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一生只中过秀才。二十岁入学，此后八次参加乡试，一次也没考中。四十六岁那年，他因杀妻下狱，连秀才的身份也被革去。这个被时人称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人，从此彻底断绝了科举入仕的可能。
徐渭的才华是公认的。诗文、书画、戏剧，无一不精。他八岁时业师就期许他为谢家宝树，十岁时知县勉励他期于大成。可这样的天才，偏偏被困在秀才的层级里动弹不得。科举之路壅塞，向上流动性极小，他只能在县学生员、教书先生、幕府书记、笔耕文人之间来回转换。他做过胡宗宪的幕僚，胡宗宪倒台后他一度发狂，作《自为墓志铭》，用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三次自杀而未死。晚年的徐渭老病贫交加，七十三岁时死于所寄居的儿子岳父家中。一个自负才华的人，终其一生连举人都没考上，最后在潦倒中死去。
与徐渭的潦倒形成对照的是另一类秀才的活法。万历四十三年秋天，松江华亭发生了一件事。大书画家董其昌的次子董祖常看中了家仆陈明的继女绿英，率悍仆陈明纠众打毁生员陆兆芳的家，将绿英强行抢走。董家势压乡里，舆情早已不服。有读书人编出唱本，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在闾巷流传。董其昌又羞又怒，怀疑唱本出自亲戚范昶之手，逼他来对质。范昶矢口否认，到城隍庙赌咒发誓。回家十来天就气死了。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此事在读书人中激起公愤。一郡生员为范家鸣不平，先是向官府控告，继而飞章传檄，遍及大街小巷，连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唱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三县一卫的百姓齐来华亭，拥挤于道路两旁，不下十万，骂声如沸。董家被焚抢一空，三处住宅烧为白地，董其昌一生搜集的字画也成了灰烬。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件。
范昶这个秀才死得冤。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听了别人编的唱本，就被董家逼到死。而他死后，成百上千的生员为他鸣冤叫屈，最终把董家烧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秀才这个群体虽然个体可能穷困潦倒，但一旦联合起来，能量极大。事关一人，乃倡通学，事关本学，乃联各学，遂成地方政治中的一大力量。一个范昶死了，千万个范昶可以为他报仇。
但秀才们替范昶出头，真的只是为了公道吗？当然不全是。范昶是秀才，董其昌也是秀才出身。这件事本质上是一个特权阶层内部的冲突。董家仗着势大欺压另一个秀才，触动了整个秀才群体的利益底线——如果今天董家可以随便逼死范昶，明天就可能逼死任何一个人。
徐渭和范昶，代表了秀才的两种死法。徐渭是困死在秀才的身份里，一辈子爬不上去，最后贫病交加而死。范昶是被另一个更大的特权者踩死，连秀才的身份都保不住他。两种死法看似不同，根源却是一个：秀才这个身份太脆弱了。说它有用，确实有用——免役特权、高于平民的社会地位、聚众闹事的能力。说它没用，也确实没用——在真正的权贵面前，秀才什么都不是。董其昌的儿子敢带二百人打砸陆秀才的家，就因为知道一个秀才翻不起大浪。范昶被逼死，官府也没怎么管，直到事情闹大、百姓抄家，才不可收拾。
这种不上不下的处境，把秀才逼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徐渭这样的，愤世嫉俗，走向癫狂。一种是恶霸型的，既然往上爬不上去，就在下面作威作福。后者更普遍。明代后期，生员利用免役特权，或买富差贫，诡寄钱粮，或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顾炎武说得狠：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他把生员和乡官、吏胥并列，认为是祸害百姓的三种人。
秀才横行乡里到什么程度？市井之人相争，常威胁说我雇秀才打汝。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第一，秀才是可以花钱雇来打人的。第二，秀才打人有威慑力，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官府不好管。第三，这说明秀才已经沦落到和打手差不多的地步了。一个本该读书明理的人，变成了可以花钱雇用的暴力工具。蓝袍大王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秀才不再是温文尔雅的蓝袍先生，而是形同无赖一般。
正德年间，霸州秀才赵璲乘刘六刘七之乱肆行杀掠，毒流数省。秀才为盗，比普通人危害更大。因为他的身份本身就是护身符，官府抓了他，还要顾忌读书人的名声。而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更加肆无忌惮。万历四十年元宵节，泾县几个童生去某颜乡绅家看戏发生冲突，一个童生被殴死。仅一天时间，周围五县的童生便发动起来，围攻颜家，把家财抢得精光。这帮人的组织能力和行动力，比官府还快。
朝廷难道不知道这些乱象吗？当然知道。明太祖立过卧碑，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可规定归规定，执行归执行。五十万生员，法不责众。谁也不敢担上迫害读书人的名声。于是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荒诞的是，秀才们作恶的同时，自己也在被更大的恶压迫。徐渭被科举制度压死，范昶被董其昌压死。他们一边欺负百姓，一边被权贵欺负。这个群体就像夹在磨盘中间的豆子，上下挤压，碎成粉末，粉末又去磨别人。
董其昌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白手起家，至家产极为可观，主要来源是大批的投靠。投靠是明代赋税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现象，贫民把田产投献给势家，换取庇护，逃避赋役。董其昌靠这个发了大财，家中的豪奴悍仆专恣横行，聚敛多方。他自己是书画大家，官至礼部尚书，表面上风光无限。可民抄董宦之后，他一生搜集的字画化为灰烬，名誉也一落千丈。一个靠投靠制度起家的人，最终被制度养出来的民愤吞噬。
这就是秀才这个群体的全部悲剧。他们是被制度制造出来的，又被制度困住。往上走的路太窄，几十万人挤一条独木桥，绝大多数人掉下去。掉下去又不甘心，就在下面拼命抓挠，抓不到别的就抓身边的人。于是弱者欺负更弱者，强者碾压弱者，整个社会在内部摩擦中不断失血。朝廷知道问题在哪，但不敢动。动了五十万秀才，就等于动了五十万个家庭，牵涉的人口以百万计。帝国的基层治理靠的就是这帮人，动了他们，谁来管地方？
不动，就让制度继续腐烂。动了，可能立刻崩溃。明代的选择是不动。于是徐渭继续潦倒，范昶继续被欺负，蓝袍大王继续横行。直到王朝覆灭，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徐渭死的时候七十三岁，穷困潦倒。范昶死的时候大约四五十岁，被逼而死。他们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是秀才，都是读书人，都死得不明不白。一个死于爬不上去，一个死于被人踩下来。秀才这个身份，既不能保护徐渭，也不能保护范昶，却能让他们去欺负比他们更弱的人。这大概是明代制度最残忍的地方——它给了一个群体虚假的安全感，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人上人，实际上他们和那些被他们欺负的百姓一样，都是制度的祭品。
热门跟贴