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没被「好兄弟」害死，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彻底改写！|中国|历史|商鞅|好兄弟|李斯|秦国|秦王|韩非

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的宗室公子，又称公子非。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法”“术”“势”三者并重的治国思想，被公认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著作被收录在《韩非子》中。

韩非年少时闭门读商鞅、申不害等法家著述，欲变法于韩，图谋强国，但所谋始终不被韩王接受，反受到排挤。又在荀子门下求学，学成后著《五蠹》《孤愤》等名篇，秦王嬴政读后十分赏识。

秦将要灭六国一统天下，韩非子为韩国入秦，被杀。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来源：国馆

公元前235年某夜，秦王嬴政伏在桌案前，就着微弱的灯火，细细捧读两册书简，读罢感叹道：“如果寡人能见到此人，跟他交谈一番，那死也无憾了。”

此时，嬴政26岁，已经继位为秦王13年。在位的前十年，吕不韦等重臣威权过重，威胁王权，一直是他的心病。四年前，他相继铲除了吕不韦，车裂了嫪毐，清除了这两人在秦国的余党。

而他捧读的《孤愤》、《五蠹》，讲的正是如何防备权奸害国，如何以法治国的策略，叫他大有相读恨晚之感。

▲ 秦始皇画像

这时，候在一旁的李斯告诉嬴政：“这是韩非所写。”嬴政追问：“韩非，何人？”

李斯回答：“韩非是韩国公子，曾经与臣同门，一起师从荀子学治国之法。论治国才能，斯自以为不如非。”他接着又说：“臣有一计，可以引韩非入秦，与大王共谋天下事。”

第二年，秦王派兵攻打韩国，韩国形势危急，不得已屈服，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见到韩非，大喜过望，以为终于可以共谋大计。但韩非见到秦王后，却一心只想为韩国谋条生路。秦王因此猜忌韩非只为韩国谋，而不愿事秦，又被李斯等人蛊惑，遂将其打入狱中。后来，竟被毒死在牢里。

▲ 韩非影视形象（图 | 《大秦赋》©）

主辱而臣苦

《史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韩非是韩厘王的庶子。

韩厘王统治下的韩国，司马迁在《史记·韩世家》中描述得很简单，但很清楚：“厘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齐败，愍王出亡。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二十一年，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不救。”

韩厘王在位期间，被秦国连年攻打，丧失了大片土地。后来干脆沦为了秦国的附庸，却又招来了东方诸侯的愤恨。东方各国打不过强秦，就拿韩国做出气筒。可作为靠山的秦国又靠不住，总是隔岸观火。韩国就这样在夹缝中受尽窝囊气也无法求得一线生机，真可谓“天下四击，主辱臣苦”。

韩非子正好出生在这个屈辱的时期，新生的啼哭伴随着前线兵败的战报，一起传入韩王的耳朵。他从小就看着父亲韩厘王整日都在哀叹，也看着大臣们总是讨论如何割地求和，如何匍匐在秦国的脚下苟且偷安。

对于韩非子来说，屈辱简直是与生俱来，而且根深蒂固。所以他从小就一直希望韩国能够强大，保持最基本的尊严和体面。

可韩非子生来口吃，从小就被其他公子所排斥，他只好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养成了骄傲而孤独的性格。

韩非子最喜欢读商鞅、管仲、申不害等法家的书。他羡慕管仲能够遇到齐桓公，让齐国成为天下霸主；也钦慕商鞅能通过变法让秦国崛起，窥视天下。当他看到申不害曾经在韩国变法，如今羸弱不堪的韩国也曾经让天下诸侯侧目时，感到无比兴奋。他渴望自己可以让韩国重新强大起来。

申不害在韩变法的历史对韩非子来说并不遥远。公元前351年，即大约韩非子出生之前的70年，魏国大兵压境，韩国危在旦夕。从韩王到群臣全都束手无策，申不害临危受命为相，主持变法。

