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是刘勃的《战国歧途》。读刘勃的书，常常可以颠覆我以前的认知。比如他提到长平之战，不仅仅是因为赵括纸上谈兵，还有赵国的后勤补给其实跟不上。赵括出击迎敌，很可能不是重极，而是不得不那样做。我们读历史时很容易简化，往往会忽略历史中复杂的限制条件。
就像如果你是赵括的话，肯定觉得只要在场就不会中计，那不就行了？但是如果自己身处其中，可能很难坚守不出。他也是坐而待王嘛。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选择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他的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和以前没读书之前的想法大相径庭，这就是好的书。
今天我主要讲其中的一章，就是商鞅黑洞。
我们还是跟着这个逻辑图来讲。春秋中期，秦国是天下四大强国之一，尤其是秦穆公，他是西方一霸。但是自从秦穆公以后，秦国就越来越弱，直到秦孝公继位时，他21岁，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于是在继位的当年就颁布了求简历，很快就遇到了能使秦国富强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商鞅。
这种君臣相遇真的是非常难得，就像你刚发个朋友圈说想谈个恋爱，结果出门买个东西就遇到了那个合适的人，对吧？有钱长得帅不是给，而且还只爱你。商鞅在秦国变法了18年，把秦国从一个被鄙视的小国一跃而成战国时代的头号强国。我们今天主要讲讲他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他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我建立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真实的世界当然要复杂得多。古代社会主要有两件事，经济和战争。要有粮食吃才能养活自己，有武装力量才能保存自己。要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智慧，任何面对现实的思想家、政治家也不会对这两点加以否认。那么，科技水平是否重要呢？当然非常重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在战国时代，各国的技术水平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大家要记住，科学技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经济和战争就是种地和打仗。秦国政府要让老百姓专心种地和打仗，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政府这次是来真的，不是闹着玩的。这就是要建立政府信用，民无信不立。为了让老百姓相信商鞅，就想到了辕门立木的办法。
商鞅在秦国首都最大的商务区立了个木头，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给你一百万。有一个人就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就给了他一百万。老百姓一看，哇，还有这种好事儿，那所有老百姓都拿着木杆往北门跑。商鞅就说，只有我这个人可以，所以大家就都要听我的话，政府的信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孔子有一句话说，族食民民信性。商鞅强调种地，这就是族史强调战争，这就是族兵。辕门立木的目的就是为了明性质，可见商鞅身上其实有儒家的传承。商鞅书是一部主要讲述商鞅思想的书，但读这本书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这部书讲耕战，重点往往还不在于怎么直接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在谈除了农夫和士兵之外，其他一些各色人等都是消灭的对象。
种地和打仗主要依靠农民和战士，除了农民和战士以外，其他各类人都没什么用，所以必须把他们都变成农民和战士。他首先打击的就是贵族。贵族作为政治实体，有自己的利益，有时与君主的利益一致，有时不一致。在古代社会，科技含量非常低，集权社会是汲取能力最强的组织形式。集权就是将所有权利集中于君主一个人，从战国开始，各国的变法主要形式都是君主集权，只不过表现为集权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作为限制君主力量的贵族是一定要被消灭的。主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上手工，根据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脑袋的数量定待遇和官职，而且贵族和平民一样，不世袭官职。待遇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秦国人一听打仗就非常兴奋，对于人头表现出一种狂热的爱。对手在秦国人眼里根本就不是敌人，而是行走的黄金，慢了就没了。所以秦国人打仗，那根本就不是打仗，那是寻宝。
读《史记·秦本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军在战场上斩首的数量极其惊人。大量的战争实际是没有点明这个斩首数量的，但单单把写明的做一个粗略的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继位，秦国的屠刀就起码砍下了差不多140万颗人头，这真的是太恐怖了。
第二个打击的就是推行郡县制，国君要加强自己对地方的控制而取消贵族被封建的特权。可以想象，对这一类新规定的贵族怨气是很大的，但平民是很开心的，看到贵族一个个被打倒，这种快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大多数人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就是自己的人生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在迅速萎缩之中。打土豪分田地，所有人都很快乐。他有钱把他的分给我，那挺快的，但如果没有一个私有产权的保护性制度，那么你分到的田地和钱也是不安全的，有可能明天就被别人分掉。
第二个打击的对象就是商人。平民中比较富有的人，主要就是为了调动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如果不种地做贸易就可以非常有钱的话，那大家就都不用种地了。商鞅的这种做法就是中国重农抑商的思想源头。具体的措施包括禁止粮食买卖，禁止奢侈品流通，取消私营的旅店和宾馆，提高酒肉价格，让大多数人消费不起，逼得这些卖酒卖肉的商人最后都关了门。还有就是提高关税和交易税，加重商人的人头税和劳役等。
