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两个女知青的艰难回京路

我和堂妹于1969年初去陕北插队。那时我十七岁,堂妹十六岁。1970年春节我俩想回家。

我们去村革委会请假,没想到村主任说:上边下指示了,今冬要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修水利造梯田,知识青年一律不准回家。其他知青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家非常气愤。说我们都出来一年了,春耕下种又没有不好好干,凭什么不让我们回家?但无论怎么说,村革委会就是不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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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不让知青回家是上边的指示,怕知青借着过春节回京闹事。有的知青说不准假就强走!可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公社一级的准假条,一路上买车票、住宿都将困难重重。

一小队一个叫肖占斌的高二男生,小学时曾学过篆刻,他试着用肥皂刻了一个假公章,给想回家的知青每人造了一张假假条。嘿!跟真的一样,大家高兴极了,择日一起偷偷踏上了回家之路。

村子离县城有三十多里路。大家各自带了些土特产,走到城里后,却没赶上县城开往延安的汽车。于是,我们找地方好歹吃了点儿饭,也不敢在街上闲逛,生怕队里派人来抓我们回去。之后约好明天的集合地点和时间,就各自找地方歇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聚齐后直奔汽车站,但还是晚了,当日客车票早已售完。县城里聚集着大批等着回家的知青,车站里人头攒动,卖票窗口挤满了人,不少人骂骂咧咧。听说远道来的已经等了两天,车站怕知青闹事,临时加开了卡车运人。肖占斌等几个人倚仗人高马大,终于凭假假条买到了卡车票。

延安距北京有三千多里路。先要从延长县乘汽车到延安,再由延安乘汽车到铜川,再由铜川坐火车到西安,最后由西安乘火车到北京。单程住和行最顺也得四天,费用最低也得三十元。

最初我想扒车回家,因为我父亲去世已有两年多,母亲带着三个弟妹生活极其艰苦,我不好再向家里伸手要路费。堂妹更惨,自小因父母重男轻女被遗弃,靠祖父祖母叔叔们养大,更没有伸手要钱的地方。

我和堂妹在农村当小学教师,年终公社给我们每人补助了二十元钱。这样我俩手中一共有四十元钱,花掉十二元以后,还剩下二十八元。这点钱连一个人的路费都不够,不扒车怎么行呢?但此时查票很严,我们只能买票上车。

卡车在山路上颠簸着,车槽内挤满了人。我们一行六人,被紧紧地挤在一堆儿。我开始晕车了,胃里翻江倒海几次要吐。肖占斌张罗着帮我换到车槽边上,并大声问车上的人,谁带了止吐的药?有人递了过来,肖占斌让我吃下。

车走到一半,在洛川停了。司机和乘客都要在此吃饭喝水方便。此时已是中午,人们纷纷下车,拥进饭馆。饭馆很大,挤满了人,中间生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火炉,炉壁通红。我浑身发冷,就先挤到火炉边烤火。肖占斌也跟了过来,他还抢了把椅子让我坐下,然后端来一碗热水,让我把药片吃了。之后,肖占斌掏出一封信,说是他哥们儿写的,介绍扒车的详细经过,让我取点儿经验。于是我边烤火边听他小声地念信。

车终于到了铜川。下车后,我们直奔火车站。他们四人买了全程票,我和堂妹买了两张五角钱的短程票。那时铜川到北京只有这一趟慢车。

上车后肖占斌见我和堂妹各提一个手提包,就说:“你们扒车随身带东西不方便,我们帮你们把行李带回北京,你们回京后再去取。”我们同意了。

随身的两个提包被肖占斌带走后,我和堂妹就剩了一个军绿色的小挎包。挎包里面装着一本全国分省地图和一兜白面馍馍。为了蒙混过关,我们与肖占斌他们分手去了其他车厢。

我在车厢的中间找地方坐下来,周围是几个年轻的男女,听对话知道他们是富平县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是知青,就热情地聊了起来。我也遮遮掩掩地应付着。忽然车厢那头传来列车员“查票了——查票了——”的吆喝声。我心里一惊。幸亏听了肖占斌介绍的扒车经验,早早坐在了车厢的中间。

我起身跟那几位说我去趟厕所,你们帮我照看一下挎包。没等他们答应,我就朝查票的相反方向走去。厕所里正有人,我急得团团转,生怕里面的人不能及时出来误了我的事。还好,当我正要转身找下一个厕所时,里面的人出来了。我立刻闪了进去,躲起来。笃定谁叫门都不开。

过了好久,我感觉查票的应该过去了,就悄悄地走出来。谁知刚要就位,忽然看见一个列车员坐在我的位子上。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转身已经来不及了。那几个富平工人中的一个正指着我说:“就是她,就是她!”我那个恨哪!那个列车员直视着我,干脆,我迎上去。我硬着头皮走到跟前,呦!他左臂上还戴着个牌牌,上面写着“列车长”三个大字。我算是倒霉到家了!