申不害变法的第一件事就是限制贵族的权力，集中王权。同时进行吏治改革，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以“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为准则，确保国家公器不会沦落成为贵族谋私利的工具。随即进行了军事改革，极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大力鼓励农耕，开荒种地，并提倡鼓励发展手工业，有效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申不害在韩国主政15年，让韩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曾经任人欺凌的韩国，在此期间，拥有了短暂的独立与尊严。

申不害特别重视“术”，即强调君王在治国时驾驭和管理臣子百官的手段，这是对法家学说的又一次补充，让韩非子深受启发。

很可惜，申不害的变法和韩国的强大就如昙花一现。如今的韩国，境况更远不如当年。朝政依然控制在私欲膨胀、贪得无厌的贵族手里。他们饱食终日，根本不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

眼看韩国覆灭就在旦夕之间，韩非子多次上书劝谏韩王，要求像申不害当年一样变法强国，以图求存。

▲ 申不害影视形象（图 | 《大秦帝国》©）

可韩王对韩非子的建议并不热心。韩非子又将历史上兴衰的故事总结起来写成《说林》，呈现给韩王，韩王依然无动于衷。

倒也不是韩王没有意识到处境的艰难和改革的必要，实在是因为韩国已经积重难返，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变法可能遇到的阻力和要付出的代价。

韩非子提出的主张，确实是能够强国的利器，但同时也会严重侵害贵族和权臣的既得利益。他们操控着国家机器，势力庞大。

如果连韩王都不支持韩非子，那他所主张的变法，无疑就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路。

韩非子在《问田》中记载了他和堂谿公之间的一段对话。

堂谿公劝韩非子韬光养晦，为了自己的安危隐藏智谋，做出谦逊守礼的样子。

吴起在楚国变法，楚国变得强大，后来吴起不被重用，楚国就走向衰落；商鞅之法在秦国贯彻实行，秦国就变得富庶强大，成为天下的雄主。

但吴起和商鞅的结局呢？吴起死于乱箭之下，商鞅更是被五马分尸。

“你现在企图在韩国推行法术治国，设立规章制度，这会给你带来生命危险。一个人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远大前途而去冒险。设身处地为你着想，我觉得不可取。”

韩非子知道堂谿公说的都是事实，也是大部分人所认可的道理。但他不愿意，甚至是鄙视为自己一人的利益而明哲保身。他明确表示要为国家立法规，图强求存，哪怕是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韩子曰：“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问田》

堂谿公是久经沙场的官场老油条，首先想的是个人的荣华富贵和生命安危，韩非子一心只想让韩国变得强大，免受被欺凌之辱，自己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

这倒不是韩非子有多伟大，而是由他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了的。

其实他不仅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天下苍生的生命安全，他都可以不顾及。

根据韩非子的主张，在他的法和术的体系下，从王侯将相到贩夫走卒，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都是国君治理天下的工具。他们就像一个一个的零件，在法与术的安排下，各就各位，按部就班，实现天下大治。

很多人认为，韩非子思想的精神内核源自老子。韩非子著有《解老》《喻老》两篇，是他对《道德经》发表的看法，也是现存最早的注解《道德经》的文献。所以司马迁把韩非子的思想根源归于黄老，并将其传列在老子、庄子之后，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大家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也说：“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于学术源流最为明了。”

当今历史学教授易中天则说得更具体，他认为老子的思想包含了“有为”和“无为”两部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底子是老子的“有为”。庄子是把“无为”发展到极致，因此生出了自由、宽容和自然。而韩非子是把“有为”发展到极致，后来就生出了专制，甚至演变成苛刻和残忍，不近人情。

仔细分析，老子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寡情之人，老子提出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应该像天地对待万物那样，不闻不问，不偏不倚，这是无为，也是“无情”。法家把这种“无情”发展到极致，就是残忍、专制。

