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自称老子后人，他信佛吗？
《西游记》中，唐太宗目睹因果轮回从地府回生，在崔判官的帮助下多得了二十年阳寿，为了皇图永固、超度亡灵，他派高僧大德唐玄奘法师志诚向西，求取佛教真经；而现实中，唐太宗以高超的文治武功和娴熟的治国理政才能，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一代封建贤明帝王。
在《西游记》中，太宗皇上对取经的态度是天庭玉帝对佛教态度的影子。因为，现实中唐太宗面对的，几乎是跟天庭玉皇大帝一样的局面。
先说玉帝，他是十方三界的至高主宰，面对的是历来就占有优势统治地位的道教势力。该势力源于中华，又掌握神仙界的核心资源——灵丹妙药和修炼之术，掌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高端武器装备，还掌握大量的门生故旧人力资源。
而佛教作为新生力量，法力高强已毫不逊色于道教，成为正好可以平衡抑制道教势力无限扩张的一股势力。加上佛道两派高层往来频繁，即便支持取经也不会引发道教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所以玉帝作为十方三界的主宰，自然不会放弃支持佛教作为新的平衡力量崛起的机会。
因为所有身处高层的人，永远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以平衡术来确保权力的安全。这也正是太宗皇帝在人间处理佛道和政权关系时主要考虑的问题。太宗皇帝要的是大唐李氏江山的皇图永固、千秋万代，这是由他的位置决定的。
当然，除了稳固政权的原因，太宗本身对佛教心向往之，只不过唐朝立国既定尊道教始祖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的国策，唐高祖时就有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太宗作为一国之主永远需要把江山放在个人信仰之上，这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该有的素养之一。
实际上，唐太宗在任时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也始终围绕政权的需要而发生调整。
因为唐初连年征战，百姓民不聊生，而道教“道化贤良”的阳春白雪路线以及隐秘传道和巫术迷信的特点，导致其在教化百姓，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时，出现凝聚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社会的底层百姓一旦缺乏主流精神文化的向心吸引，就非常容易被羊群效应所影响，百姓中的有心人、邪教势力就很容易代替中央政府掌控民心，从而达到其某些局部或更大的政治目的。
佛教的东传，开始并没有带着任何政治目的，其为底层百姓祈求平安、健康、财运、逢凶化吉、延年益寿，对百姓具有非常大的感召力。所以，对于太宗来说，无论他本人的真正信仰是什么，但是只要佛教确实有教化民心向善，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作为中央政府最高负责人，他就一定会推动佛教的兴盛，并为此提供政策允许的资源支持和舆论引导。
以武功平定天下，以文治昭明万世，这是所有追求宏图伟业的帝王的梦想和追求。对于唐太宗李世民这样一位几乎被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武全才帝王来说，实用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太宗十八岁随父举兵，二十八岁成为一国之君，以超凡的智谋胆略和领导力，为实现大唐王朝的稳定、繁荣和长久发展，为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过巨大贡献，算得上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封建帝王。
对于佛教而言，它的发展也非常需要皇帝的支持。佛教进入中原早在唐朝之前，如同《西游记》所说的，金蝉子在成为唐僧之前还曾有九世为僧，说明唐朝之前的五百年，甚至在两汉时期，佛教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并且对汉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建立了大量的佛寺，到南北朝时期已经十分鼎盛，诗词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朝之前的隋朝皇帝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两人本身就笃信佛教，当时“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佛教的影响已经遍及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佛成为朝廷内外的普遍风气。
到了唐太宗一朝，一方面作为皇帝他要追宗论祖，自称为李老君之后，抬高李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也要充分地利用佛教的影响力，同时防止佛教势力过快扩张，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实际上在太宗皇帝在位的时间里，他对佛教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发生过明显的摇摆和变化，这种变化跟太宗个人的信仰关系不大，主要是政治的需要。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儒、佛、道三教并存正是唐太宗开创的，这也证明太宗皇帝个人确实有非常高超的政治平衡能力。
太宗执政前十年，基本上对佛教持积极支持态度，这同当时国内时局初定，急切需要佛教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有关。这十年间，太宗亲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寺、慈德寺、弘福寺等十余处。贞观三年（629年）太宗还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并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大量布施。这个时候全国的寺数已达三千七百一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
但到了执政中期，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是国内形势转向稳定的大形势决定的。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他对佛、道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位原来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的皇帝突然一反常态，宣布：“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诏下之后，佛教势力非常震惊，但面对天子诏令也只得依从。
根据《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的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曾亲临弘福寺，召见上层僧侣，对他们解释了“先道后佛”诏令里不能明言的道理：“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应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从这一番表白可以看出，太宗政令的出台都是执政实际的考虑，太宗的太史令傅奕就曾多次上疏，认为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割截国贮”的严重危害。
到了太宗执政后期，他虽然没有取消“先道后佛”的诏令，但其实已经在弘扬佛教，并且与玄奘发展出非常紧密的私人关系，两人相见恨晚。
史料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七日，玄奘由印度求法归来，抵达长安。二月，太宗召玄奘入宫“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迄于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
太宗同意玄奘所请，延请全国高僧在玄奘所住的弘福寺内建立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在皇权的推动下当时的佛经翻译达到了至高水平，现世所存的大量佛教经典著作都是太宗时期留下的。有记载说，太宗本人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唐太宗作为贤明封建帝王，无论他本人对佛教是什么态度，他的政策首先是基于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即始终以国家是否需要、政权是否需要为出发点。但从政治家个人来说，太宗对佛教、对玄奘应该是持有相当大的好感，所以愿意以国家之力推动佛教的兴盛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他也必须保证李氏江山“李老君之后”的道家根基不受到侵害。
所以，唐太宗皇帝在佛道两者之间根据时势的不同做一些抑扬取舍是非常正常的做法，因为这是一个合格的君王应该做的。
《一本正经话西游——超越神魔：〈西游记〉给的三十五个成长觉悟》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三觉言谨/著
本书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是以《西游记》的文本和故事为蓝本，讨论一些人生的感悟，不讨论《西游记》的作者之谜，当他就是明朝吴承恩老爷子生命后十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他一生阅尽天下书、历遍人间苦、洞见社会人生的智慧结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感悟这本名著的智慧和魅力。我们把唐僧师徒的西天取经之路和他们与妖魔鬼怪斗争的经历，当做自己的人生之路，我们就足以理解：人生的一切悲苦、孤独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感，都需要无比坚强的心念去护佑；我们把西天路上的一切妖魔鬼怪，当做自己的一生所必须要面对的沟沟坎坎，就明白应该有更大的勇气去搏杀、去捍卫、去保护；我们把取经当做人生实现觉悟的历程，就能够更深刻的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涵养一颗更为坚定、无畏、智慧、广阔的心。
【作者简介】
三觉言谨（闫远凤），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人。外交学院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俄语高级译审专家。曾在中亚和俄罗斯工作多年，先后担任多家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市场、外事、行政等管理职务。认为快意人生，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觉知、觉醒、觉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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