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落花无言——遗民与遗士之别
搜遍《四库全书》，无“遗士”一词，由此看来，这是龚开给予我的灵感，除了“遗士”，龚开的身份，便难以定义。
在历史巨变的深痛处，龚开重新定义了自我。
他唤醒了我们必须对某些模糊词语做一些梳理的警觉，比如“弃民”“遗民”“遗老”“遗少”等词义指向。一般来说，中原王朝更替，前朝臣民会被称为“弃民”；而异族入主中原导致的王朝更迭，则称原住民为“遗民”“遗老”“遗少”。
但这些词语，都无法准确定义龚开的精神气质和士人品格。若以其行为，来定义“遗士”，那么，所谓“遗士”，就是终生都在一个自我选择的历史背景下，践行独立精神的个体人格之士，因此，“遗士”不仅与新朝绝缘，不躺平于潦倒，还要有超越王朝的践行独立个体的人格显现。
王朝更替，弃民遗民很多，遗老遗少也不少，但遗士很少。在王朝文化的语境里，“弃民”寓意更为广泛，诸如“视天下为一家，无弃民也”，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不要抛弃人民。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如走马灯，无论秦民汉民，还是唐民宋民以至于元明清之民，从王朝嬗替的角度看，“前朝人”似乎很难摆脱被“弃”的宿命。但，如果站在“文化的江山”上俯瞰，芸芸众生，岂不就是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繁衍于斯的原住民吗？他们又何曾被“弃”过？他们总不能忽而姓刘、忽而姓李、忽而姓赵、忽而姓朱吧？他们是谁的遗子遗孙？其实，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一家一姓的王朝，相反，他们养育了每一个王朝，文化的江山从未遗弃过他们，因为，他们才是文化江山的主人。只要文化的江山不断，祖国犹在，就没有天朝弃民，只有“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文化江山里的原住民。他们包括遗老遗少或遗士等遗民，也包括新朝治下的所有人民。
一代王朝的遗民，仍是文化中国的主人。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云，“天下为主君为客”，在文化的江山里，没有“君主”，有的是“天下为主”的民本主义之民主。
因此，世上应无“君主论”，有就应该是“君客论”，不知起于何时？历史反“客”为“主”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王土”观，不适合文化的江山，太史公在《史记》“列传”中，开篇就写《伯夷叔齐列传》，树立了殷周易代的两位“遗士”标杆，伯夷和叔齐，可他们却被“王土”观念洗脑，因“不食周粟”而死，死得没逻辑，不符合常识。
“周粟”本“王土”观念所致，是那些为周王朝做说客的人，编撰的“不食周粟”的“遗士”人格观念。其实，粟之为粟，天生地长，兼以人养，与王朝何干？但王朝偏要垄断，“周粟”为王土所生长，若不认同于周，便禁食“周粟”，不食周粟，吃什么？那就“采薇”吧！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也不能例外？连“薇”都不能采了，那也就只能被饿死了。
如果当时他们心里有个“桃花源”，头脑就不会埋入“王土”而不能自拔，也不至于因为思想僵化而被饿死。
他们本有去处，那就是文化的江山，在文化的江山里，他们依然可以做前朝遗士或遗民，可惜他们没有觉悟，面对死亡都不觉悟，顽固的王土观念如钢筋水泥所铸就，将他们的心智灌浆封死。
觉悟从晋人开始，“桃花源”就不是“王土”。
“桃花源”，打开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新门户，门前，桃花流水，别有天地，在同一片土地上，中国有“王土”，还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桃花源”的去处，宋人拥趸陶渊明，以耕读传家的方式，复制“桃花源”，聚族而居，坐落于山川，以诗礼绵延。
魏晋以后，士人觉醒，我与我周旋，宁做我，归隐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审美风尚，七贤的竹林、陶公的田园和桃花源、谢灵运的山川，并肩为文化的江山里士林人格审美的象征。
真的“遗士”并不怕死，一旦明白为什么赴死，他们就会像嵇康那样，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操琴一曲，坦然赴死。但，他们不再会为“王土观念”而死。
