后世的启示非常深刻。
首先，吕不韦对政治投机背后潜在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从政与经商是两个概念，二者各有规则，理念相去甚远，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简单嫁接。
吕不韦谙熟经商之道，通过经商方式走上经国之路，实现了他最初的愿望，从这方面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
虽然他执政后曾为秦国的发展与统一作出了突出性贡献，但从政治角度而言，他并非一个成熟的政客。
吕不韦执政秦国的13年间，正值秦统一六国的关键期。
皇权与相权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摩擦，吕不韦的功高震主与大权独揽对即将亲临朝政的秦王政来说是个极大威胁。
随着秦王政的日渐长大成人，他势必要独自掌权，而秦国大权却一直操控在吕不韦手中。
当君臣意志发生冲突时，身为臣子者必定要成为牺牲品。
皇权与相权之争爆发之时就是吕不韦的厄运到来之日。
而身处相位的吕不韦却未觉察到这一点。
其次，吕不韦没有做到功成身退，见好就收。
政治投机本来就是一种危险行为，秦王政君主专制的加强与其本人性格的残暴无道更增加了吕不韦政治命运的变数。
关于秦王政的为人，时人尉缭曾作过十分中肯的评价，言其“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久游”。
与其共事多年的吕不韦对此不是没有深刻的了解。
身处相位的吕不韦无论地位多么显赫，都只能是皇权专制政体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吕不韦不但没有及时意识到功成身退、见好就收就是最好的脱身之计，而且他对权力的贪恋已到了接近疯狂与无法自拔的地步。
作为暴君的秦王政为达到加强中央集权之目的，必定要扫除他政途上的一切障碍，吕不韦集团势力即在此列。
对秦王政而言，清算吕不韦只是时间问题，而吕不韦私通赵姬与嫪毐叛乱事件的暴露恰好给秦王政铲除吕不韦势力找到了借口与契机。
因此，吕不韦的悲剧最终不可避免。
综观上述，吕不韦的人生悲剧恰是他“奇货可居”政治风险投资所结出的苦果，正是这个苦果，使他成为封建专制政体下“人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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