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冶金考古团队
今年5月及9月，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冶金考古团队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发表两篇关于青铜时代冶金遗址研究的文章，一篇是发表在国际著名考古学科期刊《Antiquity》上的Southbound transmission of metallurgy: new excavations at Jicha in the Hengduan Mountains, Yunnan（《冶金术的南向传播：云南横断山吉岔遗址的新发掘》），一篇是发表在《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世界史前研究》）上的Reassessing Bronze Age Metallurgy in Upland Southwest China on the Basis of Excavations at Longbohe, Yunnan（《基于云南龙脖河遗址发掘的中国西南山地青铜时代冶金研究》），引起关注。
龙脖河遗址2019年发掘人员合照（右一付杰，右二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长城）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付杰。付杰讲到，论文虽然将冶金技术传播的“长时段模式”再次推到大众的面前，但其研究成果也并非完全契合该模式，而是在年代上提出了修正。
原理论提出，冶金技术在公元前2000年-1800年进入东南亚，但是目前在中国西南山地和东南亚地区并未找到该时期的青铜时代遗存。根据两个遗址目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四川大学冶金考古团队认为，冶金技术应当是在公元前1600年-1400年，从西北地区经由青藏高原东麓山地走廊进入云贵高原及东南亚。
吉岔遗址发掘团队与来访专家合影
吉岔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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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首次正式发掘的早期冶炼炉
填写云南冶金史的空白
“其实在文化上，已经有很多西南山地与西北地区联系的考古证据。我们可以看到马家窑文化从西北地区扩散到川西北高原；又或者是对‘西南山地的石棺墓遗存是否受到西北地区影响’的讨论。这一次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从冶金技术上，为青藏高原东麓山地走廊提供了新的证据。”付杰讲道。
龙脖河遗址2018年调查人员合照（左二付杰、左三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万杨、左四为四川大学副教授李玉牛、左五为四川大学教授李映福）
龙脖河遗址鸟瞰图
龙脖河遗址发现有云南地区首次正式考古发掘的早期冶炼炉，填写了云南冶金史的空白。“这一次的发现，基本把西南山地的冶金技术体系构建起来，且在西北地区找到源头。”付杰总结道。本次在龙脖河遗址发现的地穴式炼炉，虽然目前尚未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但却和更偏北的欧亚草原的考古发现相契合。而弯折式鼓风管则在整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均有发现。
2018年调查期间，四川大学教授李映福在龙脖河遗址
在此之前，关于云南青铜时代的起源，学界有过诸多的推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考古资料相对匮乏，学者们大都是从文献角度进行讨论。《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曾记载“庄蹻王滇”之事，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西南山地的冶金技术由楚国将领庄蹻带入。但后因为在云南地区缺少楚文化考古证据的支撑，该观点逐渐被否定。后兴起的观点则是云南冶金技术本土起源说。该观点认为云南早期青铜器的器形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十分相似，但混淆了器形与技术的区别。再后来出现了多元起源说，认为云南的青铜器受到了来自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多个地区的影响。
近些年，比较流行的是“冶金术北来”说，该观点认为冶金技术源自欧亚草原，从中国西北地区沿着藏彝走廊进入西南山地。“这是我们两篇论文支持的一个主要观点。目前来看，西南山地的冶金技术来源很可能不是单线程的，但北方起源说算是一个主流。”付杰说。
吉岔遗址冶金遗物与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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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脖河遗址炼炉周围存在柱洞
或为“遮雨棚”
四川大学冶金考古团队在龙脖河遗址和吉岔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分别开始于2017年和2022年。
龙脖河遗址是一个集采、冶、铸为一体的专业化遗址，发现了炼炉、房址、灰坑等遗迹，出土了石杵、陶铸范、坩埚残片等冶金生产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清理出28座地穴式炼炉。这是目前中国西南山地及大陆东南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冶金“操作链”最完整的冶金遗址，其中暂未发现墓葬区和生活区。
吉岔遗址则是一个聚落遗址，出土铜器均为小型青铜工具，例如铜凿、刻刀等。遗址内发现的50余座婴儿墓葬中，有铜环、铜铃等小型装饰品。付杰介绍，目前并未在吉岔遗址中发现冶炼活动的遗迹，推测应当是在别处冶炼后，再带回聚落进行熔炼、铸造。
龙脖河遗址炼炉集群
值得一提的是，龙脖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个较大的残陶范，考古工作者从残存的部位推测，这应当是一个生产铜鼓的陶范。此外，考古发掘人员还在龙脖河遗址炼炉周围发现了柱洞，他们推测这些柱洞或许是“遮雨棚”之类设施所留下的遗迹。“我们怀疑龙脖河遗址可能是季节性地进行冶炼。”付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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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冶炼方式均有别于中原地区
