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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接受深度催眠时，患者会被强行“洗脑”吗？
02、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患者、父母的三观保持中立
03、对精日分子拒不接受，对外籍华人也会有所区别
04、三观无对错，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少网友对我们有一个疑惑：
“何医生，平时看你写的评论时事文章，觉得你三观很正。但你是一个心理医生，对待别人的言行举止，你不应该持中立态度吗？”
甚至有的网友说：
“你们的三观和态度那么鲜明，那你们给患者做深度催眠时，会不会把你们的三观灌输给患者？”
此图为AI生成
在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中，也有一些患者对我们还不够了解的时候，担心我们会用深度催眠给患者“洗脑”。
这一点我们以前解释过，看来还有必要再次深入解释。
首先，在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中，我们确实会使用到深度催眠。但这只是帮助我们抵达人的内隐记忆层面的工具，而不是关键。
就好比我们出去旅游，自然就要乘坐交通工具。可到达目的地进行游玩才是重点，交通工具不是重点。
在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中，最关键的是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后，如何精准化地找到症状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又如何高效化地修复。
只有主要的病理性记忆得到修复，症状大幅度缓解、甚至消失，患者才能快速撤药，认知提升，快速回到学校或社会。
而在实施这个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强行灌输三观”这个风险。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患者会心生抵触，注意力就会下降，催眠深度就会骤然变浅，心理干预就进行不下去了。
同样道理，很多人以为催眠能控制别人，让别人在无意识中服从所有指令，这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只要涉及被催眠者不愿意做的、厌恶的事，催眠深度就会变浅，甚至个体就会从催眠状态中出来了。
所以，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对此感兴趣的网友，都不必担心。
02、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患者、父母的三观保持中立
至于心理医生对于别人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应该完全中立，甚至完全接纳？这个问题值得展开讲一讲。
中国心理学会颁布过“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要求心理工作者不能因来访者的年龄、性取向等因素而带有歧视，但并不要求对所有问题都保持中立。
而且，我们采取的是系统化、精准化临床心理干预，不是主流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本质上有区别，中国心理学会发布的规范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
总而言之，大众可能对这方面有误解，以为心理工作者是无限包容、开放、中立的，仿佛对什么都能接受。
但其实不是的，对于一些底线的问题，精神心理卫生从业人员仍然是要坚守的。
那就我们而言，对于来访者的各种三观和选择，我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能理性地尊重，即使与我们的不一致。
但有些极端的情况，我们是绝不让步，更绝不接受。
一个人的三观是后天形成的，跟基因遗传没有关系。
人的三观会受到原生家庭、学校、社会、互联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又不同。
所以，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互相之间的三观也会有所不同。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患者、家属跟我们的三观不一致，比如性取向、性别认同、宗教信仰等等，我们会表示尊重，持中立态度。
只不过，如果我们发现患者某方面的三观不符合社会主流，比如有同性恋的倾向，甚至想变性（属于广义上的三观）等等，我们会让他们意识到：
这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病理性记忆，比如叠加性心理创伤，这会增大心理压力。
如果他们愿意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中寻找，并进行修复，他们的认知会迅速提升，变得更加理性。
然后，他们可以重新选择自己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无论他们最后的决定是否符合主流，我们都会表示尊重，也会引导他们的父母给予尊重。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患者对我们非常信任，他们对这背后的根源也很好奇，所以同意了。
我们进入到他们的内隐记忆层面，找到并修复这背后的病理性记忆之后，他们重新选择了符合主流的性取向。
但是，也有患者表示拒绝，说这个问题你们不要碰。那我们就不碰，只处理他们急需解决的精神心理症状。
可能有患者认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问题是天生的，不属于三观问题。我们对此也表示理解和尊重，因为我们清楚，这种认知的背后极有可能有病理性记忆。
还有，在对患者父母进行深入的家庭治疗时，我们难免会知道一些他们家庭的秘密，比如婚外情等。
我们当然不赞成这种行为，但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理解这背后有相关的病理性记忆。
我们对患者父母的态度仍然是中立的，但也会指出这背后隐藏的人格问题和精神心理隐患，希望他们要加强自我反省。
03、对精日分子拒不接受，对外籍华人也会有所区别
不过，对待一类人，我们的态度绝不中立，而是坚决抵制，绝不接诊！
那就是精日分子，尤其是祭拜靖国神社的人。
虽然三观不是天生的，但我们此生是中国人。涉及到民族情感和民族底线时，我们决不妥协。
现在国内其实有一些“精日分子”，别看他们在网上可能趾高气扬、骂骂咧咧，但其中有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过得非常不如意，有严重的情绪症状。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病人。但因为他们的扭曲三观，即使他们求诊，我们也不会接受。
不仅如此，对于一些被网络曝光的精日分子，我们还会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撰文抨击，加入谴责他们的行列。
还有一部分患者群体，我们会有所区别地对待，有条件地接受。
比如对于已经是外籍的华人，我们对他们的选择表示尊重，某种程度上也理解。
但如果他们来就诊，对他们的收费就不是跟国内的患者一视同仁了，而是直接将人民币符号“¥”换成外汇符号，不折算。
之前有一个已经入籍美国的父亲找我们咨询，说想带儿子回国找我们进行系统化、精准化的临床心理干预。
我们告诉他，如果他对我们真的有充分的了解和认可，我们可以安排面诊。但收费不折算，按相同数额的美金来收取，相当于比国内大众的翻了7倍。
这位父亲很失望，说对我们的理论和技术真的很认同，但这个费用实在无力承担。我们也表示遗憾，但坚持这就是我们对待已是外国国籍华人的政策。