列车长问我:“你是北京知青?”“是。”“回京探亲?”“是。”“买车票了吗?”“买了。”“拿出看看。”我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月票夹,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里面拿出了那张小小的、硬纸板做的、早已坐过站的车票。上天保佑!他老人家见我掏出了车票,竟没有接过去仔细查看!只说了声“收起来吧”。

这时那伙儿富平县工人七嘴八舌地说:“是我们留住列车长的。我们马上就要下车了,不见你回来,都急死了。只好把你托我们照看的包交给列车长……”

列车长跟着说了一句:“年轻人,要长阅历,以后不要把行李物品交给陌生人照看。”之后站起身走了。看来在列车长眼里,我是个没有阅历的小姑娘,一个连自己包都照看不好的女孩,这样的傻妞怎么会做出扒车之事呢。我庆幸着脱险,惊魂未定地坐回原位,浑身瘫软。

天完全黑了下来。离咸阳还有几站地时,我找了几节车厢,在靠后的一节车厢内找到了堂妹,她蒙着大衣趴在桌上睡得正香。我叫醒了她,小声问她查票时躲到哪儿去了?她说一直在这儿睡觉,不知还有查票之事。嘿!堂妹竟如此幸运!

我说别再睡了,一会儿咱们就在咸阳下车。堂妹小我一岁半,扒车之事一点儿不操心,一切听我指挥。肖占斌介绍的扒车经验中提到,不能在西安下车,因为大站查票严,出站困难,一定要在咸阳下车。在咸阳站内躲藏近两个小时,就可以等到一列途经西安东去的货车。

我们在咸阳下了车,看见站台里靠院墙处有一个厕所,就躲了进去。等到外面没有动静之后,又出来寻找可以随时扒车的下一个躲藏处。夜色冰冷,一个轨道上正停着一辆装煤的货车。我看了看车头的方向,觉得这辆车就是肖占斌说的那辆。于是我俩攀了上去。车站进出口处灯光闪闪,我们生怕坐着被人发现,就悄悄地躺在了煤堆上。

我俩在煤车上躺了半天,那辆车没有一点儿开走的意思。莫非这不是我们要等的那列货车?这时又有一辆客车进站,车厢外的标牌,是往西安方向的。我赶紧拉堂妹爬下煤车,径直走向进出站的栅栏门。到跟前后我大声喊:“有人吗?开门哪!”

站内旁边的一个门开了,走出一个年轻的女检票员。她问你俩怎么会在站里边?我说:“我们是从刚才那趟列车上下来的。我妹妹闹肚子去厕所蹲了会儿,出来后这门就锁了。请你打开门让我们出站。”检票员见我俩理直气壮,也没查票就把我俩放出来了。出站后我们就直奔售票厅,查到一会儿还有一辆去西安的列车经过,于是就买了两张咸阳到西安的票。

因为手里有票,所以到西安很顺利。出站后,我们买了两张到渭南的短程票,扒上了一趟由四川途经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没想到刚要上车却出事了。车厢门口的女乘务员,让我们出示车票。她看过后正要放行,后边走过来一个男乘警要先上车。他踏上列车的台阶,无意问了检票员一句:“这俩是到哪儿的?”“渭南。”“渭南?”他回过头看了我俩一眼,立刻警觉地问:“你俩不是北京知青吗?怎么到渭南下车?”我说去渭南看亲戚。他脸上掠过一丝诡秘的笑,说:“那好,你们跟我来吧。”因为西安不是这辆车的始发站,我们买的票没有座号,他把我俩领到餐车,说我给你俩找个座,接着大声喊:“小唐——这有两个,到渭南叫她们下车!”一个女乘务员被他叫过来,看了我俩一眼,说:“您忙您的去吧,这事就交给我了。”