第三个打击的就是儒生和士人。平民中比较有文化和才智的人，商鞅认为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其实他也是知识分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国家有了这些人的君主就找不到可以用来打仗的人了，而且整天提不同意见也挺烦的。国家必然逐步削弱，以至于灭亡。这就是商鞅的想法。具体措施就是烧毁各派的经典著作，不许议论。政策就是说新法不好，拉出去杀了，没啥好说的。实行了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新法也还可以，然后就都说新法不错，那说好也不行，也拉出去杀了。商鞅的意思就是你们都不能说话，国家怎么定你们怎么办就行了。秦国焚书坑儒可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从商鞅开始就是这样的。
第四个打击的对象就是良民。任何具有一般伦理道德感的人，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就真的只有一句脏话，只有脏话能表明态度。商鞅断言的就是以良民治乱治消，以奸民治乱治强。良民有自己的道德准则，有些事情不管是官员还是政府，你让他这么办，但因为他有独立思考能力，他是良民嘛，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他就不听你的，那这样的人都是乱民，会导致国家衰弱。那你说不当良民当什么？当顺民当农民最好，除了种地就是打仗，其他的都是犯罪。具体措施就是一整套的户籍制度。
在秦国国境之内，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户口登记，没有那张身份证，很多事情你是做不成的。在此之前，人民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搬迁的，出入境又不用办理任何签证。商鞅的新法则是人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商人、儒生这些都不能自由流动，所有人都失去了选择国籍的权利。人真的就跟植物一样，长在土地里，为国家贡献粮食和战士，等长得熟了，国家镰刀刷一刀割一刀，真的非常过瘾，你就觉得当皇帝真的过瘾。后来朱元璋也用这种办法。
商鞅又用这个迫使兄弟分家，不分家就会增加税负。税收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调节手段，税收应该怎么定呢？是不是统治者拍个脑袋一想，哎呀，这么收税就这么收？起码现在政府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听过，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纳税是需要通过纳税人同意的。这块就不展开说了，商鞅就是通过税收把原来的大家族拆分成一个个的小家庭，再把小家庭重新编排成新的社群，然后规定老百姓不能自由迁徙，这就使得每个人处于国家安排的社群之中，彼此相互监督。
这样的制度也就决定了他必须要打击良民。如果国家都是这种善良的人，老百姓家庭非常和睦；如果都是奸诈的人，老百姓就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国的制度亲。与人为善的人喜欢掩盖别人的错误，这就是良民；而自私自利的人喜欢窥探监视别人，这就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都可以被杀掉。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就强，这就是商鞅打击良民的理由。他在秦国搞这个廉租法，鼓励相互揭发，都是良民的话。这项法律根本是推行不下去的，相互揭发这种事情真的是太恐怖了。
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么容易。但是我想说的是，首先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有可以说错话的自由。如果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那就不需要言论自由了。我们可能说的不对，但第一，你要让我说。我们读《繁荣的宽容》这本书，就是通过人类大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别人的不同意见乃至错误言论要宽容一点。如果别人都和我们想的一样，都说的正确，那我们还宽容什么呢？
第二，你可以批评我、挖苦我、打击我，但你不能把我抓起来说我犯罪。即使我们不说言论自由的问题，这种揭发也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增加人与人交往的成本，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而且不利的影响。
这种制度的后果就是，你打击了贵族，国家就会变得更加专制，也就更加可以集中力量。打击了商人、儒生，就增加了农民和战士的人口比例，经济和战争潜力就得到提升。打击良民，社会变得目标更加单一，降低了统治成本，国家控制力也得以增强。秦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生产建设兵团，以耕养战，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军事实力。
这样的制度后果是，军事实力确实变得非常强大，但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不断下降。因为人民生活幸福与否主要维系在我们能不能吃得好，这就需要商人、需要物质交换、需要饭店、需要娱乐场所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人就需要自由，能不能自由地研究学问、自由地发表看法。儒家的态度也是承认经济和军事乃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但在此之上，真正的生活还需要有相应的精神追求。
在足食足兵之后，儒家就开始谈怎么治理国家。除了战争之外，商鞅是不允许社会上还有其他东西存在的。在秦国，这些都是被禁止的。所以商鞅的治国方略差不多就是把国家和人民当做对立的两个概念，认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国家利益和君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人民则是达成国家或君主利益的工具，这个工具要好用，其本身的利益就得越来越小。人民生活的质量越低，国家就越强大。
所以治国的办法就是极端地压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商鞅深信人民都是笨蛋，如果有谁不信，不是笨蛋的，那就有必要把它变成笨蛋。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说的辕门立木的故事，除了立信之外，这事儿还有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这个行为是很无聊的，确实有搬案的必要，你雇一个劳动力也不需要多少钱，这扰乱劳务市场，也不符合供求关系的价值规律。
但商鞅这么做，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是新法规定的事情，不管多么荒诞多么无聊，提出质疑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你照着做就总有好处。服从利益，或许大多数人确实会这样做，但绝不是所有人。假设一下，当时在场的是墨子或者孟子，他们会不会搬呢？他们肯定不会搬，因为墨子和孟子虽然观点冲突，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爱讲什么是道义、什么是利益。搬木头这个莫名其妙的行为没有任何道义可言，所以对这点利益是不会心动的。
