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小说集《建筑伦理学》：城乡伦理变迁下的文学省思|小说|建筑伦理学|文学|盛可以|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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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文艺报》，作者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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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伦理学》

盛可以著

作家出版社

盛可以的小说集《建筑伦理学》直接把“伦理学”三个字放在标题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直面伦理议题的立场，就像此前的《道德颂》，命名之下的坚决和讥诮是典型的“盛可以”式的。收入集中的五篇小说既体现了她焦灼的伦理思考，又规避了僵硬的目的论式的道德说教。小说集所涉及的伦理，不只是内省的德行意识以及具有律令色彩的、对人们有所规约的价值秩序，还意味着基于内在情感与人生体验的伦理判断与省思，其目的是为了“展示伦理意义是如何表达或证实，而非求证文本可能传达的伦理意义‘合法’与否”。这听起来与米兰·昆德拉“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的著名表述相左，其实是有内在一致的。很多小说家写的伦理与生活的复杂和人性的真相无关，而是来自理念的预设，还有些作家会“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判断，先行判断并不求理解”。可是他们忽略了，伦理作为人类行为和情感关系持久有效的调节方式，是深入地耦合于生活之中的。

在当下创作中，简化伦理经验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反映乡村振兴题材的创作对乡土伦理的描绘就显得过于理想化和单面化，似乎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一切纠缠难解的伦理问题都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是书斋里的想象，缺乏对乡土伦理式微与重构的深入体察。殊不知，在社会学者的观察之下，作为伦理共同体的乡土面临的问题严峻而又急迫，这也更凸显出《建筑伦理学》的难得。

与小说集同名的《建筑伦理学》取材自盛可以为母亲翻建房屋的真实经历，小说把建房的全过程和因此而生的家庭纠纷交织在一起，借万紫和她家人亲疏关系的变化，用一种近乎田野调查的方法，从道德生活的视角切入，深切地描绘当下乡土伦理的现状，为读者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道德图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

小说最深刻的地方是呈现出当下乡土伦理重建面临的诸多问题。首先，无论是主动拥抱还是被动裹挟，原来小农意识的保守隐忍和信任交际的互助伦理已经被物质财富主导的价值理念重塑。长久以来被作为城市冷酷的商品伦理反证的乡村已物是人非，而象征性的乡愁也不免梦碎。小说写道：“万紫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读书工作，有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思维与价值观，也一直游离于家族纷争之外，偶尔充当他们的调解员，秉持公正。没想到回乡建房这个简单的想法，却踏进了乡村伦理俗世，掉进他们的伦理规则的泥沼，这里面开着是非的花朵，长着清除不净的利益杂草，只有金钱衡量并暗自推动着他们的情感与行为。”一直相信“人亲骨头香”的万紫在家人三番五次的势利算计之下，终于心生凄楚，她不得不承认“原来香的是钱，经济决定了感情深浅”，“最和睦的大家庭四分五裂，因为利益，房子让人现了原形”。家庭内部如此，乡村社会亦然。小说有一幕，一再违约的施工方王总收起恭顺的嘴脸，以耍赖的方式找万紫要钱，被冒犯的万紫愤怒厌恶又孤立无援，“一个外地人敢在村里这样撒野，这是过去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的，更莫说这样明目张胆地欺负女人，左邻右舍早过来揍趴他了。但是，这个年代的这一刻，一个外地人对本村女性肆无忌惮地冒犯与羞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把这个泼皮拉开，没有人出门秉公伦理，更没有义愤填膺的拳头砸过去”。这一幕既呈现了乡村礼治的失效，也暴露了乡村现代法治意识的单薄，伦理的“缺场”正凸显重建的必要。