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为主要原因
“从目前看到的两个遗址的情况来说，冶金技术在当地应该是一种比较下放的状态。”付杰说，“因为在吉岔遗址，跟冶金生产遗存同时期的房屋遗迹，我们仅发现了不到10座，所以可以推测，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村落。”
“下放的状态”，这与中原地区冶金生产的情况完全相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借用张光直先生的观点来看，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就是权力本身，代表的是政治地位和血缘地位，因此冶金技术在官方管控之下。但是西南山地的青铜器以日常用器和装饰品为主，它们主要象征着社会财富，因为与中原社会的组织形式、发展程度不一样，并未受到统一的管理，因此属于“下放状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荣誉、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闵锐、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志清、李映福在吉岔遗址现场（左起）
冶金技术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青铜器逐渐替代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彩陶或玉器传统，成为了新的礼制表达载体。“中原冶金传统”与“山地冶金传统”的技术源头是一致的，但因为两个地区社会复杂程度及文化传统的差异，冶金术融入当地后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中原冶金传统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冶金术的革新和创造。中原地区在三代时期所创造的复合范技术和竖炉技术，直接促使了春秋战国之际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这一点我们领先了西方近两千年的时间，也是中华文明特殊性的一个重要的技术证据。”付杰说。
而西南山地的社会发展相对是缓慢的。即便拥有全国最丰富的铜锡资源，却因缺少类似于中原地区高层次、大规模的铜器需求，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进行管理、使用，因而西南山地的冶金生产并不致力于铸造出中原地区那样繁复的青铜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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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部分青铜器造型更接近中原
或与文化和技术向心力、贸易网络有关
既然西南山地本就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何三星堆部分青铜器的造型，反而与直线距离相对较远的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更加接近呢？“我们首先要肯定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对西南山地甚至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付杰说，“越南也出土过与三星堆、金沙遗址相似的有领玉璧和牙璋。”但是因为三星堆遗址暂未公布冶金相关遗存的更多线索，目前很难对三星堆青铜器的冶金技术、矿料来源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
付杰（左一）、迪庆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潘高原（左三）、胡长城（左四）在吉岔遗址发掘现场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三星堆与西南山地矿产资源有关的证据。如果说它更多受到了来自中原或长江中下游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与文化和技术的向心力，以及贸易网络的构建有关。”或许是因为“中原冶金传统”的产品更能够支撑三星堆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文化。
按照既定的考古计划，龙脖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将继续推进。考古工作者将前往遗址周边寻找对应的聚落和墓葬。付杰透露，目前已经有了基本的线索，工作方式也将以校地合作、国际合作的形式开展。
知识多一点
西南山地，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在西南山地文化圈中，存在着多条人口交流和迁徙的路线。
比如说以文中“山地路线”为代表的南北向传播，来自西北地区的冶金技术、旱作农业技术、毛纺技术等经此传播到西南山地，又继而向南传入大陆东南亚地区。而从东西向来看，汉代文献记载了诸多来自南亚次大陆的风物，四川大学冶金考古团队最新的研究认为，这一联系可以前推至早期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山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受到了印度红铜器文化的影响。另外一条路线则是高原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冶金考古团队近期在大理开展的工作，可以证实西北的文化因素从新疆南部来到青藏高原，而后往东进入横断山区。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长距离地迁徙？付杰以为，这或许与人口膨胀、气候变化、战争行为、寻求铜矿资源等因素有关。例如吉岔遗址从第三期遗存开始，其主体人群就变成了使用双耳罐、行石棺葬的氐羌系族群。有学者提出，这或许就是因为春秋时期秦国的向西扩张，迫使当地的住民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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