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恩·罗德（以下简称罗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现代性的历史也是某种类型的“自我的历史”。所谓自我，即基本理性的个体，其作为独特的人，能掌控自己的行为，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不仅能将自己与更大的群体和事业联系起来，也能与其剥离。大多数时候，现代性抱持着一种“科学”真理观，即真理必然是单一的、普遍的、客观的；相应地，它主张人类自我的普遍性，声称要描述人们在整个历史中，在任何地方的存在方式。事实上，自我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变，也随着文化类型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样态。我想稍后再来讨论“自我观念的变动不居”这一话题。我们现在可否试着诊断一下，自我在当今世界中的境况？自弗洛伊德和尼采以来，西方思想在摒弃那种单一的、不可割裂的、独立自主和自我控制的个体观念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至少理论上如此。然而，在当下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对自我的理解似乎仍旧遵循一种相当简化的观念，即个体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体。我无意在此谈论自我的“危机”，因为这个词近年来被大肆滥用。但，用你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条件加以审视，我们承袭下来的自我观念既不充分，也不合乎实际，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齐格蒙特·鲍曼（以下简称鲍曼）：我对此没有异议。的确如你所说，“现代性的历史”也是一部“某种类型的自我”的历史。但究竟是哪种类型的自我呢？或者更确切地说，究竟是自我的哪种“存在形态”（existential modality）呢？依我之见，正是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自我的“存在形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认为，自我的存在形态经历了三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抑或获得了三种崭新的现代品质。首先，自我成为人们关注、审视和沉思的对象。其次，自我是被人感知的实体，但与被人感知的其他实体分离开来，它是主体，后者则成为其感知对象。最后，自我的地位被提升,成为被新诠释出来的主体的主要客体，享有特权。须注意，这三种特性共同定义了“现代自我”。米兰多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他于1486年发表了一份标题炸裂的时代宣言《论人的尊严》，其中融汇了自我的这三种特性，使之注定成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标题中的“尊严”被解读为一种状态，让人联想到一种非凡且独特的“三合为一，以一合三”，即小提琴手、小提琴、听众兼鉴赏家之间的合并或联合。
鲍曼：“当我想到我短暂的生命被亘古亘今、无始无终的永恒吞噬——生命之短暂，‘宛如投宿一日的旅客即行消逝的记忆’，当我看到我所占据的狭小空间被我一无所知、亦对我一无所知的无垠空间吞噬，我意识到自己存在于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这既让我惊恐万分，又让我惊奇不已。”
伟大的帕斯卡尔代表他同时代的人，如此诉说道。他还说：“人的伟大源于人对自己不幸的认知：一棵树不知道自己是不幸的。因此，知道自己不幸是不幸的，但也是伟大的。”“与其他所有生物不同，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而且很早就对此有所认识”，因此我们必然生活在这种认知的阴影之下。我们意识到，与宇宙的永恒相比，人生的短暂可笑至极；与无垠的空间相比，我们囚居于弹丸之地的人生，悲惨至极。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存在于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毫无道理”等于“毫无意义”。但对于现代智人来说，无意义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状态。于是，人生就是要不断努力，填补那可怕的空虚，使生命变得有意义；要么就干脆忘记生命存在的无意义，或抑制这一想法，宣称其无关紧要，淡化它，或把它搁置一旁，暂且不理。简而言之，人类在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的前提下，努力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值得一过。我们把这种不懈的努力称为文化。帕斯卡尔在人类共同的不幸命运中看到了人的伟大，他也称之为“文化”。
你刚才指出，现代自我的第四个特征，应该加上自我与时间的新型关系。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已经找到了治疗帕斯卡尔所哀叹的人类痛苦的良方。为了加强你的观点，我甚至可以说，寻求这样的良方并找到它们（或自认为找到了它们），是现代自我的首要特征。尽管死亡如影随形，构思出使人生值得一过的方法，一直是文化的主要动力，也是文化史一脉相承的主线。与前现代人相比，现代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已经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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