韩非子比老子更寡情，为了达到自己心中的宏大目标可以漠视自己的性命。韩国当下所面临的情形，也确实容不下他对感情有丝毫的眷念。他必须要拔情绝欲，一心推动韩国变法富强。他将复兴韩国，延续韩国祭祀香火视为自己的使命，用他在《解老》中的话说就是“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 。

韩非子非常痛恨儒家对“仁、义、礼”的宣扬。在他看来，儒家要提倡这些，无非是出于虚伪和狡诈，试图对人内心真正的想法和情感进行粉饰。这让很多内心本来毫无忠信可言的人可以通过礼节来伪饰自己，假装成忠信的样子，在名利场中为自己博取私利。如此，则到处都是伪君子。天下怎能不乱呢？所以他认为礼是“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

韩非子的变法主张得罪了权贵，他对儒家学说的抨击，又让天下的读书人非常不满。这让变法强国的路更加举步维艰，他不得不凭借一己之力，既和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权贵斗争，还要和儒家做思想上的较量。

可他只是要争取韩王的支持，就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位的韩恒惠王没有像秦孝公那样敢于向权贵开战的勇气和魄力，要让自身做到清心寡欲，一心只变法图强，他更万万做不到。

但是韩国所面临的情况却日益紧迫，现实逼迫得韩非子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越来越激进的路。

变法以图存

公元前262年，一封战报传递到韩国宫廷，韩桓惠王看了忧心忡忡又无可奈何。有杀神之称的秦将白起几乎毫不费力地就占据了野王城。

野王城位于上党郡和韩国本部之间，野王城陷落，上党就成了一座独悬在外的孤岛，已然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

形势危急，可群臣都沉默不语，韩桓惠王哀叹一声，他能想到的也只有尽早认怂，干脆主动把上党郡献给秦国，或许还能求得暂时的苟延残喘。

上党郡是战国时各诸侯都看重的战略要地，据《国策地名考》：“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韩、赵、魏三家分晋时，三国各占据了上党的一部分。秦国西扩以后，上党又和秦国接壤，是三国与秦之间重要的缓冲地。

如果秦国占有上党，以此为基地随时可进攻韩、赵、魏，三国之中又以韩国最弱，自然会是秦国的首选目标。

韩非子听到韩王要把上党拱手送给秦国的消息，第一时间跑去见韩王。激愤之下，口吃更加严重，话没说完，先把自己急得面红耳赤，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

无论韩非子多么焦急，他都无力改变任何事情。

韩非子想不通，上党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怎么可以说让就让！

此时的韩王已经被吓破了胆，一心只想尽快安抚秦国的怒火，暂保苟安，根本听不进别的意见，满朝的大臣也想不到任何办法。倒是上党郡守自己想了条出路，他带着上党郡的守军和百姓直接投降了赵国。

上党郡守为何会做出如此选择，几乎已经成谜。有人分析这是韩国的计谋，对外声称是因为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国，其实是想嫁祸给赵国；也有人分析是因为韩国实在是太过贫弱，上党郡为求自保选择投奔赵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当时的赵国，确实有和秦国一战的实力。

消息传到韩国王庭，上下一片恐慌。生怕这下彻底得罪了秦国，当即就有亡国杀身之祸，只知道绞尽脑汁想办法除了上党还有什么可以讨好秦国。

赵王在得知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上党时高兴得不得了，立马就派人接收了。秦国震怒，举全国之兵和赵国争夺上党，赵国派出老将廉颇应战。秦军远道而来，想要速战速决，廉颇星夜兼程率先赶到上党，坚壁清野，广筑防御工事，坚守不出，试图以逸待劳，让秦国知难而退。这确实是秦国的软肋。

秦国派了大量的间谍到赵国散播谣言，说秦国最担心的就是赵国派赵括为将。赵王本来对廉颇保守的战法已经心生不满，当即就轻信了秦国的谣言，撤回了廉颇。可赵括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庸才，到了上党前线第一时间就全盘否定了廉颇的策略，选择全线出击，正中秦军急于求战的下怀。于是乎，秦国和赵国在上党拉扯三年后，最终“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