当陶渊明被太阳般明亮的田园智慧穿透之际，便与王朝做了彻底的结算，从此归园田居。“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便出自《他的桃花源记》，他不仅道出了历史上“桃花源”原住民在文化江山里的真实生态，而且也表明他从这一民间的真实生态里，收获了自由思想的种子，并深植于晋人“宁做我”的美学风度里，出落为一枝独立的精神之花，摇曳于“人与山川相映发”的个体人格之巅。
“桃花源”之于陶渊明，并非以国家形态，而是他“在乎山水之间”的择居，但他不独居，当他从纷扰的俗世抽身归隐后，我们才看清他聚族而居的隐逸化之姿。
“天子呼来不上船”，在李白是因为他要游仙，在陶渊明是因为他别有“桃花源”。桃源的种子，来自夸父化作的桃林，在文化的江山里，沿着文化中国的历程一路播撒，生如春草，更行更远，挫如野火，遇春风而复燃，为遗士龚开留下了一条退却之路。
从明人程敏政的《宋遗民录》中，我们可以读到龚开、郑思肖等人的诗文及其事迹，书中称他们为“宋遗民”。
这本书原本不怎么有名，可有一种周期律就是不能绕过王朝，历史又走到了狭路相逢的路口，明王朝再次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易代之际。
当此际，苏州人朱明德翻出《宋遗民录》，将它扩充为《广宋遗民录》，搜集并增加南宋遗民近400多人，然后，请同乡反清名士顾炎武为《广宋遗民录》作序，顾炎武欣然序之。
他二人就这样，以365年前的那段遗士之悲怆，治愈了当下遗士的再次悲怆。顾之序言，充溢悲愤和无奈，言其于“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常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却见人越来越不似吾故土之人，“及问之大江南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中途改仕”，以至于“失身于暮年”者，皆学得不似吾故土之人。呜呼！故土遗民，已不可觅得也，可朱君不馁，倾其心力于宋之遗民，广搜博引，“其于宋之遗民”，但见只言片语，或一姓一氏，有遗民之蛛丝马迹者，则即刻“尽举而笔之书”，“以存人类于天下”，则天下不亡矣。
这里的“人类”，是“类人”的意思，即像个人的样子；而“不似之人”，就像钱谦益那样剃发易服出仕新朝的人，则早已没了人本来的样子，望之不似文化中国的故人啊！然而，大势已去啦，像朱君这样的人，接下来，恐怕都将不可能成为“遗民”了。
顾老所称之“人”，是士之遗民，即所谓“遗士”。然，朱君所录“遗民”之多，有些并非“遗士”，所谓“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今人“遗士”已不可多得，这才“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叹“吾老矣，将以之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也”。
顾炎武比钱谦益小25岁，他们同处于满清顺治的江南省屋檐下，钱谦益已经鉴定完毕，自号遗老可，称遗士不可。
而顾炎武则与龚开如出一辙，是响当当的遗士。当钱谦益开门纳降时，顾炎武已投笔从戎，抗清去了。死守昆山时，生母被清兵砍断一只胳膊，嗣母殉国，两个弟弟战死；康熙年间，顾老被特赦，屡屡征召，但他耿耿初心，始终不变，“并以死相拒”。
如果说龚开首创遗士画派，那么遗士学派则始于顾炎武。1667年，顾著《音学五书》，为中国考据学之源头，顾炎武通过对“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五个部分的考据，以期留住标准的“中原正音”——中国文化的根。
据郑天挺考证，顾老晚年在与友人的书信落款上，开始使用了清朝年号，那么，他还算不算“遗士”呢？当然是“遗士”。正如龚开晚年一样，当元、清两朝逐渐同化于文化中国时，他们不约而同，都妥协了一小步，但终其一生不出仕新朝，则决不妥协。
如果我们设置一个从王朝中国到文化中国的比较前提，并以文化中国为尺度，来衡量新朝与遗士的关系，那么就会发现双方的互动，遗士坚持文化中国立场，新朝政权确立后，也要向文化中国靠拢，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磨合后，双方或多或少，会有所趋同，这也就是康熙帝能够逐渐得到明遗士认同的原因。
文化江山本无“弃民”，但有“遗老”“遗少”或“遗士”，《宋遗民录》和《广宋遗民录》将他们统称为“遗民”是不错的，他们皆生长于前朝或仕于前朝，迈进新朝门槛的，有人因家道殷实，或可隐居避乱，有人因势利导，中途改仕，而“遗士”则保持了与独立士格相匹配的气节，他们既不是前朝人，也不做新朝人，他们只做文化中国里的具有独立之精神的个体，做文化江山里的主人。