其次，随着“乡土中国”向“新乡土中国”“城乡中国”的转变，乡村的伦理和道德观念也与时俱进，但是伦理有时的确具有超越个人主观情感结构的客观性和相对的恒定性，人们对之的认同、接受、内化和践行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范性的力量，使之最终上升为一种伦理信念，反过来为人们的情感和行动提供参照和依据。小说中，女儿万紫早早离开故土在城市生活并获得了经济独立，且具有精英的文化身份，所以她在家族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主导建房这样的大事。饶是如此，她从一开始就清楚“女儿与儿子的区别”。家中的旧房虽由她出资一部分，但并没有属于她的独立空间，甚至她所有的私人物品也都被破坏，因为作为女儿的她本来也不该对家族财产有任何惦记。小说写到，“这是风俗”“她不想承认这里头的冷漠”，可见父系权威的家庭伦理并没有崩散，依然行之有效地塑造了儿子和女儿的差序地位。新房开建后，因为要不要让大哥的儿子在新房完婚，要不要在村里拿地和房屋产权所属、署名等问题，万紫与大哥大嫂、母亲爆发了数次言语冲突。母亲对大哥一家的维护和对两个女儿的戒备，让万紫心生寒意，她质问母亲，儿媳妇“给你传宗接代有功，女儿就不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在感受亲人的无理和冷落时，万紫特别怀念逝去的父亲，因为父亲尊重知识、尊重她，和自己同样性别的母亲不但不同情她，还无意间成为那个最霸道的父权宣示者，这正说明了父权已经完全内化渗透到家庭的核心逻辑中。即便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传统的孝亲观念与生育观念仍是万紫无法挣脱甚至是主动套在身上的枷锁。

小说集中的另几篇《蔷薇不似牡丹开》《夫妻店》《她母亲的故事》也体现了类似的思考：《蔷薇不似牡丹开》中的蔷薇一直被“人生中某种坚实的东西支撑着”，她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14年，可是父亲挂在嘴边上的却总是光彩四射的姐姐。父亲去世后，蔷薇被父亲留下的“爸爸为你感到骄傲”的遗言感动，默默地看着匆匆赶回的姐姐成为葬礼上的主角。蔷薇是传统伦理秩序所期待的温良淑顺的女性，小说用哀矜的笔调抒写她对家庭的奉献，其中也包含着对她被孝亲观念牢牢捆绑的一种无奈。又如《夫妻店》中，妻子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居然荒诞地扮演孕妇，掩护丈夫与一个痴女生下孩子；《她母亲的故事》中的母亲因为偷偷结扎被继父毒打，这些都体现了父权笼罩下女性的自我扭曲和牺牲。

《建筑伦理学》在书写这些伦理问题时，写出了细腻的具身感，尤其体现出一种饱受道德张力的两难。这是因为伦理问题具有一种韦伯所言的“两歧性”：“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当人们面临两个同样具有“善”的内涵并具有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时，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就成了对另一方的伤害，人们甚至无法避免选择带来的“恶”。

《建筑伦理学》的结尾，经历了那么激烈的家庭冲突，甚至被大哥诅咒“在中国都不得安生”，万紫在听闻母亲生病之后还是第一时间赶到病房，并对送母亲到医院的大哥“心存感激”，也更理解了在自己远离故乡的岁月里大嫂她们看顾母亲的不易。这个貌似团圆的结尾并不意味着和解，所谓“天空飞过执念与虚妄的鸟”，是说在亲情伦理中是非对错虽然不难定性，但并不能拘执地将它作用于人生，认识是一回事，实际生活是另一回事。另一篇城市题材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也是如此，一开始碰瓷老人的耍赖举止令人生厌，但是当春眠知道这背后的真相时，她宽慰了一切，老人恶行的背后是对儿子深沉的惦念。盛可以深知，当人们陷入伦理的两难之中，“对冲突的任何简单的规范化和理性化的解决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善的实现要通过矛盾，通过牺牲，通过痛苦。善是悖论性的”。对于这一道德悖论感受理应成为文学重要的伦理关怀，这或许也是她以“伦理学”为小说集命名的缘由吧。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