赵国四十万精锐被坑杀，从此元气大伤，几乎名存实亡。

秦国和赵国在上党对峙时，韩国一心只想着讨好秦国，没有给赵国任何的支持。等秦国占据上党之后，韩国完全沦为了秦国嘴边的一块肥肉，随时都能起火下锅，嚼碎下咽。但是权贵们依然还只知道在朝堂上夸夸其谈，处心积虑地维护自己的私利，好像韩国的生死存亡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韩国的形势把韩非子逼迫到了绝望的边缘，执意要变法的决心更加坚决。他更加频繁地给韩王上书，措辞也越来越激烈。

韩非子的主张，特别是他极力想加强王权，让长期把持着权力的权贵非常害怕。特别是本来就主张亲近秦国的势力，不仅想方设法私下扣留韩非子的上书，还处心积虑地对韩非子进行迫害，杀害支持变法的人。

多年努力，毫无成效。韩非子出走到楚国去，投在荀子门下，学习帝王术。

荀子是儒家历史上的重要的代表人物，早年游学齐国，在稷下学宫讲学，三为祭酒，后来到楚国，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县令，著书立说。

▲ 荀子影视形象（图 | 《大秦赋》©）

荀子的思想和传统的儒家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他认为人性本恶，生而好利，除了道德的教化，还需要用法治来规制行为，主张“礼法并用”，已经初步具有了法家的思想主张。后世儒家甚至不太愿意承认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人。他的门徒中，最有名的就是韩非子和李斯，都是法家的典型代表。

李斯出身平民，因为不甘过平庸的生活，跟荀子学帝王之术。孤独的韩非子在这里遇到了志同道合者，他们在一起畅聊魏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成了惺惺相惜的“好兄弟”。

学成以后李斯去了秦国，韩非子回了韩国。这就注定了两人之间悲剧的结局。

▲ 李斯影视形象（图 | 《大秦赋》©）

当时的秦国是野心勃勃的有才识之士都向往的天堂。李斯到了秦国，如鱼得水，很快就大权在握，为后来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勋。秦一统天下之后，李斯任丞相。

韩非子的才能在李斯之上，但可惜他没得选择。他只想赶快回到韩国，推行变法，以图自强。

韩非子和李斯在兰陵告别。他们心里都清楚，两人最好的结局是不要再相见。再相见时，必定是各为其主、针锋相对的时候。但这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韩非子回到韩国后，对贵族权臣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接连上书韩王《奸劫弑臣》和《扬权》。更加强烈地要求韩桓惠王远离奸臣，防范权臣窃国。从此贵族势力更视韩非子为仇雠，彼此不两立。

韩非子试图让韩王学习秦国，任用人才不问出身，只要能够让韩国变得强大，就应该委以重任并充分信任，对手握重权但能力不足或对韩国不忠的人，应该以法律为武器，将他们驱逐，乃至铲除。

韩非子继承了申不害思想中的“术”，在《扬权》篇中提出君主要牢牢把握主权，虽不必事事亲为，但必须有控制群臣的手段。鼓励韩王利用权谋驾驭臣属，即纯熟地运用帝王术。如此，君王集权才能得到巩固，国家才会强大。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韩非子·定规篇》

可惜韩恒惠王既没有这个魄力胆识，也没有这个能力。倒是后世的君王，虽然都披着尊儒的外衣，却都把韩非子这一套加强君权独裁专制的理论运用得得心应手。

韩非子变法的出发点和终极的目标，一直都是为了韩国的图存、图强。为了达到此目标，可以极端冷酷无情。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只是国君统御下强国的工具，农民为国家种粮，士兵为国家打仗，商人为国家积累财富……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成为这样的工具就没有价值，如果一个人妄图不做国君的工具就是不臣的行为。

法本无情，诛杀不臣。都是刍狗，只有君王才是人主。

孤独与愤怒

韩桓惠王在位的第25年，秦王嬴政继位了。这对山东的诸侯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简直是噩梦。