完了,一切心思白费!我俩被牢牢盯住,只有老老实实地坐那儿等着被轰下车。此时天已大亮,我俩趁机在餐车里吃了自带的白馍,喝足了水。因为票程短,我俩在餐车里没待多长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两拨扒车的北京知青被逮到餐车里来。他们都是男生,其中有人央求乘警:“这里不着村不着店的,让我们到大一点儿的站下车吧……”乘警根本不搭理他们,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下了车。

目睹了这些,我知道这客车真的不能再坐了!后边路程还得扒货车。

我们在渭南下了车,看见一列货车停在站内。车头前行的方向正是我们回家的方向。于是我就拉着堂妹攀了上去。心想管它去哪儿,只要往东走,前进一步是一步。

没多大一会儿,车开了。我心里特高兴。这车是空的,不知要去哪儿拉货。车厢的槽帮也不算太高,我俩站在车厢里,正好能露出头看见外面。每路过一个小站,我心里都默默地祈祷:别停下别停下!开得越远越好!往东开一站,离家就近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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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潼关停了下来,等待装货。找人问了问,一半天都走不了。我们可等不起,赶紧转扒另一列东去的货车。这是一节装满矿石的车厢,矿石有半车厢高。

天真冷。火车一开风飕飕的。我俩蜷缩着、紧紧地挤在一起,彼此取暖。一路上钻山过洞,特别是夜间,洞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车轮发出当当的声响,格外震人心魄。

车到了洛阳又停了。天早已黑了,也不知道几点。我俩从车上跳下来,立刻去其他轨道上找车。洛阳是个大车站,站内宽敞,有很多条轨道。有铁路工人正在检修机车。我们走过去打听东去的列车。一个工人指着远处说:你们往那边走,四道上是东去的车。

这时一个提着马灯的工人走了过来,热情地说:我正好去那边,跟我走吧。于是他提灯在前面引路,我俩在后面跟着。跨过了几条轨道,在一列货车前他停住了,说这车就是开往郑州方向的。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说露天的车厢太冷,我带你们去后边闷罐车厢吧。这样,我俩又跟着他走过几节车厢,来到一节闷罐车厢前面。

车厢门正半开着,他说你们上去吧。我和堂妹先后攀了上去,我俩站在车厢门口,从半敞开的门里,可以看到远处照射过来的微弱灯光。那人一手提灯一手扒着车厢的底边也要上来,嘴里念叨着:我也上去帮你们收拾收拾……

这闷罐车厢里黑咕隆咚的,有什么可收拾的?我立即反应过来,这家伙绝对不是好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上车!我倚仗居高临下,扶着门框一脚把他踹了下去,然后使尽全身力气拉拽车厢的滑动门。那门太沉重了,我大声呼喊堂妹过来帮我,终于当一声把门撞上了。车厢内顿时伸手不见五指,我害怕那人再次扒上来,赶紧沿着门缝摸索到门栓,攥住粗大的铁门栓把,一下子把门从里面结结实实地别住了。

我印象中闷罐车是有窗户的,于是就扶着车厢壁从门栓处往里走,边走边摸索,真的摸到了凸起的窗户。我用力打开它,一束灯光射了进来。窗户小小的、是圆形的。人站在窗前,上半身就能遮住整个窗口。我又打开了另一扇,和堂妹一人站在一扇窗前,等着开车。

然而,过了好久,车没有一点儿走的意思。我俩又推开门跳下去,看见车头方向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儿亮光,知道上当受骗了。我拉着堂妹重新往有人影的轨道上走去,继续打听开往东去的列车。碰到两个提着扳子的工人,他们说四道上有一列车正要往东开,你们快跑还赶得上,我们刚从那列车安检回来。

又是四道!我故意问四道在哪儿?他们指了指不远处亮着灯的一列火车。汽笛已经开始鸣叫了。我们飞奔过去。这个四道可不是那个坏人带我们去的那个停闷罐车的四道。

我们上车坐稳,车就开动了。夜很安静,满天星斗却没有月光。我们扒上的车厢是装煤块的,离车头很近。车头上冒出极细小的煤尘沙粒,就像坚硬的沙雨,沙沙沙地打在我们身上,落在头上,灌进脖子里。我俩背过身去,戴上棉衣的帽子,沙沙沙的声音打在帽子上。

我们决定换一节车厢。

车终于到站了。不知是等着卸货还是装货。我俩立刻跳下车,拼命地往车后跑。跑过了几节车厢后,发现后面是二三十节大油罐车。这时,车头鸣起了长长的汽笛声。坏了,我对堂妹说:来不及了,别跑了,咱们就上油罐车吧。

