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红军医院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开始分配在鄂东南红五军后方留守处办的卫生学校学习。
我们学校编为两个大队，分属两个医院。一大队在第一医院；二大队在第二医院。留守处机关和第一医院以及一大队驻湖北省阳新县黄桥镇，二大队第二医院驻该镇郊区的一个祠堂里。
当时医院的医护人员主要是我们卫校的学员，还有就是从城市、解放来的和吸收苏区开业的少数医生。我们第一医院有一个解放来的殷医生，还有一个吸收来的治跌打损伤的段医生。我们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学校和医院在组织形式上基本是一家。但着装不同，学校有校、队旗帜，学生衣帽都是白色的，还缀上红十字标记。
我们学校和医院是鄂东南苏区的医疗中心。医院和学校的条件和设备在当时来说还是较好的。医院设有药房、病房、手术室等。病房布设合理，伤病分开，伤员按伤势轻重和不同部位分类。同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医疗制度，如日夜值班等，使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很有秩序。
1930年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即第一次“围剿”）。开始，我们医院向山区转移。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很快被粉碎了，我们又回到原驻地。学校和医院工作也很快恢复正常。1932年4月敌人接着开始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从此，我们医院就化整为零，组成若干个医务所，向各地山区进行疏散。我所在的医务所向燕厦区的（阳新）东西坑山区转移，开始我们还可以住山沟的村庄，由于敌人进攻频繁，环境日益恶化，后来，村庄也不能住了，就转入深山搭棚居住。有的山区地势比较好，住棚较集中，所搭的棚子也较好。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地方武装，保安团的频繁活动，这对我们威胁很大，因为保安团都是地方人，对我们隐蔽的山区地形较熟悉，他们不分昼夜搜寻我们的行踪，因此，我们只得在大山中转来转去，接二连三地换地方。
我们医务所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来所治伤的都是重伤员，搬迁时伤员要人扶或抬，任务的确艰巨，困难很多。为了使伤员少搬动，减轻痛苦，隐蔽地方须选好，但是有的山林树木不多，我们就选在悬崖峭壁下的洞穴或险要处搭棚子。有的地方周围没有茅草给伤员做铺垫，我们就把杉树皮剥下垫上。这样的棚子很简陋，晴天棚内见太阳，雨天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有一个棚子建在竹林区，伤员睡在地铺上感到越睡越不平，好像有一个“尖东西”顶住，我们把伤员搬开一看，原来是一个春笋长出来了。我们在崇（阳）通（山）县境内的黄毛山区的金塘村，敌人在山顶上和山沟出口处都用碉堡封锁，当时正是秋冬时节，树草枯黄，容易暴露目标，我们白天不能生火出烟，晚上又要把火光遮住。做好饮食就吃冷的。给伤员换药的敷料都结成冰，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白天还要把伤员搬出棚外，分散隐蔽。晚上又把伤员搬回棚内。如遇雨雪天气，我们医务人员去各个棚子给伤员治疗。为不暴露目标和留下痕迹，只好在必经之路的进出口地方绕路走，或把鞋子倒穿。动过的路边草也要把它恢复原状。下雪天，我们就赤着脚顺山沟的水里走。
那时的粮食十分困难，因为没有正常的来源，又无处釆购，全靠前方部队经过时给我们留一点，或罚土豪款时以粮抵款，这样粮食供应仍然得不到保证，经常发生断炊。于是就去山上釆野菜摘野果充饥。为了维持伤员的生命，我们工作人员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摘来的野菜野果给伤员吃。如果弄到点粮食，工作人员就要留给伤员吃。现在还健在的汪克明同志当时伤势很重流血不止，又没有吃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搞来一点山芋，我就留下满满一大碗送给他，他当时感动得直掉泪，把那一碗山芋看成是充饥的美餐。这件事他现在还记忆犹新，经常以此事对他的儿女作传统教育，不忘我对他的照顾情谊。
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伤员们不仅生活上得不到温饱，在治疗用药上更是困难至极。那时医药无正常来源，敌人封锁又很严，就是买到了也不容易送进来。我们唯一的药品就是盐水，用盐水给伤员洗伤口。什么止痛、止血药全都没有。麻醉药品更是难见。当时伤势严重的汪克明同志和谭启龙同志，就因为缺乏药品而没有及时得到治疗。汪的伤口流血不止，伤口内有碎骨，要扩创才能取出碎骨，但没有麻 药怎么办？他坚强地表示：“只要能止住血，痛我能忍住，你们开刀吧!”就这样，我们在没有任何麻醉药的情况下给他开刀取骨。他虽然疼痛得直冒汗，但始终未吭一声。谭启龙同志的伤也是骨折，有一天天快黑了，突然听到草棚外有响声，他挣扎着爬起来往外走，不慎腿脚一拐，碎骨就刺破了血管，流血不止。因没有止血药品，夜守护在他的身边，一流血时，我就用手压住。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时下山，他的伤还未愈合。
我日
尽管环境是这样的艰苦，伤病员们没有一点怨言，个个斗志坚强，希望早日治好伤病，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选自《新四军卫生工作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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