嬴政继位的第一年就彻底占领了全部上党地区，建太原郡，切断了燕赵跟韩魏的联系，从侧翼完成了对韩、赵、魏的包围，一统天下的帷幕正式拉开了序幕。

韩国就是秦灭六国的第一个目标。

图 | 《秦颂》©

韩国命在垂危，韩非子开出来的药方也越来越急猛。他在《有度》中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要求在韩国施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并不是他的思想有多超前，而是韩国的局势让他没办法不激进。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所有人信奉和执行的是刑不上大夫，权贵之人往往只受法律的庇护，而不接受法律的惩罚。韩非子在此时提出权贵犯法与庶民同罪，旨在打击尸位素餐的权贵，给有能力的平民让出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挽救韩国的危局。

权贵们理所当然不答应，就连韩王本人也站出来反对。韩非子越迫切，韩王对他就越疏远。

韩非子眼看韩国覆亡在即，报国无门，悲愤之下著述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和《说难》十余万言。这是韩非子思想的重点，在流传至今的《韩非子》一书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些篇章。他公开对权贵发起了声讨。他以为韩国之所以走到了穷途末路，都是因为“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想要起死回生，就必须要“烛私”“矫奸”，铲除权贵，加强王权。在《五蠹》一书中，更是直接将儒家、纵横家、墨家、临阵脱逃地士卒和工商业者，一起归类到了“五蠹”中。

公元前239年，韩桓惠王去世，继位的韩安王性格更加懦弱。他将是韩国的最后一位君王，也是山东六国第一个亡国之君。

图 | 《大秦赋》©

和韩安王一样，秦王嬴政也是一位年轻的君王，但此时他却正在展现他的雄才伟略。丞相吕不韦控制朝政，嬴政刚即位时尊称他为仲父，但此时却被压制得战战兢兢，在不久后就会自杀身死。嫪毐仗着自己和太后的特殊关系，结党营私，权倾朝野，甚至妄图起兵造反，却被年少的嬴政镇压后处以极刑，车裂于市。秦王和秦国，正是韩非子理想中的君王和国家。可惜他生在韩国，一切都刚好相反。

韩非子心里非常清楚，韩安王比他的父亲更指望不上。但他却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再三给韩安王上书，要求加强王权，实现绝对的君王独裁。

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韩非子·忠孝》

此时在秦国的李斯已经任职廷尉，位高权重。他建议秦国先吞并掉韩国，震慑他国。嬴政应允。

图 | 《大秦赋》©

公元前233年时，秦国派兵攻取赵国的赤丽、宜安。赵国在大将李牧的主持下，成功抵挡住了秦国的进攻，保全了两城。李牧因此被封武安君。韩安王试图和赵国结盟，寻求庇护，秦国怕先灭韩地计划被破坏，派李斯出使韩国。

韩安王知道韩非子和李斯曾同在荀子门下求学，又把希望放在两人的同窗之谊上。

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邀请韩王入秦，韩非子担心韩安王会像楚怀王一样被秦国扣为人质，勒索土地，甚至是要求韩国举国投降，极力劝阻韩安王不要见李斯。韩安王胆小怯懦，果然连李斯的面都不敢见。

起初李斯还算客套，见韩王迟迟不肯接见自己，转而赤裸裸地进行威胁，宣称秦国本来的打算是先灭赵国，所以才来找韩国协商，如果韩王不和自己见面，回去就建议秦王从灭韩国开始。

韩安王惊恐之下进退失据，干脆表示韩国愿意举国臣服，甘心做秦国的一个番邦，形同郡县，派韩非子出使秦国。

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

——《资治通鉴》

韩安王万万不会想到的是，即便卑微如此，秦国也不会放过韩国。就连韩非子也会就此一去不回，客死他乡。

最后的挣扎

嬴政早就读过韩非子地文章，一直想让他为秦国效力。他也相信韩非子会像李斯一样识时务地留在秦国。

李斯初到秦国时，因此受到了高规格地礼遇接待，嬴政还亲自设宴款待。

但韩非子给嬴政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大失所望。嬴政看韩非子的文章，本来以为他一定是像张仪等纵横之士一样，风度翩翩，能言善辩，却不曾想韩非子口吃得厉害，半天都无法把一句话讲清楚。