我俩就近爬上了一节车厢。露天的车厢板上,躺着粗大的油罐。车厢两头各有一条横栏杆,横栏杆的下边焊着一条条的立杆。栏杆与油罐之间有一米多的间隔,我俩紧紧地抓住栏杆,刚站稳,车就启动了。

火车飞快地跑起来。堂妹已经困得打不起精神,我怕她睡着掉下车去,就让她把两条腿分别伸进栏杆的空当中,两只手握紧立杆。这样她就是再瞌睡,也不会掉下去了。把她安排好之后,我也一样的姿势和她并排坐好。耳边呼呼的风声,屁股贴着冰凉的钢板,脚尖冻得发痒。夜色极好,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我看着慢慢移动的星空也慢慢地睡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列车当一声又停了。我睁开眼,想下去再换节车厢。可是看看身边的堂妹,正呼呼大睡。

一个四十多岁的押车员,提着马灯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大胆问了一句:“叔叔!现在有几点了?”他吓了一跳,一脸的吃惊:“你们怎么坐在这儿?现在是凌晨4点,你俩快下来,我带你们另找一节车厢。”

我推醒了堂妹,下车跟着他往后走。终于找到一节比较合适的车厢。他说:你们上去吧。我俩爬上去,连声向他道谢。车很快就开了。这节车厢装的是黄土,堆了半车厢。我俩找了个角落,挤在一起,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车在郑州停靠时,天已经大亮。这趟车是开往徐州的,所以我们不能再往前坐了。我俩跳下车,先找到水管,对着龙头灌了一肚子凉水,然后没怎么费劲,就搭上了一列北去的货车。上车后我们吃了点儿东西,然后扒着车帮看风景。据地图指示,路程已走过大半,我们离家越来越近了。

太阳升起时,火车到了安阳。我探头探脑地张望,被站台上的乘警发现了。他跑过来,让我们下车,把我们带到了值班室。

他问:“北京的?”“是。”“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指示,不让知青回京?”“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了身上的那个假假条,赶紧掏了出来递给他。他接过看了一眼,又扔给了我,鼻子哼了一声说:“公社级的算什么?起码要有县一级的才行。”我说:“我们在农村干一年了,凭什么不让回京?”“那我不管!我就知道执行上级指示!”我俩不吭声了。他接着说:“走吧,出门往左拐一百米,那有一间大屋子,正在给你们这号人办学习班呢。赶紧去吧,别再往站里跑了!”

我嘴上答应知道了。心里却想:不往站里跑往哪儿跑?我们都走过五分之四的路程了,难道还往回跑?正巧,这时有人进来找他说事,我俩趁机又溜进了车站。

我们沿着铁轨,一路问去,看有没有北去的火车。一个老工人听了,一脸的紧张。他指着五十米开外的一间小房子说:“你们快去那间屋子里躲着,看见我打手势再出来。这两天正在驱赶你们这些搭车的。”我们听了他的话,赶紧躲进了小房子。

过了一会儿,他真的冲我俩招手。我俩跑过去,他指着刚进站的一趟列车说:“这趟车是去唐山的,你们快上车吧。”又说,“记住了,以后搭车看准方向,车厢节数挂得越多,跑得越远。”

我俩刚要上车,他又叮嘱:“先在里边蹲着忍会儿,脑袋别露出车厢,等车开了再站起来。”“师傅,这已经是我们的教训啦!”

列车又开了,转眼到了河北境内。天黑时,在保定又停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我们又跳了下来。穿过几条铁轨,不远处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有灯光。一个铁路工人正被四个青年人围着,他们在打听去北京的货车。北京知青?真是太巧了!我俩赶紧凑了上去。

这时,过来一列火车。那四个人问:“这趟车去哪儿?”老工人说:“北京。但那是军列,你们不能上。”那几个青年说:“管他什么列呢,我们搭车又不破坏。”说着就跑了过去。可还没到跟前,就被持枪押车的士兵给喝退了。

我却打起了这军车的主意。我拉着堂妹悄悄离开人群,猫着腰借黑影向列车前部走去。为了躲避士兵的视线,我俩始终与列车保持相当的距离。这趟军列特长,有几节车厢蒙着雨布没有边板。从雨布被支起的形状看,上面装的是一门门小炮,炮筒一致地斜着向上扬起。