我心在渔樵——龚开与赵孟頫
什么人是“遗士”？什么人才能被称之为“遗士”？若以龚开为例，很显然，赵孟頫就不是“遗士”。按照顾炎武的说法，宋余之人赵孟頫亦属于中途改仕的、不伦不类的“不似之人”。
谈龚开，为什么还要讨论赵孟頫？这是因为作为士人面对改朝换代所带来的另一种“二臣”观念的固化仍未化解，当国家或祖国面临威胁时，观念的固化同样也会威胁到个体的抉择。
龚、赵都属于我们常说的“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先朝士人，当他们跨入新朝之际，赵孟頫转换了主人，依旧官袍加身，俸禄不减，他与“遗民”已经没有关系，跟遗士更无瓜葛，但有关他的历史定位和评价，会牵涉到我们在绘画史上对龚开以及遗士画派和赵孟頫文人画的赏析中如何突破固有观念的问题，所以有必要重估。
王朝岁月，气节如荷塘月色，在忠君报国的月池里，沉淀滋养，美轮美奂。当赵孟頫从易代之际的暗影浮动中走出来，走向新朝的前台时，必然被迎头一问：气节呢？这一问，亦累及到他的书画被论处，或谓之柔媚而少骨气，或谓“殊乏大节”。
就如同西方人念念不忘“最后的审判”一样，儒家历史观对于历史人物，也同样有着“盖棺论定”的强烈冲动，有对“流芳百世”的特别追求。这是一个以忠孝政治伦理锁定的封闭的评价体系，如荆棘花闭环的“话题圈”，在花圈内，忠君报国就像绑在士人头上的紧箍咒，任凭口水道德的“超度”，且至今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观念，解释并品分归类人格于以利益为本质的王朝国家框架下。荒谬的政治伦理，就这样获得了一种文明背景下的命运般的力量，掌控并臧否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把人性潜在的宽容和良善盘剥殆尽，羁留了历史如匆匆过客，打烊在既定观念的封锁中。
赵孟頫对新朝的情绪很复杂，若非得已，他怎会眷恋遮天蔽日的阴谋丛林？放下了赵家王朝，转而又被孛儿只斤王朝拿下。他虽然是被历史遗弃的前朝王孙，被“亡朝”父辈遗弃的孤儿，但毕竟转而被新朝收留了，前朝公子“发白如雪”，转而却罩以蒙元之冠、袍笏登场，哗然的声浪响彻历史几百年的云霄。士林耻为不忠不孝，江湖诟为认贼作父，被人直呼为“二臣”，但他早就和祖先结算过了，他的超稳定心理结构来自儒家另一种声音的支撑。
当时，入侍新朝并不稀奇，朝廷上，前朝老臣也不少，但他偏偏是赵宋皇家贵胄，兼国破家亡败君之孑遗，却又位列忽必烈搜贤榜之首，迅速荣升为一颗热度不衰的话头明星。
其实，他的乡愁土壤，来自与龚开同样的精神高地，隐居不仕也是他作为士人的人格标配，但在1286年，南宋灭亡7年后，他还是出仕了元朝，那一年他32岁，元朝也以汉化坐稳了天下。于是乎，一直鼓励士人做烈士、做隐士的儒学，在堂而皇之走进元王朝的庙堂时，也为他从前朝的废墟里辟出了一个出仕的“渡口”。
这“渡口”，来自儒家政治伦理以及由这一套政治伦理塑造的士人格范，为赵孟頫上岸提供了“一对”心理平衡的跳板，即“替天行道”的圣人革命论和“修齐治平”的家国人生观。
中国王朝，从商周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延至隋唐宋元明清，无论小朝廷密集如蚁似的走马灯，还是大朝廷惊天动地的改朝换代，身在其中的士人亲历的还少吗？对他们来说，或殉，或仕，或隐，此间无碍，儒家政治伦理早已为他们打通关了。
诸如我们熟悉的“汤武革命”“有德者居之”以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主义政治伦理，从西周以来，就已深植于士人政治的骨髓了，它们可以随时润滑残酷的现实，为自己的人生安排进退之路，哪怕在洞悉一切之后，仍能坦然承受这种无以复加的王朝更迭所造成的鲁莽后果，期待新朝的明君圣主。
当新朝政治理想呼啸而过后，儒家还会留下一个非常治愈的带有终极性的理念，给士人以更深层的人格塑造，即儒家“修齐治平”的家国人格通道——以“天下”为终极目标。
早在儒家《大学》中，就已提出士人的平生功业，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士人定制了一整套人生旅程。而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的宏大叙事中，我们发现其中竟然埋伏着一个庄严的伏笔，以调节或缓冲改朝换代带来的焦虑。
那“伏笔”就是治国的“国”，它告诫士人，“国”非政治终极诉求，“天下”才是。而“治国”这一环节，不过是实现儒家理想国的一个高级阶段。而王朝易代，也不过是“德”之得失的表现有所不同，旧朝因失“德”而“失天下”，新朝则因“有德”而居天下，这也是儒家革命论的“标签”。