更为重要的是，韩非子没有表示出任何有效忠秦国的想法，反而是处处维护韩国，一心只想为韩国的生存、强大计议。这和李斯大不相同。

入秦以后，韩非子先后给嬴政上书《初见秦》、《存韩》、《难言》三篇。

在《初见秦》中，韩非子为秦国如何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出谋划策，算是初来乍到的见面礼。在《存韩》中则明确提出，秦国应该选择攻打赵国而存留韩国，这显然才是韩非子入秦的真正目的，虽然希望渺茫，但他也要努力一试。

韩非子将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极力示好秦国，近于一种谄媚，希望秦国放韩国一马，施舍一线生机。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

——《存韩》

韩非子存韩的主张，否定了李斯优先灭韩的策略。嬴政看过韩非子的上书以后，直接给了李斯。还同在荀子门下求学时，李斯就知道韩非子的才能，他担心嬴政听信韩非子的蛊惑，又担忧日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第一时间到秦王面前做自我辩护。他指出韩非子是韩国王族成员，一心只效忠于韩国，并不会真心为秦国谋划。这正好也就是嬴政所担忧的。

韩非子一如既往地讨厌纵横之士。姚贾的名声虽然比不上苏秦、张仪之辈，但也是纵横家中的佼佼者，当时同样在秦国身居要职，和李斯同为嬴政的肱股之臣。他本来出身微贱，父亲是一个看城门的小吏。私德也很不堪，在入秦之前，更像一个地痞流氓。

身为韩国公子的韩非子自然看不上这样的人物。姚贾入秦以后，燕、赵、楚等国合纵攻秦，他向秦王自荐游说各国，成功化解了危机。赢政当即“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借着秦国的威风，风风光光地出使各国，名显诸侯。回到秦国后被赢政拜为上卿，封千户。

韩非子在给嬴政的上书中对姚贾的攻击丝毫不顾及脸面。

韩非子指责姚贾在游说各国时，是借秦国的名义谋取私利，自己结交诸侯，扬名天下，却没有给秦国谋取到真正的利益。他进一步指出，东方诸侯和秦国暂时交好，只不过是和姚贾共同演的一出戏。

特别是赵国，最记恨秦军在长平一战时坑杀了他们四十万士卒，怎么可能真心结交！至于姚贾，出身低贱，私德败坏，根本不值得信任。情急之下，韩非子似乎都忘了，任人唯贤，英雄不问出处，正是他自己一直提倡的用人主张。

李斯和姚贾一起到秦王面前，极力诋毁韩非子。他俩甚至怂恿嬴政，既然韩非子不能为秦所用，不如找个理由杀了，以绝后患：“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司马迁非常笃定地断定，李斯完全是因为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才会不顾当年的同窗之谊，使出如此阴毒的手段。

秦王嬴政本身也是薄情寡恩的人，当下应允，直接把韩非子下了狱。

韩非子在狱中再给秦王上书《难言》：“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虽然不中听，但相信像秦王您一般圣明睿智，一定能够明白。韩非子试图说服嬴政，接受自己的主张，留给韩国一线生机，也保全自己的性命。

可惜韩非子始终没有等到秦王再次召见自己的使者，而是等来了李斯。这位昔日志同道合的好友也没有给带来生的希望，而是一杯毒酒。李斯告诉韩非子，秦王嬴政令其自裁。

后来秦王到底怜才，派人到狱中试图阻止韩非子喝下毒酒，可惜人已经毒发身亡了。

是秦王的使者没有来得及阻止，还是有别的原因耽误了使者及时阻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