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我们这种做法，大家都是同胞，他也没做什么伤害民族情感的事，怎么能区别对待呢？这不是歧视外籍华人吗？
上面说了，三观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条件允许，国内大众都有移民、换国籍的自由。
但是，如果做了这个选择，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
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后，一开始以为可以享受美好的免费医疗。
结果发现，所谓的“免费医疗”其实要排队很长的时间，小病都拖成大病了。如果不想排长队，那只能寻求私立医疗机构，价格又非常昂贵。
很多华人想了个办法——回国内大医院的“国际医疗部”看病。
国内有很多大医院设立了“国际部”或者“国际医疗部”，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提供诊疗服务。
但现在，“国际医疗部”接诊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国内的高端人群和回国看病的华人倒是越来越多。
在“国际医疗部”，华人能够得到比国外“免费医疗”更高效的医疗服务，但花的钱却比在国外找私立医院更少。对于他们来说，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对于这种没事就呆在国外，病了就回国享受祖国医疗福利的行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能够理解，但我非常不认可。
所以，我们不歧视外籍华人，也不拒绝接诊，但是他们也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想来，只能接受我们的规定。
可能有的网友看到这里，怀疑我们是不是吹牛，“美籍的华人不能找美国的精神科专家、心理专家吗？用得着回来找你们看病？”
当然，这部分网友们相不相信，这也是他们的选择。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医疗情况，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除了我上面说的优质医疗资源非常昂贵之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科专家跟国内主流精神科的，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都找不到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的真正病因，只能从外显记忆层面理解患者的心理和行为。
国外精神科专家主要的治疗方式，仍然是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而且用药量很大，华人的体质很可能承受不住。
前不久，国家商务部刚发布通知，允许外商独资医院进入国内。如果外商独资医院进入了国内精神心理障碍领域，相信会有不少患者、家属会前往就诊。
可是，他们很快会发现，虽然外资医院的就诊体验会好一些，但是治疗效果与自己的预期还是相差很远，国际顶级医疗资源也无法对精神心理障碍“药到病除”。
虽然这令人感到失望，但也有助于患者、家属、以及国内精神心理从业人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祛魅”，恢复理性。
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整体比国内的高，但还是难以高效、深入地发现并解决心理根源问题。
而且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要靠深入的交流，双方最好有基本的共同语言，有比较接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否则无可避免会遇到文化冲突，导致效果非常不理想。
所以，很多留学生、华人罹患精神心理障碍后，选择回国看病。即使有的家庭非常富裕，能支付国外顶尖医院的诊疗费，但最后却发现效果也不好。
我们曾说，我们接诊的患者来自五湖四海，国内国外的都有，这真的不是夸张，而是现实。这也折射了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的局限性。
04、三观无对错，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说到“三观”这个话题，我还想展开跟大家聊几句，希望能让国内外更多的人及时清醒过来。
以前，我们总说“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成果可以由全人类分享。甚至有人竟说“科学家是无国界的”。
但自从中美科技战打响之后，这种美好而天真的三观碎了一地。
当西方发达国家感到自身地位被威胁时，就会把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无国界统统抛弃。
最近媒体报道，饶毅前妻、美籍华人科学家吴瑛受到美国政府迫害，最终自杀离世。这个事件震惊了学术界！
吴瑛教授是全球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家，80年代就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吴瑛，图片来源于网络
她和著名的生物学家饶毅曾结为夫妻，育有2个孩子。但后来两人离婚，饶毅选择了回国，吴瑛则选择了加入美国国籍。
有的网友指责吴瑛教授不爱国，说她是“高华群体”，甚至骂她遭报应。
其实，从吴瑛教授的公开经历来说，她并不是典型的“高华分子”。她虽然放弃中国国籍，但从没有对中国显露出冷淡和敌对。
相反，她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长期通过跨国交流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的科学发展做贡献。
有消息猜测，正因如此，所以她才被美国政府恶意审查，剥夺她做科研的权利。
其实对于吴瑛教授的选择，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生于60年代，那是中国非常落后、贫穷的时代。
80年代，她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毫不夸张地说，她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巨大差距，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如果纯粹从科研的角度出发，不考虑民族大义的话，吴瑛教授选择了当时更加良好、先进的科研环境，希望在科研上取得更大突破，这无可厚非。
而且，她很可能是相信“科学无国界”的，她认为只要自己留在美国，就能够更快、更多地研究出成果，然后带回祖国交流，这不也是曲线救国吗？
吴瑛教授是非常单纯、善良的，一心扑在科研上。但她没有想到中国的崛起那么快，直接让美国政府撕下了虚伪的面具，用政治手段干预科研。
吴瑛教授的遭遇令人惋惜，她也确实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承担了责任。
美国有很多华人科学家已经重新做出了选择，放弃美国的工作，前往新加坡等对华人更友好的地方。
“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是国外的月亮还不如国内的圆。
再重申一次，三观没有绝对的对错，每个人都有作出选择的权利，可一旦选择了，那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接受相应的结果。
希望每个人面对三观、人生分岔路的抉择时，能更理性地看清趋势，作出对人生更有意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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