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粮食统购，被收余粮的农民有哪些疑虑、抵触?政府如何化解?|中农|余粮|富农|政府|粮食统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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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与统销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统购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能掌握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城市居民基本的粮食供应；统销的原因，则在于粮食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只统销不统购，统销没有保证；只统购不统销，由于粮食的缺口过大，而买粮没有限制，就会使粮食倒流回农村，使统购失去意义。因此，在城市开展粮食统销后不久，在农村也正式启动了粮食统购。

那么，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得知粮食将进行统购之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呢？

1、农民的顾虑

在1953年10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要求“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

因此，统购统销精神是一级一级向下传达的，首先得知农村粮食将进行统购是各级干部。他们中大多数是积极拥护这一政策的，但也有相当多的干部对此表示怀疑、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

1953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河北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县长及县级财粮部门党员负责干部参加的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会议。

会议期间，“部分与会干部反映出一些农民的思想情绪”。

一是有人“替农民抱不平、喊冤”。

有的人说：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悬殊太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很大，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结果生活仍然很苦，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应把粮价提高，工业品价格降低些。

二是有人认为统购统销是“对农民又一次下手”。

会上有人说：原来工人、农民生活就很悬殊，工农业产品差价大，农民一直吃亏，光说工农联盟，可这次又向农民下手，真难搞通思想。也有人说：农民要是提出过渡时期给农民留一点，到了社会主义给不给留，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回答？

三是有人“对国家、政府考虑的少，对农民考虑的多”。

邢台、定县、保定等专区干部都认为征购面达50%左右太高了。

四是对“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的关系认识不清，对统购统销是否能提高农民积极性表示怀疑”。

有人认为：过去通过土改、互助、劳模、奖励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现在从农民手里往外拿粮，怎么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呢？

到11月中旬，河北各县分别召开县、区、乡干部会议，传达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总的情况是，“上述三级干部听了总路线的报告后，都感到兴奋。他们一般的反映是：‘心里亮堂了’，‘有奔头了’，‘摸着社会主义的边了’”。

但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后，“由于部分区乡干部（主要是乡干部)没有把粮食问题与总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由于政策界线不清，打击对象不明，认为有余粮就是打击对象，因此给自已造成了思想顾虑”。

2、乡干部的态度

其中，乡一级干部的思想情况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家有余粮的乡干部，表现情绪不高，在小组会上不发言。正定县固营村党支部书记在小组讨论会上整天一言不发。蠡县辛兴乡有一个干部，家有四五千斤余粮，因而不愿参加会议。个别的乡干部甚至有抵触情绪，说怪话。大兴县(1958年划归北京市)一个乡干部说：“你们今年购粮，明年我种白薯，看你们还购什么？”也有的干部片面地认为有余粮就是冒了资本主义的尖，不光荣。没有余粮也不缺粮的干部，认为统购和自己没有关系，表现漠不关心。没有余粮的乡干部，特别是青年，则表现积极拥护，发言热烈。

二是有些干部“存在狭隘的农民意识，脚跟站在农民一边，替农民说话”。

有的干部说统购对农民太刻薄，待农民不公平。徐水县大因乡党总支书记在讨论会上说：“粮食涨钱，都是被工人闹的。”

河间县有的干部在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上说：“要说村里有冒资本主义尖的，是工人，不是农民。粮价上涨，是因为工人往家里捎的钱多。”

任县新庄乡一个干部说：“工人待遇高，农民待遇低，工业品价高，农产品价低，总是农民吃亏。”

新城县一区区长一再强调给农民留粮320斤不够吃，他说：“不信咱们就试试看，看够吃不够吃。”

三是在“执行政策上，存在‘左’、右两种倾向”。

在大兴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有的干部说，把余粮卖给国家是光荣的，就是钱少。还有的认为，余粮是劳动所得，叫人家卖，不理直气壮。

“也有的因为打击对象不明，表现了‘左’倾情绪”。

栾城县在讨论统购时，有的干部说：“余粮户就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非铲除不可。”徐水县大王店乡有的干部说：“国家有法律，不卖就是犯法，依法制裁。”还有的干部，想用土地改革的那一套办法来进行粮食统购工作。

