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按周礼，“储贰镇中”，一般来讲太子在皇帝出巡或国家有事于边疆时皆留镇京城，隋及唐开国以来大抵如此。此役并非关乎社稷存亡的殊死之战，为何太子随御驾赴定州并行监国?
愚意以为太宗在让太子处理一般事务以外其意还有二端，一是在河北、河南道为远征军督管后勤。二是防范薛延陀。而冀图通过此二宗达到一个更大目的----为太子李治建勋创造条件。
贞观十九年伐高丽役，粮草是成败之关键，在此之前，隋四伐高丽而不胜，就军事角度而言，后勤补给不畅是主要原因。
开皇十八年，汉王谅率马步大军自河北出发讨高丽，遂半途而废。大业八年隋炀帝亲征高丽，盛况空前，“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这支大军的粮草几乎全部出自黎阳、洛口仓，通过漕运集中于涿郡，衣甲器杖集中于高阳，而“魄运者倍之”，换言之多达二百万人以上。这种劳役造成的惨景史不绝书，在此不必赘言。
大业十年第三次伐高丽时天下已大乱，不复行伍，只好乘高丽囚送斛斯政乞降这个台阶草草收场。贞观十八年，已致仕的前宜州刺史(从炀帝伐高丽时为右武侯将军)郑元瑞便当面奉劝太宗。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军事角度来看，征讨高丽时的军资筹措、运输都直接关系政局稳定，因此唐太宗就不能不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虑。
墓志未详言墓主任定州刺史的时间，但是志文中记载此前墓主于龙朔三年出使陇右道巡抚，归来后又任详刑正卿，后除此职，上元三年去世，那么这个所谓“三韩尚梗，边隅有事”，当指乾封元年至总章年伐高丽事，所谓“供军机要，事资良牧”，可见定州始终是唐前期对辽东用兵时唐军后勤、粮草要地。
太子坐镇此地，可督察河北、遥控河南，去永济渠亦较近，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殷鉴不远，当年杨玄感之变正是其督运粮草时掀起的，河北道又是窦建德、刘黑闼故地，有太子坐镇加上高士廉、马周、刘泊等干才辅助，足可解后顾之忧。
那么为什么不让太子直接管理最大的粮草集散地幽州呢?盖因幽州的事务是繁杂、琐碎的具体行政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是岑文本，文本其人，小心谨慎，勤奋忘我，太宗尝与人言文本“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从伐辽东，事一委倚，至粮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筹不废手，由是神用顿耗，容止不常”，不几日竟累死于幽州。
太宗是眼睁睁看着岑文本累死的，太子被置于定州，愚意以为正是太宗不愿让太子被繁杂的、技术性的具体行政工作所牵累，以至耽误了主要目标的实现----让天下仰睹太子之伟器。太子坐镇定州另一目的是防范薛延陀。
就当时周边态势而言，东边自不待言，西南面吐蕃迎娶文成公主不久，暂时还不为患，西边有与西突厥的明争暗斗，北边有薛延陀和尚待重新安置的北突厥降众，最可忧虑者正是薛延陀。
薛延陀在北突厥败亡后，为北边最强者，一直为患，尤其对唐政府安置突厥降众于漠南耿耿于怀，贞观十五年，“薛延陀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
于是纠合多个部落二十万众击突厥李思摩部，并与唐军发生激烈冲突。后李思摩坚持数年终不能抗而弃众南投，此番随太宗东征。
阿史那思摩
加之高丽历来与北方游牧民族有交通，常引其为奥援，冀图成犄角之势以对抗中原王朝，自南北朝至隋唐始终如此，并且就在贞观十九年这场战争进行中与薛延陀真珠可汗有秘密交往，《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太宗拔辽东诸城，破驻跸阵，而高丽莫离支潜令靺诳迷惑夷男(真珠可汗)，咯以厚利，夷男气慑不敢动。”
太宗自然对此会有所预防，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传》载太宗出征前事：“十九年，谓其使人曰：‘语尔可汗，今我父子并东征高丽，汝若能寇边者，但当来也!’夷男遣使致谢，复请发兵助军；太宗答以优诏而止。”
不久真珠可汗死后，继立的多弥可汗还是侵扰了北疆，《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胡三省注‘河南者，北河之南，即朔方、新秦之地’)”。
愚意以为，在这种形势下，太宗怎能不对薛延陀有所预防?唐军防备薛延陀的重镇历来有灵州、夏州、胜州、朔州、云州等，其中河东最为重要，贞观十五年李世勤败薛延陀于诺真水之役便是由朔州出发的。
太子坐镇定州，一方面可保证辽东远征军的后勤供应，一方面恰可指挥对薛延陀的防御，胜、夏等州与定州的距离远小于与长安的距离，更不消说辽东了，且定州通过飞狐道可以直通漠北，由太子的小朝廷在此指挥可提高效率。
当然，我们切不可高估太子的作用，太子坐镇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因为当时精兵良将多从御驾东征，只是“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这个“突厥”当指遭薛延陀攻击退至胜、夏之间的突厥降众)，太子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所以总的来讲处于积极防御状态。
