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四公子”的说法，据说最“权威”的、当属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
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八卦大师”、民国时期报纸的“补白大王”郑逸梅在《清娱漫笔·袁寒云的一生》中，则列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及袁寒云为民国四公子，不包括张伯驹。
中国近代政坛、诗坛奇人林庚白，则认为自袁世凯病逝，四公子就不包括其子袁寒云，应改列孙科。于是，“民国四公子”就又有了两个说法：
- 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
孙科、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
以上各位公子的老爹分别是：
- 张学良，东北奉系大元帅张作霖；
袁寒云，名克文，首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溥侗，清朝皇族，郡王恭勤贝勒载治；
孙科，国民党总理孙中山；
张伯驹，直隶都督张镇芳；
张孝若，农商总长张謇之子；
卢小嘉，浙江督军卢永祥；
段宏业，民国执政（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
以上所有说法中，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张学良。据说，“民国四大公子”的说法来源于北洋时期的“三公子会谈”事件。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天与张作霖面谈讨直事宜；恰巧，卢永祥也遣儿子卢筱（小）嘉来拜见张作霖，请求军火上的支持。
其时，张学良在父亲手下任职，于是、他与孙科和卢筱嘉的会面就成为不可避免。由此，就有了“三公子会谈”的传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国四大公子”的说法。
说一下孙科吧。孙科，字连生，号哲生，是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之子，1891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孙科早年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荣誉法学博士。此后受父亲荫庇，长期处于国民党上层，曾先后任中华民国行政院、立法院长，中国台湾地区考试院长等职。
尽管孙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非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人，但其政治理念一直都不成熟。因此，他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国民党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没能进入国民党真正的权力中心。
早期，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抗战前期，他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内战。1948年12月25日，在中共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中，孙科被列为第十三号战犯。
婚姻方面，孙科有三个妻子：陈淑英（原配。孙中山三叔孙观成的外甥女），严蔼娟（孙科做立法院长时的“私人秘书），蓝妮。严蔼娟尽管给孙科生下一女孙穗芳，但其身份却一直没被孙科承认，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是蓝妮（蓝业珍）。
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的后代。他们结婚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孙科这么说，是因为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一夫一妻”，而他本人当时是立法院的院长。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表示自己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即蓝妮）二太太收执。1973年9月13日，孙科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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