他们说：

“既然只有把余粮收购归国家，才能打掉村里资本主义的尖，我们回村就一定要把村里的余粮户搞个干干净净。”

正定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有的干部说：“这个愁什么，土改时候，地主的什么东西，也得好好地拿出来。收购粮食不给，一斗就行。”

唐山有的乡村干部说：

“有余粮不卖，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大石头，把他搬掉。”“有余粮是中农，回去先搞他，不卖不行。”

高阳县二区一个女干部说：“有余粮不卖，就斗一斗，‘熬鹰’也得熬出来。”

定兴县有的干部说：“不卖粮就问他，属毛主席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

又据河北省粮食工作办公室了解，参加各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乡村干部对待粮食统购统销的共同态度是：“除少数积极分子外，一般因自己家庭情况不同，思想表现为：有余粮的感到压力，特别是买粮囤积的及已经政府救济过的，怕‘在乡亲面前丢丑’，不知上级对过去的怎么办，压力更显大了；缺粮的很积极，认为‘早该这么办’；不出不入的，开始也发言不多。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种顾虑：怕卖给国家吃亏；怕按定额留下再需要粮食买不到；对党员带头，误认为‘自己本来不够吃怎么带头呢’，怕带头；怕自己积极真实了，受到本村、邻村的埋怨”。

河北各县在三级干部会议初期，乡村干部中，基本上搞通思想并自动报出余粮，保证回去卖给国家的约占50%。有余粮但思想没有搞通，在会上不发言或作试探性发言的也约占50%。他们中，有的人在会上始终一言不发，也有人问：“有粮食不卖给国家行不行？”

“回家后家长或老婆搞不通怎么办？”还有的干部认为这次统购统销是又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斗争富裕户。

据对通县专区三河县3个区21个乡85个村干部的统计，内有余粮者49人，占干部总数的57.6%。从余粮的数量上看，多者三四千斤，少者三四百斤。这49个有余粮干部的思想情况是：听了传达报告并经过短时间的思想斗争，“愉快地划清了思想界限，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表示把余粮卖给国家的”有23人，占有余粮者的47%；从道理上懂得，思想上勉强接受但仍犹豫不决的20人，占40.8%；自始至终沉默，一言不发，经过讨论动员仍不愿卖粮的6人，占12.2%。

3、对于底层农民的动员宣传

在河北省临漳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区、乡干部“热烈学习讨论总路线，一般在思想上明确了党在此时期的总方针”，“但涉及具体问题时，却暴露了不少糊涂思想”。二区称勾乡有干部在讨论会上问：“到社会主义还有农民没有？好坏地分红一样不一样？”

张村乡贾河口村一个干部说：“到那时，是否要吃米饭都吃米饭呢？”甚至连该区一位区委副书记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还有些农民，往后就没有了。

也有干部说：“这一下二流子合适了，坑了省吃节约的。”在讨论问题时，有人问：“存着粮食防歉年，算不算剥削？”区委书记说：“这算剥削，因为他存着粮食不卖，别人买不到粮食，实际上就是剥削了别人。”

县委书记处一位书记也说：“存粮在党内来说算犯法。”

还有的干部说：“谁家有余粮不卖就没收他的”，“谁家有余粮就要他出兵”，“这次回去，对余粮户要好好整整他”。

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湖北省召开了全省第三次党的代表会议，会上传达了解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

在讨论这一问题开始时，“大多数干部对粮食统购统销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本质”。有的甚至认为这是“整农民”，亦有人表示“没法向农民张口”。

也有一些干部“划不清农民的真正利益与农民自发势力之间的界限，他们自己则往往代表农民的自发势力说话”，如有的人说：“征购从各方面讲，都难找到与农民有利的地方。”有的干部则对搞好这一工作信心不足，公开说：“征购可以，但任务不要分配得太死了，最好能征购多少算多少。”

