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无人质疑的夏朝,被中国人确信了3000多年后,却在近代迎来西方的质疑。尽管西方以缺乏考古文字铁证为由而不承认夏朝的存在,于是在他们撰写的世界通史上将商朝列为中国第一王朝,但不妨碍西方学者大谈特谈毫无考古实据的“印欧人”或同样没有文字证据的特洛伊等等。

受到西方观点的影响,于是夏朝存在与否似乎就成为“争议”,但中国社科院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曾经指出:“实际情况接近于95%的领域内专家认为二里头是夏,5%认为不能确定,而完全否定的国内专家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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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目前材料发现而言,中国领域内的专家普遍认可二里头遗址即为夏朝晚期都城,更没什么领域内专家否定夏朝。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不是因为民族自豪情结,而是在于信史记载,以及与之吻合的考古发现。

过去百年,中国取得了很多重大考古发现,而对于夏朝考古,除了二里头等之外,河南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这就是位于南阳的八里桥遗址,填补了夏文化研究的又一空白。更重要的是,这一遗址的考证,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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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又一重大发现

上个世纪,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券桥乡大程庄村,考古发现夏朝时期的“八里桥遗址”。该遗址面积约135万平方米(目前仅发掘1800平),建有大型环壕,“多网格”城市规划布局,以及数量众多的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还出土象征诸侯王权的石钺,说明此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但究竟该如何定性八里桥遗址,以及与二里头是何关系,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如今终于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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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梁法伟指出:“八里桥遗址在聚落布局、功能区划、陶器组合和器物形态以及精神生活方面与二里头遗址保持高度一致,体现出二者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关联。”但二里头显然是“源”、八里桥是“流”。

其次,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豪指出:该遗址“有墙垣、道路等设施,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出土有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遗物,彰显出八里桥遗址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地位。”因此,八里桥遗址在夏朝地位必然很高。

综合各种考古发现,如今中国考古将八里桥正式定性为“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属于“夏王朝次级中心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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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遗址的主人

巧合的是,在先秦诸多史书中,八里桥遗址所在的方城地区,有一个夏朝时期的重要诸侯。

先秦《世本》记载:“鄫,鄫氏,分封用国为氏,鲁有鄫鼓父。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或缯或曾)。”而《国语》记载“杞、缯则大姒。缯,申之与国也”,《左传》又云“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因此最初的缯国就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境内。

商朝建立之后,姒姓鄫国并未灭亡,武丁时的甲骨文记载“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十二月。”武丁南征,“我”、“舆”、“曾”出兵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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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建立之后,鄫国也是没有灭亡,《国语》记载“有夏虽衰,杞、鄫犹在”。上个世纪,在湖北京山一带发现的曾子斿铜鼎,其铭文中有“惠于剌曲”,而“剌”通“烈”。学者马承源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指出:“剌曲”就是“烈曲”,也即姒姓曾国始祖“曲烈”的倒文。

也就是说,从传世与出土文献上看,八里桥遗址的主人应是少康之子曲烈,在此建立的是曾国,传承了14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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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八里桥遗址出土了一些零星文字,学者蔡云章等在《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一文中考证指出:八里桥出土了“自证性文书资料”,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

史书记载方城有夏朝曲烈曾国,考古在此恰好发现“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的八里桥遗址,这就不得不让人感慨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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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背后的战略

纵观夏商周三代历史,在“南方”这个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高度重视南阳方城一带,夏朝自不必多说,商周情况如下。

商朝时期,在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建有“盘龙城遗址”据点。九世之乱后,商朝一度废弃盘龙城遗址,但武丁之后恢复强盛,再一次通过方城地区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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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之后,将得力名将封在战略要地,或封在敌人势力很强的区域,比如齐国、燕国、鲁国都是这样,而南宫括的随国也是如此。随国位于湖北随州,应是后来灭了姒姓曾国,故又自称曾国。

那么,夏商周为何如此重视方城一带?原因很简单,因为八里桥遗址的所在地理位置,是连接中原腹地和江汉平原的关键咽喉,这里有著名的随枣走廊。扼守住了这里,那么既能攻略南方,以获取南方南方铜矿、绿松石和朱砂等资源,又能保障中原或二里头王都的安全,即防止南方势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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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提:

首先,所谓夏朝存在与否的争论,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考古已经证实商朝之前必有“王朝”,比如二里头与八里桥遗址的关系即为明证之一,只是这个商朝之前的王朝叫不叫“夏”存疑而已。商朝自称为“商”,周人后来称之为“殷”,难道“殷朝”就不代表“商朝”了?

其次,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史书的可信度极高,八里桥遗址可以对应史书记载即为明证。其实,类似案例可谓数不胜数,都是在史书记载的大致范围内,现代考古发现一些遗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二里头遗址,根据史书记载的范围而找到。

参考资料:

《蔡云章等——八里桥“刻划符号”与夏代文字》

《中国青年网——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被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