我俩走到一节没有蒙雨布的车厢前,回头看,离刚才停留的地方已有一百好几十米。灯光恰巧照不到这里,远处那个押车的士兵,此时正背对着我俩向车尾巡视。我拉着堂妹的手几步疾跑,到了车厢的边上,小声地对她说:“快,快上去!千万别弄出声响!”堂妹身手敏捷地爬了上去,我也翻进了车厢。

这节车厢装的是金属物件,摸上去冰凉冰凉,一层层码放得整整齐齐,有半车厢高。我叮嘱堂妹:“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别出声,想咳嗽都得憋着!”这时车厢外传来铛铛铛的声音,是铁路工人在安检。我们屏住气息支起耳朵听着,敲打声来到了我们这节车厢。我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喘了。那会儿觉得时间特别慢。好容易脚步声走远了,我俩才松了一口气。

此后,这趟军车每过一个站台,我们都会借着站台上灯光打开地图。眼看着离北京越来越近,心跳也越来越快。

列车驶进丰台站的时候,放缓了速度。我决定一旦车停稳,就下车。因为第一,丰台距北京市区已经很近了,可以趁着黑夜逃走。再者所乘的是军列,以防节外生枝。我推醒熟睡的堂妹,告诉她准备下车。

列车停稳了。站内远处射过来黯淡的灯光。我俩丝毫没敢耽搁,看准背着光线的一面翻下车。脚刚落地,就听见一个声音:“谁?干什么的?”我拉起堂妹就跑!我们拼命地跑,喊话的人开始追:“站住!站住!”我心里紧张得要命,

如果被押车的士兵逮住,麻烦就大了。我们横穿了几条空荡的铁轨,又换了个方向拼命跑,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听听后边也没有喊声了,才敢停下来。回头去看,那辆军列已经被我们远远地甩开了。

现在心里轻松多了。我们在站内找了一个厕所,一路上奔波,憋着屎尿,这时却解不出来了。尿尿停停,再尿再停,一泡尿尿了很长时间。

从厕所出来后,就开始找出站的地方。丰台货站真大,我俩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看见灯光。灯光是从一间小房子的窗内射出的,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我俩走近敲了敲门,里面的人问:“谁呀?”我俩又敲,里面人说:“进来。”

我俩推门走进去,屋子不大,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两张空床上,一边躺着一个人。他们都穿着工作服,一个二十岁出头,一个年近六十岁。看到我俩,他们瞪大了眼睛,立刻坐了起来。我说明了来意,两人听完后,那个年轻人给我们让座。我这才看清楚,他俩刚才躺的不是床,而是两溜低矮的木质工具柜。

年轻工人笑着说:“你俩先去洗洗脸吧,跟小鬼儿似的。”

自打上路我俩就没洗过脸。一路上风餐露宿,也没带毛巾。在拉煤车上躺过两次,脸一定花得不行了。我俩到门外洗了脸,又喝了一气凉水,回到屋里后,把一路上的经过简单地跟他们说了。

年长的老工人说:“你们姐俩也真够能吃苦的,好几千里地,走这么多天!”

我说我俩实在没钱,这样做也没办法。

老工人说:“我女儿也是插队的,在吉林,写信来说回家过年,可能也是这几天到家。她们那情况兴许比你们陕北强点儿。”

那年轻工人插嘴说:“我小妹妹也是插队的,在山西,前几天刚到家。”

看来都知道天涯沦落人啊!

老工人说:“现在是后半夜了,出站黑灯瞎火的,到客车站还远着呢。不如你们俩在这工具柜上先睡会儿,等天亮了我叫醒你俩,再送你们出站。”

我推托了几句,老工人说:“就这么着吧!”

我不再坚持了,盖着他们的大衣,暖暖和和地睡着了。

我们被老工人叫醒时,天已经大亮。年轻人说:“起来吧,给你们俩送走,我和师傅也该下班了。”

老工人说:“你俩跟我走,我去给你们截辆车。”我俩跟着老工人出了屋门。稍等了一会儿,从远处开过来一辆火车头,老工人老远地朝车头挥了挥手,车头在我们跟前停住。老工人说:“这车头就去客站,你俩上去吧。”他转身又对司机说:“到客站口让她俩下来。”我俩平生第一次爬上了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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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出站、又进站,从丰台坐到永定门,终于到家了。我算了一下账,此行三千多里,耗时七天六夜,花费区区几元,令人永生难忘。(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刘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