有的干部对粮食紧张情况发生怀疑，认为一定是由于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发生了灾荒要中国援助，所以才这样紧张。还有人认为“征购一定要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理由是目前大多数区、乡干部家里或本人，都是土地改革后上升的中农或原来就是中农，很多人本身就是农村“自发势力”的代表，征购和他们本身的利益相冲突。

福建省委也在1953年11月上旬召开全省第二次党的代表会议，同样也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

在讨论时，“大部分干部对中央的决议都表示拥护”，但也有部分干部对这一政策表示不理解，这方面的观点有：粮食统购统销是工人阶级向农民进攻，向农民展开斗争，这样搞会“官逼民反”；福建粮食问题并不严重，可以用自由收购来解决问题，粮食统购统销实行过早；福建农民没有什么余粮，每户富农存粮也不超过500斤，上面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等。

长沙县是湖南省的稻谷主产区之一，11月11日至18日，该县召开了1700多人参加的全县区、乡干部会议，布置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与会干部反映出现的思想状况是：

(一)大部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思想认识已提高了一大步。

他们已认识到：“囤粮发财”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大家都想放高利贷剥削，哪能走到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了粮食，物价就能平稳，这对每人都有好处。”“卖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对农民也有好处。”因此，他们经过学习讨论后，就积极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二)在讨论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

有的缺粮干部担心把本乡粮食运走，明年春天买不到粮吃，有的人怀疑粮食是不是运到苏联去了？还有的认为：本乡里自己调剂，有余粮户按政府规定价格，把谷卖给缺粮户就行了。许多有余粮的乡干部对统购统销抵触更大。他们在会上强调“劳动所得”，他们说：投机倒把、放高利贷、买青苗等剥削来的粮食，政府实行统购是应该的，但许多人余粮是“劳动所得”，应该“自由”处理，政府不能“强迫”要他卖，否则就侵犯了农民利益，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的强调工人也有许多存粮，说政府“偏心”。在会议初期，许多干部不报本乡的存粮情况，说自己乡里没有增产，或者说余粮不多了。

四川省江津地区的情况则是：

“极大部分干部是热烈拥护中央统购统销的决议，听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十五年左右，已过去四年了，极为兴奋，说脑子亮了。过去搞乡坝工作，只埋头苦干，工作搞不开，啥都不懂，这下才知道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相当严重，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如不搞，问题就很大了，将来有的当地主，有的当富农，有的当长工，囤积粮食，放高利贷。
做生意的干部开始抵触很大，经过学习讨论觉悟逐步提高，在大会小会检讨得很沉痛，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陷入了泥坑，党挽救了他。不想干革命的已经回头，并有决心改正。囤积粮食的都要求全部卖出来。永川588人中，有341个干部在大会上自报卖出粮食208000斤，思想不通的仅是个别的。”

但江津地区各县三级干部会议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有的干部认为这次统购统销找不到巩固工农联盟之点，是破坏工农联盟，农民的粮食没有自主权了，农民刚有点粮即这样做，农民要造反，下乡要开枪才能工作，认为要妨碍生产，总之是“一系列的农民自发势力的观点”。

一般农民对粮食统购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毛泽东1948年初离开陕北移驻西柏坡前，也曾在这里小住过一段时间。这个村的群众听说粮食要实行统购统销后，由于对政策不摸底，表现出了不同的心态。

比较富裕的户，有的怕闹“二次平分”（按：指1947年下半年老区土地改革时采取的平分土地办法)，赶忙转移藏匿粮食。土地改革时曾被斗争过的人，以为土地改革是平分土地，这次是平分粮食。

有一个农民在土地改革时曾被斗争，听说要统购粮食，找到乡干部说：“我有三十多斗小麦，动员出来行不行？”有一个叫童玉得的农民，在搂柴火时只搂了一篓，他说：“搂两篓怕人家弄了。”有的翻身户也误认为统购就是平分粮食吃，不积极生产，坐等填坑。

翻身户李喜花说：“平分时分了土地，现在又来粮食大平分，抽多补少，来给咱们填坑。”而那些不余粮不缺粮的户，有的抱观望态度，认为天塌有大家，地塌有邻家，怎么着与咱们关系也不大。”