如果是庄子呢，那肯定也不会，因为庄子是逍遥派，方生方死，搬就是不搬，不搬就是搬，反正世界之大与我无关。再说范蠡这些大富豪，他们会不会搬呢？那就更不会了，因为瞧不上，要是心血来潮，说不定还会跟那个搬木头的小伙子说，我给你装备，你别搬了。所以这些都表明一个简单的事，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听政府的话，所以这些人都需要被打击。
民弱有利于国强。在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事实，蒙昧无知，习惯于服从并渴望在战场上获益的情人组成的军队确实所向无敌。荀子比较各国的军事实力就说，齐之祭姬不可以御魏士之武，魏士之武足不可御秦之瑞士。但秦国再强大，秦国人民的生活六国人绝对不会羡慕。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人们普遍没有什么爱国心，除了秦国搞非常严厉的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基本由政府决定外，其余各国的人觉得哪个国家好就搬到哪个国家，这就是常态，但没有谁去秦国。相反，一旦有置身于秦国统治下的可能，大家都很恐慌，就像现在一样，大家都是用脚投票的，看看世界上哪个国家人民最喜欢、最欣赏。
不用看网上大家说谁好给谁吹牛，直接看看每年移民的数字就知道了，人们往哪个国家移民肯定是好的。真的，这太简单了。我听说好多人说朝鲜多好，公费医疗、公费教育都不花钱，但确实没见谁往朝鲜移民。当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也有可能齐国的鲁仲良就说比秦者弃礼仪而上守攻之国也全使其事。鲁齐使民，秦国是一个抛弃礼仪崇尚砍别人脑袋攻击的国家，用阴谋和阳谋来对待知识分子，把人民像奴隶一样使唤。
所以彼及似然而为地过而为政而于天下则连有掏东海而死，耳无不忍为之民。也就是要是让秦国这样的国家满足了称帝的心愿，推行他的这种政策，那我鲁仲年宁可流亡海外，也不甘做这种野蛮统治下的臣民。这就是著名的鲁仲廉义不敌情。当然，鲁仲连是天下高士，有很高尚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态度不见得能代表一般老百姓，但长平之战之所以会打起来，就是因为韩国的上党地区本来已经是秦的囊中之物，而上党的利民皆安于赵，不欲为秦。我们韩国人变为赵国人没关系，但变成秦国人那不行。
民众的心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追求有房有车。三晋土地是不够用的，但秦国的土地非常多，那是明摆的。但即使如此，三晋的人民都不愿意向西迁移到秦国去。这就是因为秦国的士人和庶民生活真的是太苦了。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强大的秦国实在是毫无吸引力。
但我们都知道，秦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制的郡县制帝国，商鞅的这条路是走通了的。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些办法重走秦国这条旧路呢？当然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发展变量科技水平。当时，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实在是太慢了，慢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给了秦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足够的时间。
我们知道，基础科学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方向性，需要人民富足的生活、自由的讨论、独立自主的选择等条件，这些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土壤。我不展开说，但这些起码是秦国都不具备的。如果拥有这些条件的齐国，他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得的力量如果大于秦国通过榨取人民而获得的经济和战斗力的话，那么也许最后统一的中国的就是齐国，中国的面貌也许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现代社会基础科学日新月异，这种发展所导致的国力是以指数级增长的。一个农业国家即将国的国力发展到极限，也是不可能强过工业国的。而创新发展需要基础科学方面的进步，也许经济观念、政治制度、组织形式等等方面的发展，而这些都需要人们对权力的限制、人民生活的富足、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讨论以及个人主义的责任意识。这些构成了人民幸福的生活，而这种幸福生活会通过个人创新、技术进一步科学发展，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国家强大之间是一致发展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这才是现代化的道路。
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不需要辕门立木，需要的是政治协商、依法治国以及媒体监督等制度设计。这样建立的政府信用反过来会增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这种与商鞅完全背道而驰的思路，我觉得才是我们今天的人从商鞅变法中所学到的东西。
最后说一下商鞅这个人的结局。秦孝公死后，商鞅成了新继位的秦国国君的捕查对象，于是商鞅试图逃亡。关于他逃亡失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但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做法自毙。商鞅做法自毙的这个事实不必通过戏剧化的情节来表明。商鞅的师承与儒学有关，商鞅入秦身份也正是一个优势。
商鞅是如此富有才智和才干，与愚昧朴实的农民完全不同。商鞅接受了商舆的封地，身份俨然也转换成一个封建贵族，显然他自己就变成了他制定新法的打击对象。围绕着这个绝对军权建立的新法就像一个可怕的黑洞，他首先扼杀了每一个普通秦人的才智和尊严。战国时代的思想界群星璀璨，但没有一个是秦国人。随着中国统一的步伐，他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山东六国。商鞅本人是战国文明的恶之花，只是摆放在黑洞之前的第一道祭品。
而今天的我们，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商鞅的基因以及这种文化的恶之果。我只是希望我们能不断通过反思，自我而脱离这种黑洞的侵蚀，活出尊严与价值。每一个人都像陈英恪祭奠王国维说的那样，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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