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陈光到延安参加学习，临行前115师对他也有一些评价，上引《陈光》这样写：“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秉性直爽，但有时也犯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

乍一看，表扬和批评并存，这在我党的话语体系中似乎不是很严重。但联系陈光的职务和身份，此评价实际上略近负面，即使不是根本上否定，也足以影响组织上对陈光的定性，尤其是罗帅对陈光的判断。

1945年10月挺进东北，对山东将领的使用有绝对话语权的罗帅，并不敢把他推荐到东总参谋长或其他独当一面的位置，而是让他作为辅助性的指挥员参与作战。

相比1937年的八路军主力旅长、1938年的115师代师长，陈光此时的定位非常尴尬，不得不与旧日山东部下同列而战。

但凡有点心，就该深自收敛，打磨心性，专心做事，把旧日毛病改改收收，哪怕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至少做出个态度也行。

电台事件和黄克诚神助攻，无疑加剧了罗帅山东时期对陈光的担心。东北大战方炽，一个用人失误就有可能断送革命前途，如果还是旧毛病，谁敢重用呢。

三、六纵大批冻伤不是陈光的锅

陈光在东北彻底失势，是从六纵司令员上离职。有人说，陈光被免去六纵司令员职务，是因为1947年1月发生的六纵士兵大批冻伤。这属于时空错乱。

六纵大批冻伤，具体时间是1947年1月17日至19日之间，也就是东联部队一下江南作战期间。高书记1947年2月17日向中央呈报一下江南作战情况时提到此事：

“十七日寒流侵入东北，气候骤冷，哈市附近降至零下四十余度，满洲里则至零下五十七度，据悉此为六十年来仅有的现象……我前方部队除作战伤亡两千余人外，在两昼夜内即冻伤八千余人（大部为轻伤，现已痊愈，少数则成残废），故被迫撤退停止作战。”

大批冻伤确有其事，但此时陈光已经离职养病，并不在六纵司令员任上。

离职的原因是司令与陈光在作战部署上有意见分歧，东总意见是先不要过松花江南下，而六纵部队已经做好南下准备，陈光意见是一边看情况一边南下。司令说不动陈光，两人顶了牛，司令一气之下直接把命令下到各师，各师立即按东总意见撤回江北，反倒把陈光的指挥所晾在江南。

此后陈光即离职养病，不久免职，六纵司令员由洪学智接任。再细查东总指挥六纵的来往电报，1947年1月8日焦家岭战斗，东总电令六纵配合一纵作战的电报中，电报抬头是杨国夫（时任六纵副司令员）、刘其人（时任六纵副政委），不管陈光的正式免职命令何时下的，可证此时陈光已经没有指挥权。

总而言之，陈光解职在前，六纵大批冻伤在后，怎么能倒果为因，指责陈光指挥不行呢。

这件事的根本症结，一是司令与陈作战意见不一致，另一个，也是比较关键原因，就是之前拉法新站战斗之后，一次突如其来的指责。

四、叫停作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借第二次四平战役胜利之势，对东联一路狂追。因东联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东联各部全无抵抗之力，被追到松花江对岸。

国军进攻至拉法、新站一带，东联准备部署梁兴初一师、罗华生二师打一个阻击战，迟滞国军攻势。

拉法、新站位于东满军区，当时陈光担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听说东总这一部署，陈光闻战而喜，与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商议，自告奋勇前去担任一师、二师的总指挥，打好这场阻击战。

结果是好的，拉法新站战斗全歼国军七十一军88师263团大部和264团一个营（陈明仁的部队），毙伤俘敌1800余人，使国军不敢再向北追击。

但笔者在罗荣桓年谱中发现了两次并不肯定拉法新站战斗的电报。

第一次是战中，当一师准备向新站发动攻击时，彭林罗致电一师不要继续进攻，以免影响和谈局面，进而引发政治上的被动。那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从政治上考虑不要给国民党军留把柄，这是大局之虑。

但陈光没有理会，继续加强进攻。

第二次是战后。彭林罗再次致电前线部队，必须停止对新站以西国军控制地域的进攻。从这封电报判断，陈光极有可能指挥两个师要扩大战果，追击国军七十一军。当时战与和交织，绝不能只从军事上考虑问题，罗帅此电体现了深深的政治考量。

有意思的是，这次电报捎带着把周保中也作为纠偏的对象，言下之意是周保中身为东满司令员没有约束好陈光。

打了胜仗不夸，反而要束缚手脚、暗含批评，表明罗帅对驾驭并控制陈光烈火一样的性格，实在没有把握。

再者，陈光过于激进地半道截胡，把本属于东总的指挥权拿到自己手里，直接指挥两个主力师，不管谁在东总当领导，能忍得了这个？

纵观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免去陈光六纵司令员职务的实施者固然是101，但真正起到重要决策作用的是罗荣桓。不让陈光担任重要指挥员，不是某一件事彻底否定之，而是长期的、综合的、多起事件的综合判断。毕竟在军队中，不太欢迎太有个性的、经常与上级顶牛的将领，都把精力用在上下顶牛，哪还有精力专心研究打仗呢？

本文完结。

点击链接看上篇：

联系笔者VX：13676349524，加军史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