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下乡插队的生活很苦，既然翻过了历史的一页，谁也不愿意再去触碰那段令人伤感的岁月。可有些事情，不论你是怎样刻意去回避，可曾经的知青生活经历就像结痂的疤痕，看到疤痕，就会想起曾经的往事。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位叫秀娥的姑娘的照片，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当年下乡插队的情景就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9年的那个春天，比往年稍微有些寒冷。就是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我和同学们告别父母亲人，告别生我养我的大上海，大家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故土，开启了下乡插队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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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列车日夜兼程，把我们这些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十六七岁的孩子载到了江西吉安地区，县知青办的干部按照先前到达的知青名单，把我们分到各个公社，公社知青办的干部再把我们分到下属的大队，最终我们十名上海知青被安置在竹源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在上海，我们是城市居民，来到江西，我们就成了公社社员。

竹源大队虽然贫穷，可这里有山有水，环境优美，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特别是这里的老表，更是亲切热情，淳朴又善良，对我们上海来的知青特别友好，我们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

二队队长叫李根生，三十多岁的年纪，浓重的江西方言令我们如坠云雾，难解其意。好在他当过兵，能说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能用普通话掺杂着江西方言和我们交流，我们也有了学习江西方言的机会。

我们上海知青来插队，李队长提前就给我们准备好了居住的地方，队部后院那几间破旧土坯房子，就是我们知青临时的家。

安顿好了住处，李队长又安排了一位女社员帮我们烧饭。帮我们做饭的这位女社员四十多岁的年龄，村里的年轻人都喊她李大妈，我们知青也都跟着叫她李大妈。李大妈的身体不是太好，她来帮我们烧饭的时候，她的女儿也跟着一起来帮忙。

李大妈的女儿叫李秀娥，当年十四岁，长得乖巧伶俐，就是不太爱说话。看她一个小姑娘去水井挑水，我们实在不忍心。尽管我们挑水也很吃力，大家还是都争抢着去挑水，女知青也帮着李大妈烧火，跟着李大妈学习烧饭。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位帮我们烧饭的李大妈不是别人，她就是李队长的大嫂。李队长的大哥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到水塘救他落水的大女儿不幸溺水的，他的大女儿也没得救，父女俩都溺亡在水塘里。自那以后，李队长的大嫂成了寡妇，带着一个幼小的女儿艰难度日，乡亲们都很同情她母女俩。

得知了李大妈的不幸遭遇，我们知青心里也很难受，大家都争抢着帮她挑水，帮她抱柴烧火，尽量减轻她的负担。李大妈很淳朴很善良，把她家的干菜和咸菜都拿来给我们吃，还热情地教给我们怎样烧饭怎样洗衣服。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李大妈一个人继续帮我们烧饭，十四岁的李秀娥也和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了。在我们插队落户的竹源二队，李秀娥是年龄最小的社员，也是体质最瘦弱的一个姑娘。

别看李秀娥身体弱小，她干活不偷懒，别人挑粪，她就用竹篓背粪，和我们一起插秧，她比我们插得又快又整齐。当时我们男知青的工分标准一天七分工，女知青一天五分工，李秀娥一天挣四分工。社员们都说给李秀娥的工分太少，李队长说她年龄小身体弱，等以后再增加工分。李队长也觉得给她侄女的工分太少，可他是队长，给多了他怕社员们有意见。

春耕春播生产结束后，队里的农活不是太忙了，我们知青基本也都学会了做饭，李队长就不让李大妈帮我们做饭了，李大妈也到队里参加生产劳动去了。

经过了几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也慢慢学会了干农活。夏稻收割后抢种完二季水稻，队里就为我们知青修建了新房子，成立了二队知青点。秋收开始前，我们就搬到了新建的房子里，新房子就在李大妈家东边，紧挨着一条小溪，比原来的居住环境好了很多。

离李大妈家近了，我们挑水的时候，就顺便给李大妈家挑两桶水，我们打柴的时候，也顺便给李大妈家挑一担柴去。李大妈娘俩生活不容易，我们能帮一把算一把。李大妈是个善良的人，经常给我们送鸡蛋送好吃的，帮我们缝补衣服，我们想家的时候，她就像妈妈一样安慰我们关爱我们。就这样，我们和李大妈家的关系越来越好，李秀娥也把我们知青当成了她的亲哥哥亲姐姐。

来到竹源大队插队落户的第二年秋天，我被大队书记安排到竹源小学当了民办教师，成了第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插队知青，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李秀娥也为我高兴。