4、谣言的作用

由于对统购统销政策不了解，误以为粮食统购就是政府要收粮食，或者平分粮食，加之确有少数坏分子从中兴风作浪，一时间，农村关于统购统销的谣言颇为不少。

河南省新乡地区粮食统购工作组进村后，“农村有相当的波动和混乱。不同阶层不同人有不同的怀疑、猜测和顾虑，反革命和奸商趁机造谣、活动”。一时间，谣言、猜测、说法很多。

谣言主要是两类：

一类说政府没有粮食，所以要统购统销；一类说统购统销就是平分粮食，斗争余粮户。孟县、延津县传言要实行“粮食共产”和“粮食改革”；博爱、沁阳两县靠近太行山一带的农村，则流传“山西已斗争余粮户，干部回来就要搞”，“农民打一石，政府要八斗”，“政府要挨户搜查”，“大人每顿半斤，小孩每顿三两，政府管着吃”等说法。

亦有坏分子造谣说：“八路军快要败了，因此要粮不要钱”，“毛主席把粮食给俄国人了”。

统购统销开始后，湖北省浠水县的谣言就有：“共产党要搞共产，大伙吃大锅饭，每人一天只准吃十二两米，少油少盐。”“二次土改来了，贫农升中农，中农升富农，富农升地主，又斗争又算剥削账！”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打倒地主分田给穷人，已经过去了；这次是第二步：搞富农算中农的账，推翻手工业，取消私商。全国统一吃米，大人一天一斤，小孩十二两，除了自己吃的，其余都归公。”
“这次是算翻身账，贫雇农分的东西要交还政府，没东西交的帮政府做工，小孩交托儿所归公。”“朝鲜战争打败了，人民政府要粮赔款。”

还有一些农民，特别是余粮户，在得知粮食将实行统购后，本能在想方设法藏匿、转移粮食。

？还是偷卖了好呢？”

河北省井陉县六区南障城乡有些群众发牢骚说：“国家要闹个国富民穷，反正把粮食都得给了国家。”“公家没有白面吃，要买咱们的麦子。”群众怕粮食被统购走，把抗战时期坚壁清野的办法也使出来了，有的将麦子分散到别人家收藏，有的粮食运到山里上藏起来，还有的故意装穷，干部到家里来吃派饭，不给做好的吃，故意给吃坏的。

河北省顺义县(1958年划归北京)三区东治头村一农民，听信了“斗中农，收购粮食不给钱”的谣言，把17石大米、3石小米埋在粪堆里。该县七区沙务村农民听说要搞粮食统购后，全村有13个碾子，其中6个磨子昼夜不停地磨面。农民郭凤岐每天磨半斗麦，吃2斤肉，后来得知统购的只是余粮后直后悔，他找到散布谣言的人说：“你这坏蛋，都是你说的，要斗中农，我胡吃起来，把年节的也吃了。”

5、不同成分的态度差异

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态度，因家庭存粮的多少而不同。贫农因为翻身不久，家底较薄，余粮不多或没有余粮甚至缺粮，统购任务分配不到他们身上，统购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相反，一些缺粮户还可以从统销中得到粮食供应，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被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因而他们对统购统销大体是拥护的。

一般中农多数有些余粮，但余粮亦不是很多，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又属于团结对象，受到的冲击不是很大，因而对统购统销的态度多是随大流，要他们把余粮卖出来并不那么情愿，但觉得这是国家的政策，不卖又不行，因而对统购统销既不热烈拥护，也不强烈反对，抱着能不卖就不卖、能少卖就少卖、一定要卖就按规定卖的态度。

反应最为强烈、对这一政策有不满抵触情绪的，多是富裕中农，这些人多是由中农上升而来的，余粮较多，家境较好，发家致富的愿望强烈，家存的余粮本是他们发家致富的本钱，但现在政府要统购余粮，等于堵住了他们致富的路，自然是最不愿意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对于农民的上述思想状况，中共中央在制定统购统销政策之时，就有了充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