历史由胜者书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王朝史观的一贯铁律。当这一铁律转化为政治伦理，即生成为国家正义之时，一个极简的“德”字，就可以为王权的正当性筑基。
但是，历史的进程表明，国家的失败，并非皆由失德所致，其实，更多是因失政而败。天水一朝，有宋两代，一败再败，均由失政，非因失德，故宋国虽亡，而遗德仍在，两宋失政于王土，而积德于文化的江山，创造了灿烂的艺术文化和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等；也正因其遗德深广，而有大英雄出，如文天祥等。故由“遗民”之多寡，可见前朝“遗德”之深浅，由“遗士”之抗争，可见文化中国未来新生机，以此，龚开成了我们的一个观察点。
新朝“立德”第一，以“圣人革命”和“修齐治平”开篇，“平天下”是“治国”的高级阶段和终极目标。若放在“平天下”来论，出仕、改仕，并非“二臣”，改朝换代，文化中国尚在，所以从旧朝入新朝，也可谓“继往开来”。
新朝“立德”第二，尊先贤，敬遗士，并为前朝修史，对于遗士，则期望他们改仕，达成新的政治认同，若仍持不同政见，则网开一面，容当隐士，且表彰他们的气节。新朝旧士，可见新朝雅量，并能以“气节”论人格，形成人格审美共识。
儒家这套政治设计的最有效的用途，就是纾解中国士人“进出”的心理扭结，无论赵孟頫的出仕，还是龚开的归隐，都可以在这里修复他们的破碎心路。
他们总给士人一个退却的出口，一个尚能喘口气的缝隙，在归隐和出仕之间任其自如，如果说龚开隐逸如“石上清泉”，那么赵孟頫出仕即若“松间明月”，皆具有中土儒道审美风。
历史已经沉默，但人们却难遏其回响，作为历史的书写译者，我们不可肆译其沉默，但不妨倾听其中人性的叹息。谁是龚开或赵孟頫士人情怀与人格的深邃译者，孰能探知他们在易代之际的历史幽暗处，那同一种烟波下的各自乡愁呢？
除了他们的艺术造诣，还有他们在易代之际沉舟侧畔的各自选择，给我们带来必欲思之而后快的深思诱惑。龚开为南宋小吏，亲历赵宋王朝灰飞烟灭之惨烈；赵孟頫为赵家嫡王孙，最不乏在宋元更替中的切肤之痛。如果我们无法深入他们如悬崖跌落般的心路历程，又怎能议论他们落地弹起后的破碎选择？
如果历史只是单纯的时间长河，龚开和赵孟頫也仅如本色的鱼儿悠游其中，那么他们只是他们自己。历史上，若无赵宋蒙元，这世间，也就没有“遗士”，无“不似之人”。但是，人是有意义的动物，在追求价值中创造并呈现历史，定义历史的不同色块，又不得不接受被不同色块定义的命运。他们是自己，但不能忠于自己，只能接受被各种色块定义的命运。如今我们还在定义历史，定义龚开，定义赵孟頫。而唯一的定义尺度是忠诚于个体性，尽可能还原一个人的定义，离开纯粹个体的隐逸，那就不是遗士。
一个为气节不仕新朝，一个以天下为由而坦然出仕，不仕的，有文化江山接纳；出仕的，一旦放下了王朝万万岁的执念，就会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平天下”的底气托起，管它赵宋还是孛儿只斤王朝，只要是个王朝，就得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走马灯的角色，如鬼吹灯，倏忽而过，掠过文化江山的夜空，消失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在成王败寇的搅拌机里重复王朝正统。
显然，历史的追求永无止境，王朝的主题有多少变奏，思想的成长和审美的追求就会胜出多少咄咄的对应。
在王朝史里，还有比南宋灭亡更悲壮的吗？有！想必晚明亡于满清、晚清败于日本，带给士人的恐怕都是同样级别的心理地震。当元初忽必烈欲借海道于日本，却遭日本武士打败时，给日本史家留下“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谈资。崖山之后，南宋一朝覆灭，但文化中国犹在，龚开们还在，赵孟頫们也在，只要作为文化中国中坚的士人们还在，即便再有几个崖山之后，文化中国依然，文化传承不断，盖因国朝虽亡，犹有士人奋起救亡。“启蒙与救亡”，不是近代以后才有的话题，而是自唐宋以来，每过二、三百年，大凡易代之际，就会有的问题，自宋至元、自元至明、自明至清、自清以至于民国，此真可谓启蒙不已，救亡不止，成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思想与文化的动力。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李冬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独立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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