真正对薛延陀实施重大打击还是在贞观十九年冬，即主力部队从辽东班师后，当时跟随唐太宗东征的大将纷纷出现在反击薛延陀的前线，至贞观二十年正月击退多弥可汗，六月再次大举出击彻底攻破薛延陀，北境乃安。太子只是太宗的一个代表，他在定州是政治的需要。
有证据表明，在太子坐镇定州、执失思力率突厥镇夏州的同时，唐政府还在西域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愚意以为这是针对西突厥的一次外交活动，焉耆城被攻破后，唐军未据而守之，后由西突厥五咄陆部首领之一处半啜扶植薛婆阿那支为王，换言之已是西突厥势力范围。
太宗亲征辽东，精锐从行，在西方当然取守势，所以让阿史那忠凭借其特殊身份(突厥人)慰抚西域，“共稽王略”显指与焉耆等部落进行的外交谈判(可能还是恩威并用的故伎)。其具体内容已不可详察，目的无非是使其不可乘太宗东征之机兴风作浪。
看来行动取得了成功，“诸戎瓦解”，并且开始向唐王朝重新进贡(不排除此句有虚指成分)，阿史那忠又奔赴万里之外的辽东前线进行汇报，受到唐太宗的奖励，看来是实现了太宗之意图。
但是两《唐书》阿史那忠本传不载此事，且贞观二十二年十月唐军攻龟兹，败处月、焉耆，还是以武力解决了问题，可见阿史那忠的行动效果是有限的，焉耆等仅仅是未趁太宗东征作乱而已。
随后阿史那忠又奔赴北疆，参加对薛延陀的防御，“于时延陀犯塞”当指多弥可汗之入侵，之所以阿史那忠又从辽东赶往北边，愚意以为是由于此时胜、夏之间防备薛延陀借重突厥，阿史那忠以其曾任思摩部左贤王的身份前往可谓得其所哉，这应当是太宗的深思熟虑。
通过紧锣密鼓的行动，再结合上文可以看出：太宗御驾亲征高丽的同时对周边民族进行了防范，以太子坐镇定州、以突厥降众置于夏州以北以防薛延陀；在西域针对依附西突厥的国家采取了外交措施，这些行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目的当然只有一个：为东征解除后顾之忧。
太宗一心要消灭高丽，出发前大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说自己“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并且拒不接受反对亲征的众多谏言。
可见太宗心目中早将伐辽之役视为唾手可得的一场辉煌胜利了，既然是必胜之役，当然可以藉此大做文章。让李治有机会建功立业是其主要目标之一。这里有必要剖析一下太宗的帝王心术。太宗是通过夺嫡斗争上台的，血淋淋的玄武门之变是他登基化龙的基石也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最可忧虑的就是儿子们重演自己夺嫡的那一幕。
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间的斗争仿佛使他看见了当年自己和建成、元吉的较量，承乾被废后太宗本欲立魏王泰，褚遂良直谏：“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影视剧：唐太宗
再加上听说魏王泰以言语威胁晋王治，太宗悟到“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于是李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但是他被册封为太子时年仅十六岁，且性格文弱，太宗曾询问群臣：“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并说：“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忧虑溢于言表。
在朝廷中李治虽有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拥戴，但未有寸功。太宗应该记得自己当年是如何在统一战争中逐渐羸得威望、培植起一支私党的，他的皇位正是建立在多年征战的功勋之上。
岑仲勉先生认为，隋文帝、唐高祖后期皆演夺嫡斗争，是由于二人拘泥于“储贰镇中”、使太子勇、太子建成多数情况下没有领军出征的机会，反使杨广、李世民有机会建功立业、进而为其夺嫡创造了条件。
隋文帝杨坚
太宗是当年夺嫡的当事人，自然明白功勋对日后太子顺利接班的重要性。固然当时废太子承乾已死、魏王泰已降爵并迁出京城，但还有以吴王恪为代表的其他皇子和一些未定因素，为了皇朝未来的安宁，太宗开始力争为太子创造条件使其得以建功。
战争是扬威立名的捷径。太子不循常规监国于长安或洛阳而是来到定州，是太宗的精心安排，《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三月条载：“上将发(定州)，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
通过为远征军督办后勤和防范薛延陀，一可锻炼太子的能力，二可使天下人皆识太子，太宗可谓“远谋”。从洛阳到定州时太宗说：“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可见就“家天下”的角度而言，贞观十九年之役是暮年英雄太宗安排后事的战争，监国定州是太子李治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也是太宗晚年那场嫡位之争未尽的余音。
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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