有一天李秀娥问我：“春江哥，你会教书，能教我学习认字吗？我就上了一年学，没学会几个字。”“可以呀，只要你想学习，我们都能教你学习认字。”我笑着说道。

之后的日子里，只要李秀娥有空，我们就轮流教她学习识字，教她算数，我在学校借了二年级的课本，让她从二年级的课程开始学习，大家都说有信心教李秀娥学完初中课程。

可惜的是李秀娥要天天出工劳动，有时干活累了，她也就没有精力学习了。同学们也要起早贪晚干活，收工回来吃完饭就不愿动了。我倒是有时间，李秀娥不来知青点找我们教她学习，我就带着课本去她家。有时农活重，李秀娥写着字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天天下田干活，她确实没有这么大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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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到了1973年秋天，厂矿企业开始优先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第一批招工，我们二队的知青就有两人离开了竹源大队。那两名知青进城工作时，李大妈做了好吃的为她俩饯行，把我们也都叫到她家一起吃饭。李大妈就像我们的母亲，哪一个孩子要离开，她都会抹眼泪。

到了1976年夏天，我们二队知青点还剩下我和周培伦两名知青，其他知青招工的招工，招干的招干，还有一名女知青到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大家离开竹源大队的时候，都会嘱托还没离开的知青，一定要多帮助李大妈母女俩，都说李大妈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不能忘了对我有恩的李大妈。最终，我和周培伦教李秀娥学完了小学课程。

1976年初冬，李大妈患病不治身亡，李秀娥哭的死去活来，我和周培伦也是很心疼很悲痛。苦命的李大妈走了，可怜的秀娥妹子谁来照顾啊？

李大妈去世不久，有好心人来给李秀娥提亲，她说要为母亲守孝三年，暂时不考虑婚姻问题。为了能给痛苦悲伤的李秀娥一点安慰，我和周培伦经常到她家来陪伴他，进城工作的同学们得知李大妈去世的消息后，也都回来给李大妈上坟，给李秀娥妹子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希望她能尽快从痛苦中走出来。同学们还委托我和周培伦照顾好秀娥妹子，以报答李大妈对我们知青的那份恩情。

第二年春天，刘培伦因病回到了上海，很快就办理了病退手续，户口也迁回了上海。二队知青点就我一个人了，李秀娥怕我不好好吃饭，她就经常来帮我烧饭，有时她做点好吃的，也会给我端到知青点来。

一次我去公社供销社买生活用品。李秀娥非要跟我一起去，在供销社工作的林惠娣请我俩吃了午饭，还领着我俩到照相馆一人照了一张二寸照片。长这么大，李秀娥那是第一次照相。

渐渐地，村子里也就有了闲话，说我和李秀娥恋爱了。有一次李队长还问我喜不喜欢李秀娥，他说我要是喜欢李秀娥，他就做主定下我俩的婚事。说句实在话，李秀娥长得确实很漂亮，她也很勤劳很善良，要是能找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做媳妇，也算是前世修来的姻缘。可我一直拿李秀娥当我的妹妹看待，我从来没往感情这方面想过。

后来我也发现，李秀娥对我特别亲，经常帮我洗衣服烧饭，帮我刷锅洗碗，看我的眼神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时我和她说笑她就会脸红。我知道李秀娥是真心喜欢我，可我的心思不在她身上，我也不想扎根农村一辈子。

1977年冬季，我参加高考，第二年春天就收到了江西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离开竹源大队那天，李秀娥泪眼汪汪地问我：春江哥，你走了还会回来吗？你走了我咋办呀？我就你这一个亲人……”李秀娥话没说完，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哭了起来。那一刻，我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我可怜的妹子，我也是左右为难啊！

离开竹源大队时，李秀娥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时，她把包着十块钱和一张照片的一个布包塞给我，就转过脸抹眼泪去了。

带着愧疚和不舍，带着留恋和牵挂，我离开了生活了九年第二故乡，步入了高校的大门。我离开竹源大队后，在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的林惠娣常回去看望李秀娥，她给我写信说，我走后，李秀娥大病一场，瘦的都快没人样了。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特别愧疚特别难受，李秀娥把我当成了她最亲的人，我却没能在她最痛苦的时候给她一丝温暖。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第二故乡看望了秀娥妹妹，当时她已嫁给了我们大队会计家的儿子罗小平。罗小平从小就是个病秧子，长大后也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李秀娥为什么嫁给罗小平？我一直想不通。

因为罗小平的身体不好，刘秀娥嫁给他也吃尽了苦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参加工作后，时常会给她寄一点钱，我们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们有时也会接济她一下。在我们的帮助下，李秀娥供儿子读完了大学，供女儿读完了师范。按理说她该过上好日子了，可她的男人常年要吃药看医生，她的生活还是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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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李秀娥还生活在那个小山村，她的男人丧失了自理能力，李秀娥只能天天围着她男人转，日子还是过得很苦。我们上海知青虽然能给她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可我们不能分担她的痛苦。第二故乡的秀娥妹子，成了我们上海知青永远放心不下的牵挂。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春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